云卜堂 | 丹心未泯创新愿白发犹残求是辉 ——屈全绳先生对金铜佛像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四川文化网 2021-6-18 13:32 1785人围观文学作品

在屈全绳先生新著《月满昆仑》的六大组成部分中，家国情怀占了很大的比例。除此以外，关于敦煌学、巫文化、大足石刻以及元明清金铜佛像这些高冷学术门类的研究， ...

本文作者南远景主持研讨会并作发言

　　在屈全绳先生新著《月满昆仑》的六大组成部分中，家国情怀占了很大的比例。除此以外，关于敦煌学、巫文化、大足石刻以及元明清金铜佛像这些高冷学术门类的研究，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全书67篇文章，有9篇论及金铜佛像，可见金铜佛像在屈全绳学术研究中的份量。

　　金铜佛像是以青铜为胎、鎏金为饰的佛像艺术造像。造像过程的熔铸与锻炼非常繁复，从冶铜、塑胎、脱蜡、铸铜，到鎏金及錾花加工等等，展现了古代深奥的金属造像工艺智慧。

　　1998年之前，金铜佛像研究在国内国外都属于阳春白雪，除少量研究具有学术内涵外，大多数介绍主要着眼于收藏和拍卖的商业目的。1998年以来，原兰州军区副师职干部、屈全绳先生的老战友李巍先生收藏的一千多尊元明清金铜佛像引起屈全绳先生极大震撼。出于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责任感和汉藏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自觉，屈先生牵头协调十多位国内顶级专家，付出极大努力投入这批金铜佛像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和思想观点，对金铜佛像的理论研究和社会推广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李巍先生收藏的明永乐金铜佛像

　　第一，提出了“汉藏交融”的思想主题

　　1998年以前，学术界和拍卖界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金铜佛像的造型、材料和工艺上。屈全绳先生在深入研究金铜佛像造像历史和现实作用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金铜佛像的思想主题是“汉藏交融”，并将他亲自策划，王家鹏、沈卫荣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金铜佛像集萃”一书取名为《汉藏交融》。他指出，明永乐、宣德金铜佛像在艺术风格上融合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造像的特点，工艺精湛，气势恢弘，姿态富于动感，颇具震撼力，因而被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僧俗信众普遍接受。藏族是一个全民信奉佛教的民族。金铜佛像将汉文化与藏文化融为一体，其巨大的艺术力量和“汉藏交融”的思想主题带给藏族上层人士和普通信众的不仅是心理慰藉和美的享受，而且成为明朝中央政权团结西藏上层和藏族信众、进而安疆固土的媒介和载体。

　　明朝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后，又与元蒙残余势力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但在处理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关系问题上，完全继承了元朝的政策并有新的发展。从明朝立国开始，明中央政府即遣使入藏，告谕各个部族教派和旧封官员入朝受职。明朝廷的几次重要封授，为藏传佛教接受明朝的治理奠定了基础。明成祖即位后，对藏传佛教更为重视，在改变独尊萨迦派旧制的同时，对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政教首领均予敕封，共尊厚待，不断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上层喇嘛的直接联系，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制度安排和统治秩序。

　　当时赴内地入贡、弘法、参访、朝山的西藏喇嘛每年数以千计。他们将在西藏铸造的金铜佛像作为贡品献给朝廷，朝廷则以宫廷精心制作的金铜佛像赏赐朝贡的喇嘛。赐品为朝廷御用监制，价值数倍于贡品。屈全绳先生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道：“纵观我国近两千年的佛教造像史，永乐宫廷造像所具有的标程百代的地位是无以替代的。其时，在隶属于‘御用监’的佛作中，技艺精湛的工匠在官吏的监督下，依据宫廷要求和藏传佛教定型的造像模式，融入内地传统的审美情趣、表现手法和工艺特点，按照严格的量度和仪轨统一制作佛像。由于选材用料考究，制作规范精细，600多年来永乐造像以神韵精美曼妙、仪态华丽端庄而独步中外，以造型匠心别具、风格兼容汉藏而冠绝古今。”

　　屈全绳先生不仅深入研究了永乐和宣德金铜佛像的艺术造型，而且对其审美价值提出独到见解，他说：“永乐造像的审美价值，不仅体现在巧不可阶的工艺水平上，更体现在汉藏交融的造型特征上。这种亦藏亦汉的殊特造型，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蕴含着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和谐的原始信息。”

　　世界上从不缺乏思想，而是缺乏发现和提炼思想的眼光。“汉藏交融”思想主题的提出，赋予了金铜佛像研究的灵魂，找准了金铜佛像研究的历史定位，明确了金铜佛像研究的正确方向，还原了金铜佛像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上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屈全绳对金铜佛像研究的一大贡献。

　　本文作者南远景陪同屈全绳先生会前签到

　　第二，揭示了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的内在联系

　　藏族，广义而言是羌族的一支。大约在5000年前，古羌人进入了青藏边缘一带，之后发生了分裂。进入渭河流域的发明了种植业，演变为农耕民族，也就是华夏族；在甘青一带继续游牧的为羌族；而深入西藏地区的，演变成为藏族。藏族、羌族、汉族虽然是同宗同源的民族，但几千年的分离，使得藏文化与汉文化产生了许多异同。西藏自元朝正式纳入中央版图后，藏文化与汉文化的联系日趋紧密，文化交融直接促成了国家对藏民族的接纳和藏民族对统一的国家的认同。屈全绳先生认为，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金铜佛像所蕴含的文化元素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屈先生说，金铜佛像不仅是汉藏文化交融的载体，而且融汇了汉藏人民的深厚感情和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亲情血脉，承载了汉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桥梁使命。作者在《汉藏佛教文化艺术交融的认同基础》一文中写道：“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和载体。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是中华民族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仅蕴藏着传统文化的丰厚內涵，而且凝聚着民族交融的历史结晶。”

　　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和金铜佛像实物为依据，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金铜佛像所内涵的汉藏文化的互尊互补性，论述了两种文化在深层次的历史进程中和跨地域的现实表征中的共通性，揭示了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的内在联系。一是两种文化认同一个国家。从元朝以来的八百年间，无论分裂势力如何捣乱破坏，统一的、包容的多民族根脉，在藏族僧俗民众心中深深扎根，祖国无可替代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广袤的藏族聚居区牢不可破。二是两种文化认同一个佛祖。无论是藏传佛教的四大派，还是汉传佛教的八大宗，大家都把释迦牟尼视为佛教始祖，认为佛陀不仅是佛、法、僧“三宝”的集大成者，还是第一个讲经传法的凡世超人。三是两种文化认同一个渊源。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对于佛教发源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现在的尼泊尔境内)早已形成共识，对释迦牟尼的王子身份、苦修过程、参悟真谛、立身成佛、游方传教的故事坚信不疑，对佛教的根本典籍和行为准则共同认可。四是两种文化认同一个宗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把慈悲为怀、以善为本、普度众生作为信仰的宗旨和价值取向。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前置条件。屈全绳先生四个方面的归纳总结，揭示了汉藏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的内在联系，为汉藏交融理论研究探索了一条新路。

　　第三，开拓了金铜佛像造像艺术的研究领域

　　屈全绳先生在接触老战友李巍这一批金铜佛像收藏之前，对金铜佛像的认识仅限于了解的层面。1998年之后，他在协调专家系统研究这批金铜佛像的过程中，虚心向历史学习，向专家请教，认识逐步深化，以致后来积累了这方面的知识，并以独立的思考和独特的眼光开拓了金铜佛像研究的新领域。

　　首先是把金铜佛像的造像艺术放在佛教传播的历史大背景下深入考证。几年时间，他阅读了大量佛教历史资料，尤其对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中有关汉藏佛学的多重文字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比李巍先生和故宫博物院丰富的实物收藏，梳理出金铜佛像造像艺术的发展轨迹和风格变化路径。他在《永乐金铜佛像与汉藏文化交融》一文中写道：“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虽几经兴废，仍在变革中发展。在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建筑甚至生活习俗的同时，佛教造像也逐步淡化梵像风貌，展现出本土造像的神韵，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受纳与包容。”

　　其次，在深入研究犍陀罗和印度佛教造像风格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佛教造像艺术”的概念。他说：“藏传佛教造像、汉传佛教造像以及汉藏交融风格的佛教造像，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这一造像艺术是在“吸收犍陀罗和印度佛教造像风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具一格的中国佛教造像，是佛教演变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文化遗存，更是汉藏历史交融的艺术结晶。”古犍陀罗国位于今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公元一世纪，犍陀罗地区出现了最早的佛像雕塑，佛像发髻多为波浪式，深目高鼻，穿着通肩大衣，具有浓厚的希腊化雕塑风格，被称为犍陀罗风格。而印度佛像造像风格包括古印度南部的秣菟罗风格和北印度、中印度以及整个恒河流域的笈多风格。公元七世纪以后，中国本土佛教造像艺术与来自犍陀罗和古印度其他地方的佛教造像艺术的不断融合，成就了中国佛教造像。屈全绳先生将这一艺术门类归纳为“中国特色佛教造像艺术”，为这一造型艺术的后续研究开辟了新路。

　　第三，概括出永乐金铜佛像美美与共、汉藏交融的艺术特点。屈全绳说：“永乐时期的宫廷佛教造像，在继承元廷造像风格的基础上，从汉藏信众共同接纳的艺术形象着眼，把各美其美的汉藏造像元素有机融合，铸成了美美与共、汉藏交融的永乐金铜佛像。”永乐金铜佛像艺术特点的提炼总结，完全符合这一时期金铜佛像造型神韵精美曼妙、仪态华丽端庄的风格，也为后人研究金铜佛像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四，为宣传推广汉藏交融文化做出不懈努力

　　1998年之前，李巍先生凭一己之力将流落民间、濒临消失的一千多尊元明清金铜佛像集中收藏保护，可谓功德无量。但如何将文物固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充分发挥出来，则是李巍力所不逮的。屈全绳先生长期担任部队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他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帮助李巍先生将国宝从藏室带入社会、带入学术，使其走向国家级艺术殿堂，为这批文物重见天日、发挥应有的作用铺平了道路。

　　首先，协调专家对文物进行科学鉴定、开展学术研究。在屈全绳先生的协调下，直接或间接参与文物鉴定和学术研究的专家达十多位。其中国学大师季羡林、饶宗颐、冯其庸，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尧，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藏学和藏传佛教研究专家、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现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沈卫荣教授，北美汉藏佛学研究会会长谈锡永上师，佛教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馆员王家鹏，敦煌研究院佛教与佛造像专家孙国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步连生，中央民族大学张志伟教授，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铸造史专家周卫荣等，都为这批金铜佛像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其次，提出“让藏品变为展品，让文物传承文化”的主张。李巍先生接受屈先生这一建议，先后向中国国家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和普陀山佛教协会捐赠金铜佛像和法器756尊(件)。这些文物先后在国家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和普陀山展出，受到僧俗群众热烈欢迎。

　　第三，亲自撰写稿件、策划出版图书文集，宣传汉藏交融文化。他先后组织专家学者撰写学术论文近百篇，亲自撰写十余篇文章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和报纸、网络上发表，策划并参与编写出版《汉藏交融》《汉风藏韵》专著两部，还有一部《汉魂藏脉》已经完稿交由出版社审稿。目前，屈全绳先生提出的“国家认同”“汉藏交融”“汉风藏韵”等概念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官方和群众用语，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佛教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内容，更是广大信众的精神家园。屈全绳先生对汉藏交融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和李巍先生的金铜佛像保护收藏一样也将被历史记住，成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二零二一年六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