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几年前,我曾专门采访过舒炯先生并为他写过一篇短评。此后因工作关系我与舒炯主席接触很多,对他也有了更多了解。平常交往中,我们都很少称呼他“舒主席”,而更多是尊称他“舒老师”,这既是对他人品学问发自内心的尊重,也感觉这样称呼他更亲切些。舒老师已担任成都市书协主席十多年,并曾任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政协第十至十三届常委,现兼任四川省书协顾问,成都市文联副主席,成都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很多重要社会学术职务,是成都书法界德高望重、名副其实的“老”主席和领头人。 听说舒老师近期即将举办第四次个人书法展,闻此消息,我由衷地为之高兴和衷心祝贺!并情不自禁想用自己的拙笔再次为舒老师写上一些文字,希望将他的人格魅力与书法艺术向读者朋友们宣传介绍,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了解他和欣赏他的艺术。 舒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者,通过近十年和他交往的感受,我想用几个词语来概括他:儒雅,博学,沉稳,宽厚,激情,豪爽。舒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儒雅!中等身材,皮肤白皙,五官端正,面容和善,眉宇间透着一股清癯坚毅之气。他一贯对人很温和——与人交谈时,细声细气,和颜悦色,不激不厉,温文尔雅。虽然舒老师并无高学历,但他却是知识面广博,看问题眼界极高的人。除书法外,他精通武术,研习儒、道、佛哲学,通历史,喜诗文,关心政治,文武兼修。与人论书时,他常常引经据典,出佛入道,以传统哲学经典解释书法,讲解极富哲理。他曾说,“为学贵在取舍,贵在心悟”,“书法的宗旨当以追求主体精神的自由为最高目的,这种精神须脱离一切束缚后而超时空,遨游天地之间,因之可以说,学习书法就是问道、体道进而证道而通神”。舒老师一贯处事沉稳,为人宽厚仁慈。作为成都书坛的领军人物,大家说起舒老师,对他的为人为艺都赞不绝口。每遇笔会活动,他总是毫不推辞地满足现场所有观众的要求,协会内外和一般书法爱好者向他提出求字或指导等要求,他也从不知道拒绝,哪怕时间非常紧迫,或别人要求有些过分使他难办,他也会耐心解释、指导,从没有“主席”和名家的气派。虽然舒老师一贯沉稳平和,但与他谈到书法或武术锻炼时,他却会激情满怀,言辞流畅,越讲越兴奋。或小酌两杯后,他也会很有激情和豪侠之风。舒老师年少即习武,但受老师诫勉,从不显山露水。但遇有不平事时,他会毫不畏惧,挺身仗义,颇有豪侠之风。 舒老师的书法艺术之路,大约可用四个阶段(四种境界)来概括,即:少年拜名师,文武兼修;青年入书坛,一鸣惊人;中年引领成都书坛,书风厚重倔强,潇洒旷达;六十岁后渐趋自由通会,人书俱老。 舒炯四岁便随家父学书;十余岁时即正式拜蜀中名家李灏为师。李灏师堪为一代奇才,早年曾是一名锅炉工,但他满腹经论,诗文书画琴棋无不精通。他所培养的几名学生如刘正成、郑家林、舒炯、孙仁杰都是蜀中乃至全国知名的书法家。灏师对舒炯特别偏爱,那时候,舒炯每周都到李灏师家中写字,听灏师逐一点评讲解,讲到历代众多书法名人与典故时,令少年舒炯从小对书法痴迷,临池学书,心无旁骛,由此打下了扎实的技法基础并开了眼界。据刘正成先生回忆,他20多岁时,李灏师曾给他们讲新近收了一个特别聪明而好学的小徒弟,这便是舒炯。灏师还常叫舒炯将习作展示给几位年长的师兄们看,可见,在老师眼里他是一个十分聪慧而能干的学生。 稍长,1980年中国书协拟成立时筹办了全国首届书法篆刻展,23岁的舒炯其作品即入选。特别是当启功先生 在展览现场看到作品后,对舒炯的作品大加赞赏,观其笔力还以为是老先生所作。而当旁人介绍舒炯是一位年轻作者时,启功先生竟连夸其为“书法神童”。由那时起,舒炯先生的作品便在全国书坛崭露头角,连续入展了全国第二、三届书法展,全国第一、二、三届中青展,中日、中新书法交流展等众多大型展览,可以说,年轻的舒炯一入书坛便一鸣惊人。此后,舒炯的作品和书名在川渝大地广泛传播,很多学生都慕名投其门下。舒老师所收学生很多,其中很多人年龄都大过舒老师,这也算是成都书坛的一道风景。自古“有志不在年高”“闻道有先后”“学高为师”,这在舒炯先生身上似乎都得到了印证。 舒炯先生早年曾遍临历代经典碑帖,二王、颜柳、米芾、苏轼、黄庭坚、王铎,碑刻类如汉隶、唐碑、魏晋碑刻墓志等等,几乎无所不涉及。中年以后,他对汉魏风骨更为倾心。汉隶之《张迁碑》《石门颂》《好大王》;魏碑之《张猛龙碑》《爨龙颜碑》《始平公造像》等,他都十分偏爱;行书则以二王、米芾、黄山谷、王铎等为师,其书风厚重方峻、雄强古拙。他十分注重书写气势,其字结体潇洒多姿,点画呼应连贯,大气磅礴。他是将碑帖结合非常成功而颇具代表性的书家。四川书家历来注重碑帖兼容,既喜欢二王潇洒放旷、秀丽流美的帖学风范,同时也喜欢碑派的雄强大气。四川人大多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川人血统中既有北方民族的豪放气质,也有南方人特有的聪慧、勤劳、内秀。舒炯的祖先为满清贵族入川主政者,他家祖辈都自幼习武读书,有着很好的家学渊源。舒老师直到现在也还常年练拳,由此也练就了他强健的体魄以及其沉稳内敛的性格,这对他的书法多有滋养。因为对武术的精通和对传统儒道佛思想的深研,与人论书时,他常常都会由书法论武术,论及佛道思想,以书论道、证道;或者以武术原理来阐述书法。他曾说“书法中的武功是将毛笔的柔性转换为笔力的刚劲,就如出拳一般,力透纸背却不伤纸面。所有的发力都要带一个往回收的劲儿,把力道留在字里。”这是多么形象而有哲理的解释。 舒炯书法诸体皆习,诸体兼擅。每写一帖,他都能直取精髓。钟王的含蓄工稳、秀美雅致,颜柳的浑厚雄强,笔力遒劲;苏黄米的爽朗欹侧,生动多姿;王铎傅山的跳宕奔放,古拙意趣;汉隶的苍茫厚重,魏碑的方峻奇崛,都能在他笔下表现得出神入化。他早年的书法很重传统取法,重章法形式之美,古典意味极浓,法度严谨,笔力遒劲多姿。中年以后,特别是六十岁以后,他的书法渐入老境,如其人生修为一般,沉稳内敛,融碑入帖,通会而自由,但他骨子里还是更重碑派的雄强之风。他将为魏碑、汉隶的方峻、厚重、稚拙、雄浑之特点融入其行草书中。其行草书既有米芾、王铎的大气爽朗,更饱含对碑派金石气和雄浑之力量感的吸收;笔画方圆兼用,自由转化;线条厚重苍茫,抑扬顿挫;节奏跌宕起伏,气势奔放。犹如江河奔腾,咆哮不绝;亦如庐山瀑布,飞流直下,气势撼人。但观其用笔却更加自然平和,并未如时下一些书法家书写时那样的鼓弩为力。这或许与他一直练武,既有体魄也有体力有关。其内心始终真气弥漫,喷薄而出,直逼指尖。如他自己所言,“毛笔从前端吸收了墨汁,也从握笔者的心和手中吸取了能量,蕴含了墨与能量的笔能游走于纸上,像水流,像长风,像云中穿行的龙,像海中遨游的鲸,力量与美感绵延不绝,溢出纸外,锁住时间”。正是这文武兼修,儒道并重的经历,使他对书法有了更多参悟和理解,以其书法来问道、体道和证道。他的书法,线条间既充满了厚重苍茫的金石气,也有一股昂扬奔流不止的气息,完全融楷、行、隶书于一体;不拘成法,却又处处体现传统元素;强化笔势与气息,写正书而有草意,写行草却又充满正气与骨力。融碑入帖,笔法自由转换,结体丰富多变,线质老辣雄强,气息高古而幽深。如果说他早年的书法犹如一杯红茶那样醇红艳丽,使人一见便知其渊源,便会喜欢其字法、章法乃至风格;那么,六十以后,他的书法则如一杯老酒,色泽微黄,却难分年份和品种了。其看似随和平易,却平中见奇,笔下有许多似可品味却又难以说清的味道。字法愈加高古,处处有玄机;章法如静水深流,表面平静,底下却波澜汹涌;风格看似随意,却处处不乏传统和个人之匠心。特别是近期即将举办的个展,这是他经过多年准备,捧献出的108件精品力作。作为个展,这些作品既要有传统还要有个性,同时要使展厅效果好,还必须拉开差距使整体面貌不致单一,这远不是一般书法家精心打造一件作品入国展那么简单。所以,书法家举办个展很难,它不是个人作品的简单堆砌,而是需要作者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与整体把握能力,要有每一件作品创作中独到的灵光乍现,才能使展览有“看头”。所以,从舒老师本次个展中的这一件件不同字体、不同章法形式、不同风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数十年深厚的艺术功力积累和一件件作品瞬间迸发出的灵气,看到他丰富的艺术表现能力。当然,品其近期作品,我们还可以更多地考察其人生意态,了解其心境和品位,欣赏他不同时期的艺术追求,才能从这一件件作品中体察出更多的韵味与魅力。我认为,舒炯先生当下的书法创作正步入了其人生之最佳状态。 文/王兴国 四川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成都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指导单位 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四川省书法家协会 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 中共成华区委宣传部 承办单位 成都市成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成都市成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成都市书法家协会 支持单位 成都市文史研究馆 成都市政协书画院 蜀都书画院 四川大学书法研究所 四川省致公书画院 九三学社成都市书画院 四川当代书画院 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 成都惠民职工画院 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四川中心 三月三书社 四川福宝美术馆 展览时间 2021年12月24日——12月28日 开幕时间 2021年12月24日下午15:00 展览地点 多宝寺一号艺术中心·四川福宝美术馆 (成都市成华区槐庭路60号) · 部分书法作品欣赏 · 自作诗 136cm×69cm 清·顾复初·为濯锦楼撰联 137cm×35cm×2 宋·徐元杰·湖上 92cm×53cm 宋·李清照·浣溪沙 135cm×34cm 唐·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138cm×35cm 宋·陆游·秋思三首·其一 137cm×35cm 唐·裴迪·华子冈 68cm×68cm 心经句 50cm×50cm 唐·杜甫诗句 70cm×47cm 清·傅肇修·樵径 100cm×50cm 唐·刘昚虚·阙题 69cm×46cm · 部分陶艺欣赏 · 心香悟道 内外相合 ——从舒炯的书法艺术兼谈文人书法的地域属性 文 / 魏爱臣 二十世纪初,随着敦煌写经和安阳殷墟甲骨的发现,这一百二十年来,中国书法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我们今天从书法史的角度给 予归纳总结,当代书法有三大源流,即晋唐经典,汉魏碑刻和简牍甲骨文。而从二十世纪初再往前推一百年的乾嘉时期,其书法艺术的典型特征是碑学书风兴起,那个时期,书法风格刚刚出现两大源流,帖学与碑学。 我们今天研究舒炯的书法艺术,就不得不放在这个背景下去分析。从地域上分析,四川书法的风格特点,就不属于北方的“碑派”的雄强,也不属于江浙“帖派”的清秀,而是属于典型的“碑帖”兼容的特征,舒炯的书法就是以碑入帖的典型,是碑学兴起之后的一百多年来,四川书法“碑帖”兼容书风的地域继承。 舒炯书法是对“碑帖兼容”巴蜀地域书风的继承 所谓“碑学”,是康有为于光绪四十七年(1888年)所著《广艺舟双辑》里正式提出来的,刘正成说这是清代书法史上第一次以“学”界定学术研究系统的分野。而第一次提出“碑”与“帖”这种对比的书法风格流派的审美概念,则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问世的《北碑南帖论》的作者阮元。 舒炯学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国书坛展露头角,二十四岁与刘正成、何应辉等一道进入第一届中国书法展,与当时蜀中的老前辈如余中英、刘东父的作品一同入展,并得到启功先生的“书法少年堪舆老先生”的论断。而从那个时候起,他们这批在中国书坛最先展露头角的四川代表性书家,直至今天仍然活跃于当代书法的前端。我们从当代书法的视觉来分析,他们三人学习书法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征,无疑都是一百多年来“碑帖”兼容在四川留下的典型特征,而刘正成最终选择了大草直接对接晚明的傅山与王铎,何应辉则沉浸在汉碑之上影响当代,只有舒炯则继承了四川上世纪“碑帖”兼容的特点,也使他成为了当今本土巴蜀地域书风的典型代表。 碑学的兴起,是对馆阁体书法的挑战与否定,同时也是用另一种审美对晚明书法的认同。沈荃是清代宫廷书风的肇事者,虽然他对董其昌的崇拜,但他始终是董其昌书法的一个承袭者,而非继承者和开拓者,就这一特质造成了对康熙书法的教导和影响,使得那个时代的主流派书家的馆阁体创作与审美出现的误区,这个误区直接笼罩了一百五十多年。而沈荃为主流的书家在康熙时代对明代书家的评论,都是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为典范,而对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徐渭、王铎、傅山、黄道周等却极少提及,甚至是贬义为主,完全无视那个时代的审美形态。同时,乾嘉时期的“文字狱”促进了知识分子远离经史学术研究,进而导致金石学兴起,以阮元等为首的对大量汉魏时期摩崖石刻的发现和整理、研究,并融入篆隶的创作中,使得篆隶书写的取法汉魏碑刻,影响和推动了碑派书风的兴起,直接影响到巴蜀书风的确立。 如果说阮元对碑帖论审美的提出是书法史上的一个转折,那么包世臣的《艺舟双辑》则进一步将碑派书法的技法理论上升了一个台阶,而康有为《广艺舟双辑》则是对清代中期碑学书风的理论总结。 巴蜀“碑帖兼容”的地域书法风格的形成原因有二。一个是清末民初四川“保路运动”爆发的促进作用。四川“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爆发,四川人敢为天下先的个性,在文化审美上,就不能使得那个时代的书法文人继续平淡秀美的选择“二王”,更不会去写雍容华贵的“馆阁体”,我们知道,上世纪前上半叶,写二王最著名的两个人沈尹默和白蕉都不是四川人。这个时期,对四川碑学书法影响最深的有前有沈增植,曾熙、李瑞清和赵熙,后有张大千、谢无量、曾墨躬、刘孟伉等,其中前三个都是外省人,只有赵熙是本土四川荣县人。浙江的沈增植的书法,并不追求“二王”的秀美,而是将碑派的用笔糅合到书法的变革中,直接影响了谢无量,谢无量的书法是帖中带碑,写出了碑的“朴”。湖南的曾熙和江西的李瑞清作为晚清碑学的代表,直接影响了张大千,张大千的书法是碑中含帖,写出了帖的“雅”。另一个是本土的赵熙,他的碑学书法直接影响了四川一大批人物,虽然弟子众多,不乏余中英、吕洪年等精英人物,但受他碑学影响最大的当属余沙园。同是碑学高手的梁启超也对赵熙敬佩不已,赵熙的墓碑就是梁启超题额,而弘一法师对赵熙的书法更是称赞有加,他的师父印光大和尚圆寂的碑文,就请赵熙来写,而赵熙则推荐了今人并不熟知的曾墨躬来写,当然,曾墨躬不仅书画俱精,兼擅中医,更是大写意篆刻的开拓者,齐白石对其跨目相看,谢无量对其赞赏有加。与曾墨躬同一四川省文史馆的刘孟伉也是碑帖皆工,对后世影响较大。 另一个是抗战时期清华大学等大批文人政客的入蜀。这个时期较为安全的西南,特别是四川成为了中国文人风骨的传承之地,故宫文物的大迁移,清华大学的转移,梅贻琦、傅斯年、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黄宾虹、梁思成、林徽因等时代最著名的学者都转战四川,赓续中华文脉。而于右任、谢无量、弘一等人书风则进一步在清代碑学的基础上,呈现出“碑贴兼容”的风貌,本土的张大千、刘孟伉和后面入蜀的黄宾虹的书法,仍然呈现着这一特征,直至到上世界六十年代,随着谢无量、刘孟伉、曾墨躬的去世,另一批书家的崛起,余兴公、黄稚荃、李灏、刘东父等,继续扛起了四川“碑帖兼容”的大旗。 而舒炯正是李灏的弟子,从一百多年前“碑学”的兴起,到一百年来四川“碑帖兼容”的书风的延续,不管任何阶段书法发展态势的消涨,我们确实可以客观的看待四川书法的发展以及舒炯对于巴蜀地域书风的贡献。 舒炯书法在汉魏六朝的取法上完成了汉隶入草 李灏老师曾对舒炯说过,学书当学魏晋之上,不能学唐宋以下,否则境界差矣。我们今天理解,这指的是墨迹法帖。书法界有一种主流意识,称魏晋时期是书法的自觉时期,但魏晋确是中国思想最为自由的第二个时期,不仅仅是产生了书法的自觉,第一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是春秋时期。正是在李灏老师的点拨下,年少的舒炯在书法的取法上,直追魏晋六朝,这也就使得他的书法风格,站在李灏碑学的肩膀上,直接侵入了魏晋风骨。 舒炯能够直接登堂入室至秦汉以及魏晋六朝,虽然李灏老师的高古定位,但李灏老师的前瞻的来源仍然是乾嘉时代的文字学和由此产生的康有为定性的碑学的兴起。正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朱筠与翁方纲、戴震等对训诂学的研究引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形成了以《说文》为中心的文字学成为显学。而文字学研究引导了篆隶北朝碑版书体创作,这种合乎六书的造字要求,改变了宋元以来轻视篆隶的现象,开启了书写各种汉魏石刻中古体字的书法风气,晚清的吴昌硕正是受了这种影响,并一直影响到当代,这正是舒炯书法“碑帖”兼容“碑”的特征取法的理论基础。 舒炯笔法上的方、圆并用,既有裹笔藏锋,也有铺毫露锋。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阐述了用圆笔、方笔两种笔法对碑派书法的用笔进行了定义,虽然这是针对阮元《北碑南帖论》的辩论,但他分出的“方、圆”笔法之论却影响至今。其实所谓的“圆笔”,就是二王、颜柳、苏米等墨迹与刻帖的形态,所谓的“方笔”则取法魏碑的主流。舒炯取法六朝碑版,这次展览作品《斯人清唱》、《一从顿悟》、《青枥林深亦有人》、《此马非凡马》都是典型的圆笔,既有石门颂和瘗鹤铭的神韵,由六朝《瘗鹤铭》、《石门铭》、《郑文公》由此上追秦汉的《石门颂》;在方笔上,于《爨宝子》、《爨龙颜》、《张猛龙》、《郑长遒造像》以龙门二十品等由此上追秦汉《张迁碑》,由此遍临秦汉隶书诸帖。而《神游仙人》、《铁石山川》联,《吾爱孟夫子》、《引袖停琴》联等又都是典型的方笔。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分析出,舒炯在六朝碑版取法上追秦汉的踪迹,显然没有唐宋的痕迹。 王铎说他自己临米芾“不规规模拟”,这给我们今天学书法的人进入魏晋、进入羲献指出了另一条道路。舒炯在这一时代与地域的熏陶下,显然会进入魏晋的自觉状态,因为以魏晋翰札形态的书法风格,受民国谢无量、于右任等影响,在四川文人间依然还是主流。但是舒炯走进魏晋,而非赵孟畹摹靶嗡啤保??嵌?洳?摹吧袼啤保??庵帧吧袼啤庇植煌?诙?洳??赡苁撬?芰死铄暗闹敢??部赡苁撬?芰送躅斓挠跋欤??≡窳送躅臁安还婀婺D狻保??睾赫虏萸腥搿妒?咛?罚?粤???婧颓丶颉⒑毫ブ?ń?媵恕⑾祝?颐谴铀?暮苍?志淼拇?碜鳌妒榉ǜ场分锌梢钥?觯??嫖???市????扔形航?氖榫砀吖牛?旨媲睾旱闹势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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