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黄侃的“疯”与“狂”

新文人画院 2021-11-27 06:18 1870人围观学术评论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有四位“怪人”，第一便是“辫子教授”辜鸿铭，第二位是“完全一幅病夫模样”的刘申叔（刘师培），第三位则是周作人的大师兄黄季刚（黄侃），第四位是嗜酒如命的林损… ...

黄侃的“疯”与“狂”

文 / 孙亚军

周作人曾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有四位“怪人”，第一便是“辫子教授”辜鸿铭，第二位是“完全一幅病夫模样”的刘申叔（刘师培），第三位则是周作人的大师兄黄季刚（黄侃），第四位是嗜酒如命，且“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有一个时候不是因为黄酒价贵，便是学校欠薪，他便喝那廉价的劣质酒”的林损，这四位“老北大”的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当时的“旧派人物”，他们诲人不倦，却桀骜不驯，他们学贯中西，却坚守传统，他们身上有脾气，却都是磊落的君子人物。

黄季刚与乃师章太炎被当时的人物们都誉为“疯子”，但人们似乎不是在贬低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身上却有一股“牛脾气”，不仅“疯”而且“狂”，他们确实在那个时代活出了“魏晋”人物的风采来。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记载了一段黄侃跟陈独秀的往事，足见其“狂”：

陈独秀

“戊申年（1908）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了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那时适值钱玄同黄季刚在座，听见客人来，只好躲进隔壁的房屋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展，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

这番对话应是黄侃与陈独秀的第一次见面，时隔多年之后，蔡元培主持北大，两位先生同为北大教授。黄侃教授《中国文学》，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主办《新青年》，一新一旧，二人之冲突又在所难免。用周作人的话来形容当时二人的境况：“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作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得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

蔡元培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真是兼容并蓄，既有旧派人物辜鸿铭、黄侃、林琴南等，也有新派人物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等，新旧思想在“北大”这个大熔炉中，淬炼出很多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比如，当年二十多岁留美归来的胡适之先生，就以正教授的身份，在北大任教，而他的学生里面就有傅斯年这样的人物。据说当时，胡适的课很受学生欢迎，听者如云座无虚席，史学家顾颉刚当时正在读北大，他告诉好友傅斯年：“胡博士真有学问，你去听听吧。”傅斯年果然去听胡适的讲课，两人在课堂上一问一答之间，胡适不觉间已是汗流浃背。据胡适后来自己说，当时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好，回答傅斯年的问题令他提心吊胆。

不过，傅斯年与胡适之都算是当时的新派人物，胡适主张“白话文”写作，倡导“新文化运动”，而傅斯年则又是五四运动的健将，注定他们师生二人会在北大结下一生的缘分，后来也确实如此，民国风风雨雨几十年，到了台湾，他们依然如故，这是后话了。但是，傅斯年成为胡适之的弟子，却令黄侃大为不快。当年，十八岁的傅斯年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大乙部（乙部，即文史）学习，国学底子十分深厚，深受黄侃的器重，黄侃一度想把毕生之学传授于傅斯年。或许恰是因为不得傅斯年这位千载难逢的俊才，令黄侃对胡适充满怨愤。

胡适

黄侃骂人在当时的北大是出了名的，尤其骂胡适，绝不留情。当年北大的一次宴会上，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便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一时不知所措，进而黄侃又骂道：“ 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此时大怒，黄侃却说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众人闻罢，哗然哄堂。胡适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很多学科的开山人物，比如在“红学”他提倡“新红学”，主张以考据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再比如在中国哲学研究上，他以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写成《中国哲学史（上）》，但他有一个问题，重要的著作只有上而无下，据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部出版多年，而未见下部，对此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讲课时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学生不解问其故，黄侃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也。”够损！再一次，当时谭鑫培的京剧在北京很有名气，一次课间休息时，教授们谈起了谭鑫培的京剧如何好，胡适说：“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听者无不以为是高论，但是黄侃不同意，他问胡适：“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黄侃无疑是那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辛亥之前，他与乃师章太炎力主共和，以“继绝学、明旧章、存国故、植邦本、固种姓”为己任，加入到反对封建专制、播撒民主共和的阵营当中。辛亥之后，进入民国，革命有成，他与章太炎先生一样，固守文人学术传统，以此作为在时代汤汤洪流之下的立身之本。他是那个时代集名士范、狂狷、孤傲、疯子样，独立特行于一身的人物。他的孤傲与狂狷在于他对激进新思想的排斥，作为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之下的黄侃，在恪守士夫精神上则是一以贯之。

章太炎

黄侃至孝，1898年黄侃的父亲黄云鹄不幸辞世，对黄侃的影响深远。父亲黄云鹄曾经是二甲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按察使，向来疼爱黄侃。黄侃的母亲是黄云鹄的侧室，在古代丈夫去世之后的侧室生活，非常之难，胡适先生的文章《我的母亲》一文就是当时的情形。父亲去世之后，黄侃与母亲的生活极为困难，章太炎先生在《黄季刚墓志铭》中说：“季刚生十三岁而孤，蕲春俗轻庶孽，几不逮学，故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急电召其回家侍母，黄侃在家六月，母亲去世，他悲痛至极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在追杀革命党人，两江总督端方密电湖北逮捕黄侃，黄侃得知消息之后，辗转流亡至日本。在日本期间，黄侃思母心切，便让苏曼珠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悬挂于卧室，终生陪伴。

《梦谒母坟图》

1914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是年秋天，黄侃应蔡元培先生之聘来北大教授《中国文学史》，黄侃抵京之后，辗转打听到老师章太炎的软禁之处，便立即前往探视，见章太炎寂寞一人，便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侍奉老师。白天黄侃在大学教书，晚上师徒二人秉烛夜谈，在此期间，章太炎为黄侃讲授文学史。他在《太炎先生行事记》一文中盛赞他的老师：“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可谓独立不惧，暗然日章，自顾君以来，鲜其伦类者矣。先生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康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

刘师培与黄侃同在北大教书，两人皆为“怪人”，刘师培蓬头垢面学问惊人，黄侃嬉笑谩骂形同“疯子”，但他们彼此心灵相通，互为砥砺相继绝学而矢志不渝。

翩翩少年——未及成“疯”时的刘师培

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据说当时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堪当传人的弟子，黄侃随即说到：“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听罢原以为黄侃在跟自己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刘师培：“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便携带拜师礼，在刘师培家磕头拜师。1919年的秋天，三十多岁的刘师培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自知来日不多，一天他在北平家中向黄侃托付毕生所学：

“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经历所粹，实在三《礼》；即广征西汉经书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尝移写净本，交季刚制序待梓……”

曾子说：“（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黄侃就是曾子眼中的君子。

黄侃的弟子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在《黄季刚老师逸事》一文中写道：“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下午，天气很阴沉，我在金陵大学北大楼朝北的一间教室里，在听季刚老师讲《诗经》。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陈，深受教益，可是老师讲书，也并非完全从学术角度着眼，而每用以借古讽今，批评时政，针砭时弊。”作为教育家的黄侃，一如乃师章太炎，诲人不倦，门下弟子有名望者如范文澜、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程千帆、潘重规、徐复等，这些人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前排左起：

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

作为先生的黄侃很受学生欢迎，当年在授课之余，常常利用郊游吃酒的机会，与学生们畅谈学问，给予学生们很大的启发。他在北大讲授《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据冯友兰先生回忆：“他（黄侃）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有听说过的。”他善于吟诵词章，且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北大师生将他吟诵诗文的调子称为“黄调”，当时颇为流行。冯友兰先生曾经按照“黄调”的路数，给他的妹妹冯沅君讲授文学，指引妹妹走上文学之路。

孔子曰：“述而不作”。黄侃始终认为五十岁之后，才可以著书立说，他十分欣赏清代学者江永时的“年五十后岁为一书”，大可效法。1935年，黄侃五十岁生日，恩师章太炎在苏州写成一幅寿联：“韦编三绝方知命，黄素初裁可著书。”寄给黄侃，并题款：“季刚劬学有年，温温不试”，以此勉励黄侃做学问。然而，章太炎一时疏忽，此对联中隐含“黄绝命书”四字，黄侃接到对联之后，脸色骤变。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度导致胃出血而英年早逝，远在苏州的章太炎闻知后，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悲痛至极。在章太炎的心中，黄侃的地位就是孔门弟子中的颜渊，他在给弟子黄侃的挽联中写道：“辛勤独学鲜传薪，歼我良人，真为颜渊兴一恸；断送此生惟有酒，焉知非福，还从北叟探重玄。”

黄侃病逝之后，章太炎先生为弟子写墓志铭，回顾了黄侃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肯定了黄侃作为革命家、教育家、学者的贡献。在《黄季刚墓志铭》中，他说：

“余违难居东，而季刚始从余学，年逾冠耳，所为文辞已渊懿异凡俗。因授以小学经说，时亦作诗相倡和，出入四年，而武昌倡义。其后季刚教于北京、武昌、南都诸大学，凡二十年，弟子至四五传。余之学不能进以翲，而季刚芀颖骏发，所得视曩时倍蓰，竟以此终。”“东游学日本，慨然有光复诸夏之志。尝归集孝义会于蕲春，就深山废社说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状，听者累千人，环蕲春八县皆向之，众至数万，称曰黄十公子。清宣统三年，武昌倡义，季刚与善化黄兴、广济居正往视，皆曰：“兵力薄，不足支北军。”乃返蕲春集义故谋牵制，得三千人，未成军，为降将某所袭，亡去，之九江。未几，清亡。”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身上都有一种“任道”的精神，初为文士，既而挽狂澜于既倒为“侠士”，进可为天下公，而殚精竭虑舍我其谁，退可为夫子之教，诲人不倦继绝学昌明大义，黄侃的“疯”与“狂”笑骂时事之凄凉，而内收君子气度，集“文士”“侠者”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