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附逆者周作人

新文人画院 2021-11-24 13:45 3021人围观学术评论

恩师章太炎……坚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最后以“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勿食其官禄”的遗言而谢世，……遗憾的是周作人，振振有词的指责完恩师之后，若干年后，他——周作人，却成了贰臣，实在是可笑！

附逆者周作人

文 / 孙亚军

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汉奸周作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内所有的交通停顿，裕仁天皇在用低沉的声音，向全世界在宣布《终战诏书》，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战争策动者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诏书

8月16日下午，南京汪伪政府召开了最后一次高级别的政治会议，宣布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解散，据说解散书是由大汉奸周佛海宣读：

“……吾人目睹祖国半壁河山被日军侵占。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惴惴不安。故迫于时会，以一种特殊方式救亡图存，以不得已之手段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今则日本政府已投降，世界已恢复和平，而国家之独立自由，与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却无异致。”

汪伪政权的解散，或许对于中国人而言才刚刚是个开始，清算“附逆者”随即而来，他们——民族的败类——必须面对国人的审判。

作为汪伪政权时期的高级官员——教育总署督办、鲁迅先生的二弟、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北京大学曾经的教授周作人，此时惶惶不安。

10月6日，日本投降一个月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军统戴笠，逮捕华北地区高级别汉奸，在李宗仁出具的这份名单当中，周作人位列其中。据说，逮捕周作人时，枪口直指胸前，他只是平静地站起来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周作人在后来的《监狱生活》一文中，记载了当日被捕之时的心境：

“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得到胜利，凡是在敌伪时期做过事的人当然要受到处分，不过虽有这个觉悟，而难望能够得到公平的处理，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目的是在于‘劫收’，并不是为别的事情。我这里没有其他宝贝，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托牌的一支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所偷去……”

1946年夏季周作人受审途中

接受审判的周作人

《中国抗战画史》 1947年5月

在中国，自古以来文人的附逆比武士的附逆更可恶！因为，文人一旦附逆之后，意味着精神力量的坍塌。因此，儒家文化下倡导“士可杀不可辱”，鄙视“贰臣贼子”，尤其是在整个民族的命运受到威胁之时，知识分子更应该担当起天下道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年，周作人的恩师章太炎先生在世之时，时局艰难之际，警惕世人勿忘“夷夏之防”，警惕文人士大夫勿作贰臣，其用心之苦，周作人是知道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周作人，思想颇具爱国情怀，尤其是得知恩师章太炎在时局复杂军阀混战之时，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支持孙传芳等人在南京搞得“投壶新议”之后，愤然在《语丝》杂志上刊发“谢本师”，以表明对章太炎先生的不满。1926年8月28日的《语丝》杂志上刊发的周作人的文章，文中说：

“对于国学及革命事业我不能承了先生的教训有什么贡献，但我自己知道受了先生不少影响……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老夫子）已经将四十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

但是，恩师章太炎终究还是在国难家仇之际，坚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最后以“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勿食其官禄”的遗言而谢世，在民族大义面前，未失操守。遗憾的是周作人，振振有词的指责完恩师之后，若干年后，他——周作人，却成了贰臣，实在是可笑！

1936年章太炎追悼会

左起：朱镜宙、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

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刘文典

据说二十年代，周作人对日本还是非常愤怒的，发表过不少“排日言论”，1926年3月16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文章《排日——日本是中国之仇敌》，文章言辞之激烈，态度之鲜明，与他日后附逆判若两人。他在文章中说：

“日本是中国的仇敌，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应当排日在排一切帝国主义之先，并且还应当在排英之先。……中日共存的理论是对的，不过他的前提是先要中国有排日的决心与毅力，没有这个的共存就是合并。中国与日本万万不能亲善，在现今一强一弱的时候，讲亲善，须等中国有了自觉，能够自强了，我不想奈何你，你也奈何不了我……这才是可能的亲善。”

1920年代末期苦雨斋里的周作人

时过境迁，周作人态度变化之快，真是令当时的文化界始料未及，人们断然不敢相信，周作人教授“附逆”成真。

1943年4月13日，时任汪伪政权的“教育总督办”的周作人，在南下讲学之际赴苏州，专程拜吊了先师章太炎先生的陵墓，也参观了先师的恩师俞樾先生的寓所“苏州曲园”，不知周作人面对先师章太炎先生的灵谷，作何感想？昔日发文笔伐先师，今日竟以汉奸之身份站在先师的陵前，若太炎先生泉下有知，定要将周作人这个不肖弟子逐出章门。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当时周作人并未对自己的附逆有任何惭愧之意，拜吊先师陵寝期间，他还诗意盎然，写了很多诗。

1941年周作人夫妇访问日本抵达东京

1941年佐藤春夫、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欢迎周作人

《大陆画刊》第2卷第6期

言不由衷表里不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软肋，不得已而为之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虚伪之处。周作人算是一个典型——无论才华多么横溢，无论学问多么高深，无论现实有多么难，附逆做贰臣，附逆做汉奸，是大节有亏！历史上诸如钱谦益、王铎之流，人心自有定论！

周氏兄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都可以称作为开山氏的人物，这仅仅只针对其学问和文学成就而言。兄弟二人在性情上截然不同，长兄鲁迅有风骨，周作人则阴柔，鲁迅是觉醒者，周作人则是文学者。他——周作人，终究格局与长兄鲁迅不可同日而语。

周氏兄弟失和，则多半因为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做妻子。兄弟二人的手足情抵不住“枕边风”，据说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太太不会持家过日子，鲁迅多看不习惯，因此离开北京，搬出周宅。有一段时间，鲁迅曾经以“宴之敖”为笔名刊发文章，这个笔名后来根据鲁迅先生的解释是：“宴，当分三段来看，从家，从日，从女，意思是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的”。他们兄弟二人，如同中国文化星空中的两颗明星——长庚和启明，《诗经》有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寓意兄弟不和，他们在从小手足相依情深似海，岂料后来决裂分手，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宿命。

1910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羽太重久

1923年4月15日，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等合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

1936年，对于周作人而言是一个不好的年份，先是恩师章太炎先生病逝于吴县，四个月后，兄长鲁迅也逝世。对于先师，周作人写过《谢本师》，对于兄长又言语不和形同路人，至死未能见兄长一面。据说，1936年10月20日，也就是鲁迅病逝的第二天，周作人本来有一节《六朝散文》的课要讲，但是那一天，他却夹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整整一节课，他都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之后，他对学生说：“对不起，下堂课我不能讲了，因为我要到老太太那里去！”学生这个时候才发现，周作人的脸色是幽暗的，眼圈是红的。

兄弟终归是兄弟，1949年之后的周作人，能够苟活下来聊以为生的资本就是他的兄长——鲁迅，只能靠写一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或者翻译一些外文，来聊以度日，这是周作人没有想到的。据《周作人的最后二十二年》一书记载：“失去经济来源的周作人看上去的确晚景堪忧。不过，虽然一直戴着汉奸帽子，也颇为穷窘，但周作人接人待物仍不失故态，给人的印象是，他似乎从来没有忘记他曾经有过的盛名，对人在客气中，带着一种冷淡和戒备，有敬而远之的味道。”不过，组织上对他还是不放心，楼适夷曾经有一段回忆，说到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请了日本三名作家前来参加纪念活动。这三名作家要求见周作人，而且不要翻译，这三名日本作家和周作人说了什么，周作人怎么回答，从他们回国之后的文章中能看出端倪，他们对新中国还是怀有恶意的。楼适夷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虽然国家给周作人解决一些生活困难，但他还是不断地诉苦道穷，自称“乞食为生”，而且发现他经常和海外有书信往来，也发现他经常把文物字画寄到香港倒卖。

他——周作人，在晚年从来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他的“附逆”，总是以文人的伎俩在为自己辩白！

北大历史罪人周作人、钱稻孙1963年八道湾合影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正式打响。事变爆发之后，北平告急。国民政府为了保护中国有限的教育力量，决定北平几所大学进行有计划地“南迁”至云南。当时，作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以“家累重不能走”为由，与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一起留在北平。北大赋予他们的任务是保护校有资产，并且每月给予50元的补助津贴。

北平沦陷后，日伪军和汪伪临时政府接管了北平所有机构。一些文化人经受不住日本人的恐吓威胁，纷纷落水，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城当官、任教，这些人当中就有很多是周作人的好友。鉴于周作人在当时文化界的威望和声名，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千方百计地拉拢，因为周作人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级人物，如果周作人能够下水，即使不做事，也能够“安抚人心”。周作人终究还是没有挺得住，1938年2月9日，周作人竟然以北京大学教授之身份，参加了日本人组织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此消息一出，南方学人同事一片哗然！随即，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发出声讨周作人的电报，呼吁大众：“请援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韬孙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之外，借示精神制裁！”与此同时，身处大后方的作家也联名写信，奉劝周作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赶紧离开北平，到大后方参加抗日。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周作人已经在附逆之路上越陷越深。

1938年2月9日日本人组织“更生”座谈会

右起坐者：三池、何其巩、周作人、张燕卿、

汤尔和、泷川、成田、钱稻孙

1939年的元旦，一场刺杀周作人的行动，让周作人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加速了他“附逆”的步伐。元旦这一天，北京八道湾十一号的周宅，周作人正在和弟子沈启无聊天，忽然门外有人求见。向来不拒见人的周作人让来访者进门，来者便是刺杀周作人的刺客。据周作人回忆当日的情形，他在《知堂回忆录》中写道：

“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直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

1939年元旦遇刺后留影

所幸的是这次刺杀并没有杀死周作人，据说是他穿的厚棉衣里面的毛衣的一粒纽扣挡住了子弹。经过这一场刺杀之后，周作人以为日本人在威胁他，如果此时不出山，他的性命堪忧。应该确切的说，周作人此时心中并没有念起家国仇恨，没有想起过自己还是一名大学教授，中国的知识分子，鲁迅称之为“脊梁”的人。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接受了日本人的委任，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3月18日，又被委任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在1月12日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事实上不能不当。”

1941年，周作人被汪精卫特派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督办，据说周作人在此期间的任职，薪水高达每月4000元以上，借以补贴家用足矣。周作人对他充当“汉奸”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和一些老朋友都要生活”“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他认为“沦陷区的人都是俘虏，苦难正是应该，不用说什么废话”，活着最重要。

1941年伪北平临时政府伪“国立北京大学”内

日本人主持召开东亚文化协议会第八次评议员大会

任命周作人为会长（此图前排右四是周作人）

吴岩著作《株守》(1948）谈及周作人为自己落水的辩解

汉奸记者薛慧子《北国纵横记——和周作人一席谈》

刊于1942年11月24日日本人操弄之《中华日报》

不论后人怎样评述周作人，以为他的文学成就有多高明，但是都无法掩盖他——附逆成为汉奸的事实。我们决然不能站在今天的时代，以文学论文学，来讲述周作人在文学上的高明之处——冲淡的、闲适的、优雅的文字。在中国，文以载道，道之不存，文就是虚妄！

周作人一直被南京国民政府关押至1949年解放前夕。在关押期间，他昔日的北大旧友并没有忘却他，他的弟子俞平伯就专门写信给胡适，希望他念旧情，对“知堂老人”施以援手。俞平伯在信中说：

“若问周之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先生知之最深，故无待平言矣。为国爱才，当有同感，亦无须赘请矣。”又说“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缧绁，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

胡适接到俞平伯的信，确实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北大出函证明校产书籍并无损失，且有增加。原北大校长蒋梦麟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派周作人等保管北大财产，这些都为周作人减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北大教授，却不同意胡适等人的看法，傅斯年以私人身份还在告诫胡适，在周作人的问题上说话要小心，以免授人以柄。据说，1945年秋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他抵达北平之后，陈雪屏前往机场迎接，傅斯年一下飞机便问陈雪屏是否与日伪北大教师有来往，陈雪屏回答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往来，傅斯年听后大为不爽，他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傅斯年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解聘日伪期间附逆的北大教员，其中就包括了周作人！

时过境迁，周作人的附逆已经成为他抹不掉的事实，而且永远被载入中国文学史当中，他——周作人，难逃“汉奸”一词。尽管，那时候他始终坚信，也在努力证明当时刺杀他是由日本人组织的，以此来证明自己是被迫的。殊料后来，刺杀周作人的刺客之一卢品飞在美国现身，并出版了《黑暗的地下》一书，其中有“玉碎”一节，讲述了当年抗日爱国青年锄奸团刺杀周作人的详细过程！据说，周作人听闻之后，惶惶不可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