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 | 卓文君成就了一位励志青年

任率英 · 文君听琴图（局部）

　　成都北门外有座桥，名叫驷马桥。它因汉朝大辞赋家司马相如留题的一句话“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而名，至今已有二千多年了，这便是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的又一佐证。

　　东晋史学家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长安，题市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按常璩的说法，此桥当时应该叫“升仙桥”，它是蜀中通往中原腹地的主要交通要道，出此桥者当是远行。因此，桥是廊桥，有门楣，还有送客观（既是亲朋依依作别的地方、亦是别离祈求平安之场所）。当年司马相如正是从这里起程远赴长安谋发展的，出此桥时他便在廊桥门楣上留下誓言：“大丈夫若不乘驷马车而归，不配过此桥”。驷马，指古时显贵者所乘的用四匹马拉的高车，表示地位显赫。《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洋洋，甚自得也。”

　　这座桥自从与司马相如扯上瓜葛后，也就变得具有浪漫色彩了！这是因为这位蜀中大才子在未出川前，曾在成都至临邛（邛崃）之间和富家之女卓文君演译出的一段浪漫爱情故事的原故。当年相如的一曲《凤求凰》的古琴曲，不知迷倒了多少窈窕淑女，以致让明明可以靠颜质、却又偏偏喜欢秀文彩的卓文君也为之倾心，使她妄为地敢去挑战传统礼仪、去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夜随如意郎君私奔成都，开了自由恋爱之先河。这段爱情之壮举是伟大的，以致它能留芳百世。

　　然而，生活是骨感的、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司马相如在成都就一穷书生而已，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两人用“才情”秀恩爱可以，但总不能拿“文艺”当饭吃吧？毕竟两人还要生活啊！

　　面对这般窘境，文君却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金银手饰悉数变卖，过起了甜蜜的二人世界。但因无差事无进项，钱很快也被花光，无奈之下他们又返回临邛，在兄弟处借了一些银两开了一间酒肆，做起了卖酒的小生意。文君亲自站在柜台前荡提卖酒，相如却在一旁洗涤器皿打起了下手，这就是“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典故。后来在旁人的劝说之下，父亲卓王孙也觉得有点臊卓家人的面子，就分给“与子同等财产”， 使他们又回到了成都，在今天的抚琴路一带“买田宅，为富人”， 过起了相如抚琴，文君吟唱的甜美日子。可谓是才子佳人，鸾凤和鸣！

　　生活虽然美好，但时间一长，两个精神世界十分丰富的人也会乏味，更敌不过街坊邻里对相如的白眼和闲言碎语：“你不是很能写吗？饱读诗书又怎样？满腹经伦又如何？到头来你还不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嘛！”这，极大地刺激了司马相如的自尊心，一度让他情绪低落，无所事事。看着满腹辞藻、才情横溢的丈夫如此憋屈、如此消沉，卓文君于心不忍，她一边安慰丈夫，让他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他们不懂你；一边又激励丈夫要打起精神，堂堂七尺男儿当建不世之功，你要矢志不渝，继续你的修为，是金子总会有发光的时候。相如一听，“是啊！乘风何不飞天外，万丈豪情在胸中。”于是，他又沉下心来，开始经伦和辞赋研习与积累。

　　机会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预备的。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子虚赋》，他被赋中张扬的大国风彩，恢弘的气势所吸引。但从辞藻上看，他以为这是一位老辣的古人所作，叹息不能与作者同时代。当时侍奉在刘彻身边主管猎犬的太监杨得意是蜀人，他对刘彻说：“禀皇上，此赋为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此人尚在蜀中。”刘彻一听万分惊喜，即刻召司马相如进京（司马相如弱冠之时，曾倾囊花钱在京城捐了个“郎” 官，是那种专门陪帝王出行狩猎游玩的侍从。因当时的景帝并不喜欢辞赋文章，相如始终得不到赏识和重用，失意后流落到商丘梁孝王门下时作了这首《子虚赋》。不久，梁孝王死，他又无奈地回到蜀中）。

　　此时，相如与文君这对小夫妻正处在卿卿我我的热恋之中，怎舍得别离？但文君毕竟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女子，她知道“好男儿当志在四方”的道理，即使再有不舍，也要成全为夫的事业，便默默地准备起盘缠和行囊，择日便送郎君来到“升仙桥”，这就是前面开场那一幕。望着柔美、善解人意的娇妻，司马相如也含情脉脉、依依不舍，临了他在廊桥门楣上题写了这句誓言以宽夫人的心。于是，后人有人说这是他临别前为妻子留下的一份保证书；有人认为这是司马相如远行前的一句豪言壮语；当然，也还会有人把它解读为司马相如的赌气之言：老丈人不是看不起我这个穷书生吗？邻里不是认为我是个吃软饭的人吗？于是我今天就写下这句话来让你们瞧一瞧，我司马相如并不是孬种。

　　甭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但文君更愿意想信这是丈夫出门前的励志之言，他自断后路，表达出四川人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实在劲。这里不竟让我想起余秋雨先生赞叹四川人的一句话来：“从这里出发的人，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司马相如就正是这样一个在历史星河中瑰丽的惊人的人、一个让四川人引以为豪的人！

　　到了长安，司马相如来到汉武帝面前，向当今皇上回稟到：“《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上林赋》，此赋不仅在内容上可与《子虚赋》相衔接，且比前赋更具文采。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求问设答，铺成开来，以维护国家的大一统，适时地对统治者进行谏言，以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形象，并开创了汉赋的基调。此赋一出，刘彻大加赞赏，因为它迎合了自己的治世思想，高兴之下赏司马相如作郎，就是侍从在皇帝身边的郎官，以备顾问（出谋划策）差遣所用。正在此时，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

　　公元前130年，中郎将唐蒙因奉命在西南打通夜郎、中通的道路时，因横征暴敛，并因工期紧，诛杀在其看来有意拖延工程的巴蜀土著首领，引起民愤，使西南域骚乱起来。而此时，汉军又正在北方与匈奴军队交战尚酣之时，人力财力消耗甚大，汉武帝不想在这时让后方也燃起战火，于是他果断委派蜀人司马相如以特使身份出使西南域，以解西南夷的民心问题。司马相如不敢逗留，便持节（古代使臣奉命出使，必执上缀旄牛尾的符节以作凭证）速速赶往蜀地。闻讯钦差的到来，成都太守以下官员全体郊迎，早早便来到“升仙桥”外等候。这盛大的迎接场面，前呼后拥过桥的阵势，想必我们现代人一定不乏其想像力。司马相如此刻也着实风光了一把，他抬头望望自己出门时在廊桥门楣上写下的“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的誓言，在看看身下的驷马高车，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然而此时，心中泛起的仅仅一种自豪的快感，全无丝毫成就感的意思，因为他知道自己虽得汉武帝赏识，但到目前为止自己还寸功没立，何来成就感呢？而这时的他，想的更多的却是皇命在身，大丈夫首先当建功立业才是。也正因为司马相如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到蜀地后即刻便着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便以汉武帝的名义写了一篇《谕巴蜀檄》的文章，由太守转发至各县道，以晓谕巴蜀父老，陈明朝廷是要与西南民族通好的，并不是要来横征祸害这一方百姓，并进一步阐明朝廷以文化统一的方针和开发西南夷的重大意义。另外，相如还深入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向民众晓明大义，消除了民族头领的疑虑，平息了这场骚乱。还朝后，司马相如向汉武帝陈述了西南民族归顺汉朝的意愿。武帝大悦，拜相如为中郎将（御林军头领，官位虽然不是很高，但权力很大，代表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让他正式出使西南，建立郡县，重开西南夷诸道往外延伸的工程。

　　这次司马相如的衣锦还乡，才有了真正意义上荣归故里的感觉。而此番蜀地大小官员的郊迎，照例立于北门外的桥外等候，但此桥已不再叫“升仙桥”了，因为老百认为此名太虚无，他们从司马相如身上看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向上精神、一种志向，不如把这桥名改为一种励志之名更让人觉得有希望。于是老百姓为纪念司马相如上次出使西南的经历和所取得的功绩，就把他誓言中的“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的“驷马”二字用着桥名了。

　　司马相如这次被授予实权出使西南域，责任重大，他不敢有丝毫怠慢。这次的使命不仅要使西南夷和西夷边贸之道的修筑要穿越滇蜀之界，还要継续向西发展以至通达永昌（保山）、滇越（腾冲）等地，进而开辟由蜀地到缅甸、身毒（印度）的官道，形成西南的丝绸之路。

　　面对这样浩大的工程，加之开西南夷道在前任中郎将唐蒙的主持下历久未成，已引起蜀中父老的怨恨，加之中央也有不少反对意见，司马相如却不畏坚难，力排众议，又写下一篇名重一时，意义深远的《难巴蜀父老书》。其内容是以蜀中耆老大夫缙绅为代表的二十七长老，向司马相如言说开辟西南夷劳民伤财，对蜀中人民以及西南夷诸民众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更要命的是，这些观点竟然获得了朝中一些大臣的支持。而司马相如此时却站在社会变迁、文明进步的高度来谈论这个问题，虽然开西南夷的确要牺牲掉民众一些暂时的利益，也的确会使“百姓力屈”、“士卒劳倦”。但从长远来看，却对西南域人民有相当多好处的。司马相如在文中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不可辩驳的口吻说道“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因为他认为“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你们说开西南夷道将是得不偿失，那么，倘若“蜀不变服”、“巴不化俗”，那么巴蜀的发展与进步又从何而来？通过司马相如的这番劝说，折服了西南夷民众，连他的那位富甲滇蜀的老丈人卓王孙都为之动容，积极参与到他的发展中来，是出钱又出人。后来，在司马相如的统领治理下，西南域民众相安无事，许多官道相继建成，逐步形成了西南方的丝绸之路，从而使司马相如从一位名噪一时的文学家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成为了一名经世致用的干才。西南丝绸之路主要路段的连接及其官道的开通，司马相如居功至伟，其功应不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功劳之下。而他两千多年前那蕃高屋建瓴的言论，至今对巴蜀之地在继续解放思想、改变观念上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过去，人们看待司马相如多从他的文赋方面看，东汉班固曾说：“文章西汉两司马”。近代鲁迅也有这样的评价：“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于是乎人们就用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去遮掩了他在其它方面的功绩，把他只看成一个吟风弄月的辞赋家，只会花前月下写点情歌辞赋来讨世人喜欢，来玩味浪漫，以致于能与卓文君远在公元前就演绎出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使之闻名中外。

　　殊不知司马相如在那个时代，除了能以一首古琴曲就成就了一段千古绝唱、有滋有味的爱情经典外；更能以两篇辞赋就成就了自己的仕途道路；还能以两篇散文就成就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和事业，这说明司马相如是一个有真才实学、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人，他在吟辞弄赋的时候，却能心系国家与民众，所以在他出使西南夷时，能不计前嫌，将西南夷各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上下齐心去完成西南丝绸之路的建设，因此他被称为“安边功臣”，名垂青史。

　　因此说，驷马桥是一座励志之桥，卓文君就是成就励志青年的那个人，这里面有他俩爱的和弦、文思的启迪；也有卓文君及家族金钱的支柱、和向上精神的激励。后来，既使是司马相如在功成名就起了“二心”之时，卓文君仍能以《白头吟》、《诀别书》两首文采斐然的诗挽回丈夫的心，真正做到了“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周庆 成都市金牛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