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谷访谈录】师道的重量〈 2 〉

新文人画院 2021-11-20 17:14 4996人围观四川艺术

“师道”二字的分量，越是在变革之际，越能体现，越是在危难之际，越能体现，越是在时间的淬炼之中，越能体现。“师道”二字，绝不是挂在嘴上的话，写在书里的文章，“师道”贵在坚守“道”的本真，坚守师者所传之道 ...

【题记】“师道”二字的分量，越是在变革之际，越能体现，越是在危难之际，越能体现，越是在时间的淬炼之中，越能体现。“师道”二字，绝不是挂在嘴上的话，写在书里的文章，“师道”贵在坚守“道”的本真，坚守师者所传之道的初衷。在今天这个浮躁与狂乱并存的时代，更应该以“师道”精神而自省，无论是为人师者，还是为人弟子，应该时刻自省“师道”绝不仅仅是课堂上教授的知识，而是历经时间洗练之后的“本立而道生”。

师者传道，绝不是死守门规。在大时代面前，师者之道，应该是天地之间顶天立地的立人立心的大道所在，摒弃门规，坚守民族气节，才是不负时代。

新文人画院：罗老师好，我们在上一期谈到章太炎先生与俞樾先生的师生之间的恩怨，也知道《谢本师》背后的故事。其实历史上像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多？在这种师生恩怨的背后，是不是有悖于您所倡导的“师道”精神呢？

罗家宽：我认为“师道”精神不是固步自封，也不是唯我是尊，“师道”的核心在于文化的传承，在于载道而行，为时代立人心。晚清民国那一段历史，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思想的交锋，实际上也在考验中国传统的“师道”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师徒之间的认识会有一些不同，但从根本上而言，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背离中国文化的精神旨趣——载道而行，立人立心！

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一对师徒在大时代面前的人生选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俞樾与章太炎之间，只是对新旧思想的认知不同而已，虽然俞樾先生在情急之下将章太炎逐出师门，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他们在学术上的认知是相同的，也是一脉相传的。但是，康、梁两位先生从开始的师徒关系，到分道扬镳，再到交恶，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在每个人的心中的激荡。梁启超十七岁那年，中举人，一时风光无限，他拜南海康有为时，康有为还没有功名在身，足见梁启超的气魄之大。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时余少年科第，且与时流所推崇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戍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茫茫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可见他对康有为的推崇之至，此后的很多年，他一直保持着与乃师康有为的学术思想的高度认同，鼓吹变法维新，从维新运动、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梁启超一直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为康有为的思想代言。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康、梁避难海外，他们真正的分歧便开始了。康有为在政治思想上由之前的维新派便为保皇派，引领时代之风气全无，开历史倒车，成为天下之笑柄。梁启超则不同，他流亡日本之后，接受新思想，与康有为的保皇守旧截然不同。据丁文江先生《梁任公先生年谱》记载，康、梁真正的分手是在民国元年四五月间，清帝溥仪逊位前夕，当时康有为给梁启超写信，要求一起拯救清廷。梁启超在回信中坚定表示绝不为此而努力，更不屑与清朝的亲贵合作。他在信中还劝说康有为改变主张，如若不然则趋舍异路。辛亥之后，梁启超再也不会对康有为百依百顺，而是心向共和，他们二人尤其在张勋复辟一事上，形同水火，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

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曾经说过：“分化不仅表现于康梁之间，而且广泛地表现于昔日的维新、保皇党人之间，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围绕者辛亥革命这一大主题重新组合，酝酿着新的角逐和斗争。”师者传道，绝不是死守门规。在大时代面前，师者之道，应该是天地之间顶天立地的立人立心的大道所在，摒弃门规，坚守民族气节，才是不负时代。

师生之谊，是人一生之所系，无论发生了什么，对于一个君子而言，坦荡如虹地面对，是最好不过了。“师道”应遵循大道所致，则更能体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风范。

新文人画院：我们其实知道，晚年的梁启超对康有为还是非常尊敬的，这能否说明，梁启超在思想上有所悔意，从而对乃师康有为的态度有所改变？

罗家宽：我不认为梁启超先生有所悔意，梁任公先生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是坦荡如虹的大君子，敢作敢当，敢于担当时代所赋予他的责任爱憎分明，不存在悔意。他之所以在康有为晚年对乃师执弟子礼甚恭，我认为梁启超先生晚年离开政坛之后，潜心于学术研究，对中国传统的师道精神还是非常敬畏的，尽管与师父康有为有过分歧，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士人精神，梁启超先生还是非常看重的。

梁启超离开政坛之后，在吴宓的邀请下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潜心学术研究。陈寅恪先生曾经送给梁启超一幅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时代已经不是康梁的时代，他们之间的裂痕也在时间的消磨中，逐渐弥合。1927年3月8日，康有为七十大寿，梁启超亲自前往上海为师父康有为祝寿，并撰写了寿联：“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对老师的崇敬之情，跃然纸上。师生之谊，是人一生之所系，无论发生了什么，对于一个君子而言，坦荡如虹地面对，是最好不过了。“师道”应遵循大道所致，则更能体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风范。康、梁那一代人，其于旧学根深蒂固，在新旧交替之中，他们虽然焦灼奋起，但始终没有忘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立人之念，在国家面临艰难之际，他们或可以为主义而争，或可以为选择而争，但仍不忘者是他们的民族大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