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蔡元培——一个时代的背影

       1917年，蔡元培先生应北洋政府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此前，他因为不满袁世凯专政而辞去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一职，而旅居德法，从事教育、哲学和美学研究。据说，他上任伊始的第一天，校工们早已站在校门口，迎接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校长先生，校工们向蔡元培恭敬施礼，蔡元培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深鞠躬。

       中国现代教育的新气象，就在蔡元培的深鞠躬中开始。

       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胡适先生的导师杜威，曾经这样评价蔡元培，他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确实如杜威所言，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如果没有像蔡元培这样的人物，中国的思想者或许还在暗夜中寻找领航的灯塔。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那个时代的北大。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前，校长走马观花式的换来换去，北大是混文凭的好去处，其学生庸俗不堪，当时北京有名的风化区八大胡同最受欢迎的是“两院一堂”的人物，参众两院加一个“京师大学堂”。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后，在一次演讲中即表明了他的治校理念：“大学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先生如是说，也如是做。那时候的北大需要“刮骨疗伤”，作为改革者的蔡元培要让北大脱胎换骨。据说，先生上任后领导体制和学科、学制设置，创办科研机构，倡导平民教育，实行男女同校，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办学方针，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北大成为各种思想与学术交融的精神圣地。当年留学归来的胡适之先生在晚年回忆当年的北大时说：“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一九一八年，年仅二十七岁的胡适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以教授身份在北大任教，那时候的胡适已经是文学革命的提倡者，风华正茂，北大正是他发挥才干的好去处，他告诉好友林语堂：“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胡适他们那一代人，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注定要在积贫积弱的中国掀起一场思想的风暴。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人才济济，既有坚守传统的旧时人物，也有主张新思想的革新派人物，前者如刘师培、黄侃、辜鸿铭，后者如陈独秀、胡适之、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在蔡元培先生的心底，真正的大学是思想的包容所，只有不同的思想才能碰撞出真理的花火，这是大学的使命与责任。

       1916年冬天的一天，刚刚回国不久，准备就任北大校长一职的蔡元培，踌躇满志，准备拜访一位故友——当时正在主办《青年杂志》的陈仲甫（陈独秀）。在此之前，蔡元培正在为他即将上任的北大物色人才，文科学长一职非常重要，他的朋友汤尔和推荐陈独秀。对于陈独秀，蔡元培是知道的，日俄战争期间，蔡元培在上海办《警钟》日报时，刘师培就告诉他，陈独秀一个人坚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推行新思想。此时的陈独秀正在为继续办《新青年》而筹措资金，蔡元培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据说，当时《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先生，一没有著作二没有什么文凭，蔡元培惜才如命，这一天当他来到陈独秀下榻的旅馆后，得知陈独秀因昨夜看戏，尚未起床，于是就让旅馆的伙计端了一个凳子，安心坐下来等陈独秀起床。陈独秀起床之后，见蔡元培在门外待候，慌忙引蔡先生入室。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出身，长陈独秀十二岁，应是前辈，陈独秀说：“蔡先生德高望重，怎敢屈您大驾光临？”蔡元培客气了一番之后，直奔主题，他说：“我初到北大，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风，推进学术研究，不知仲甫可有此意？”陈独秀说：“蔡校长登门谒贤，令人感动，前日沈尹默也提及此事，从前我在安徽师范学校任教，却没有到名牌校园任过教授，怕难以胜任？”蔡元培望着陈独秀桌子上放着的《新青年》，笑吟吟地说：“有你这些思想，足可胜任，《新青年》搬到北大来办，北大要聘请一批名流学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可以帮你办杂志。”

       陈独秀进入北大，无疑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的一个亮点，因为陈独秀的到来，也因为《新青年》这个阵地，一大批有着新思想的学者纷涌而至。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其实他（陈独秀）还没有什么急进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新派的名士而已，看早期的《青年杂志》当可明了，以至杂志改称《新青年》，大概在民六这一年里逐渐有新的发展，胡适之在美国，刘半农在上海，校内则有钱玄同，起而响应，由文体改革进而为对于旧思想之攻击，便造成所谓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所说的“文体”改革即当时的“新诗”与“旧诗”之争、“白话”与“古文”之争，由此而引发的“文学革命”实则是一场思想的革命，我们今天称之为“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有蔡元培的包容并蓄，北大才有《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新潮》等当时宣传新思想的进步刊物，他们所形成的的力量如同飓风，将人们残留在心底的尘埃，一扫而净。

       蔡元培六岁入私塾，十一岁之后学习《史记》《汉书》《文史通义》等经典著作，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开馆授徒，二十四岁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之后，谭嗣同遇害，蔡元培心灰意冷，遂离开翰林院南下，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倡导新学。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开明人士，身上既有旧学问的根底，又有新学的气度。

       开明与包容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最好的遗产，无论新旧人物新旧思想，在北大总有他们的用武之地。新派人物姑且不说，当时北大出了名的旧派人物——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损等便是最好的说明。辜鸿铭原本叫辜汤生，学贯中西，人称“清末怪杰”，因出生在南洋马来西亚，故自称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士在北洋”。据说，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堂大笑，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上讲台，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之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子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了。”一句话切中要害，众同学再也不敢取笑老师。辜鸿铭在北大上课通常是“约法三章”，他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此其一；学生如果背不出书，就站着听讲，不许坐，此其二；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可趁早退堂，此其三。足见，辜鸿铭虽被誉为“怪人”，但在教书育人一事上，仍然恪守先生之风，学问为大。再来看刘师培先生，本来如刘师培这样的人物，一生多变，尤其是在文人气节上多有诟病，蔡元培的伟大或许正是如此，新北大的一定是以学术立身，虽刘师培多变，但其学问在当时却是数一数二的好。刘师培反对以陈独秀为首的白话文改革，但据说刘师培初入北大之时，疾病缠身，文科学长陈独秀对他多有照顾，刮风下雨照例准假。刘师培上课很少写板书，有一次，陈独秀以学长的身份听课，刘师培不知，一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日”，而且用粉笔画了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这让陈独秀很难堪。1919年，《新青年》正在大张旗鼓地鼓吹白话文，此时刘师培已未老先衰，但是“英雄迟暮，壮心不已”，他跳了出来与陈独秀对垒，纠结一班学生办起了《国故》杂志，病入膏肓的刘师培风烛残年，拼尽生命最后一搏，是年秋天，他将毕生所学托付黄侃之后，与世长辞。

       一个时代的风华，须是一个时代的人物铸就。如果一个时代连人物都没有了，何谈风华？蔡元培的时代，一时风流人物汇聚北大，彼此在包容宽松的环境下，成就一个多元的北大，也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培养很多领军人物。

       曾经教授周作人的旧业师寿洙邻，据说向来很少赞誉某人，曾在《蔡孑民言行录》一书中对蔡元培做过这样的评述：“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这样的评价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并非过誉之词。他——蔡元培是那个时代唯一能够中和新旧之气，且从容不迫的君子。冯友兰先生当时就读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他在回忆中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蔡元培先生的情形：“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说程颢‘视其色，其持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洪乎若沧溟之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教授治校，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让大学真正成为引领整个社会的精神圣地，是蔡元培时代北大的特点。据说，蔡元培到北大之后，一改课程预先准备好的习惯，而是让教师说出自己的研究课题，就把整个题目作为一门课，这一做法让功课表真的活起来了，教师可以随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实到课程的内容中去，也可以在讲授时发现不足，教师不再以讲课为负担，而是一种享受。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一文中说：“我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高等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顾着中学的规矩，敷衍过去。点名划到，还是中学的那一套，但是教课，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蔡元培主政下的北大，不在乎教授们的政治主张，在乎的是教授们的学问高下，如上文所说的刘师培，袁世凯篡政之时，他充当了袁世凯的御用文人，但还是被请进北大，教授《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的水平确实高，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都是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随口背诵，学生们非常佩服。那个时候，在北大做个旁听生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有很多人想读北大，苦于家庭穷困交不起学费，于是在北大周围就有很多人租起房子，每天往来于北大各个教授的讲堂，做了旁听生，那时候做旁听生是不需要办手续的，自由往来其中，长期偷听下去。蒋梦麟先生在《西潮与新潮》一书中回忆当时的情形：“当时，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聚了几百人，要求免费，其势汹汹。蔡先生在红楼二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到：‘我给你们决斗’，包围的学生纷纷后退。”

       蔡元培先生对于学生的希望是：“自己尊重自己，化孤独为共同，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有计划地运动。”他的这四点希望，正是他孜孜以求的教育方针，即德育、体育、美育、智育的全面发展，这种教育方针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先行者。

       在蔡元培先生的心中，学生不应该收到政治的蛊惑，以健全自我的人格为己任。但是，风云际会的时代，先生的心愿又岂是他个人所能左右得了。1919年5月4日，一场浩大的学生运动在北京爆发了，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彻底激怒了北京高校的爱国学生，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北洋政府，火烧赵家楼。当时，北大有三十多名学生被逮捕，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此时以校长的名义，并以身家性命为担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体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担当与责任。“和而不同”是中国儒家思想追求人格自由的标志，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真正实现了“和而不同”，杨振宁先生说当时的北大：“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因为古典桐城派的优美散文而不断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先生绝意不在担任北大校长一职，在反对《凡尔赛和约》和将山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的集会上，蔡元培先生站起来说话，他的声音很柔和，他说：“抗议有什么用？我是要辞职的。”第二天，他便神不知鬼不觉的悄然离开了北京，去往南方。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蔡元培先生是真正的人师，他不仅为中国培养了很多一流的学术大师，而且在中国艺术发展中也立下了赫赫功勋。先生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在北大期间，第一次将美术史和美学课列入大学讲堂，并且自己亲自代课。1928年，他更是力排众议，认命年仅二十八岁的林风眠担任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他的女儿嫁给了艺术院教务长林文铮，他嘱咐女婿：“你不要从政做官，把一生精力投放在艺术事业中去，就在这里干一辈子，帮助林风眠把学校办好，他一个人是很难办下去的。”当年，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刚从北京美术学校毕业，在大学里当抄写员，他向蔡元培先生说自己想出国深造，蔡先生答应刘开渠的请求。1928年，蔡元培就将刘开渠以“驻外著作员”的身份派往巴黎，月薪80元，鼓励他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并亲自写信鼓励刘开渠“国内的雕塑事业需要人才”，在蔡元培的召唤下，1933年刘开渠学成归国，成为中国雕塑事业的奠基者。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九龙。中国上下，不分政治派别，均表示深切地哀悼，当时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称蔡元培先生是“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倡明，万流敬仰。”

       先生去世之后，身后竟无一间房、一寸土，且欠下医院数千元的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棺材，也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代筹，其清廉让人落泪。生前好友兼同事，陈独秀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一般的来说，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情或是他已经下定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蔡元培先生连同他主政下的“北大”，是一个时代的背影，或许已经渐行渐远。然而，大学之大乃学问之大的大学精神，在先生的时代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至今无法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