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二】“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续）第二部分（总论第一讲之1、2、3）

新文人画院 2022-3-28 00:22 1320人围观学术评论

民胞物与，和同天下，“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连载二】（续）第二部分（总论第一讲之1、2、3）

民胞物与和同天下

“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文稿

主讲：魏冬

编者按：

从2019年年底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不仅给全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且刺激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巨大变化，对全球范围内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场大疫中，人们也被现实逼仄地不得不关心和思考这样关乎存在的价值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会秩序？我们又如何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伴随着这样的思考，古今中外哲人的教导，又一次得到当今社会的普遍关注。而张载，这位中国北宋时期的古代思想家，连同他提出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修养主张，“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的创新意识，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抱理想，也在当今时代的世界大变局中，再次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和反思。

2021年，为推动张载关学的现代弘扬和传播，陕西省孔子学会、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等单位组织开展了“中华关学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当年8月至今年1月，“中华关学中国行”活动的倡导策划和组织者，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魏冬教授连续用五个月，为全国张载后裔及张载关学爱好者作了以“张载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追求”和张载最重要的著作《正蒙》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性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共举办114讲，为我们走进张载的精神思想领域、认知张载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现代价值提供了有益借鉴，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共鸣。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该系列讲座主要采取了音频形式。讲座成功举办后，广大关学爱好者提出将这次系列讲座内容以文稿形式刊发的强烈要求。为满足社会进一步学习张载思想、弘扬张载关学精神的热切愿望，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受中华关学中国行组委会委托并征得魏冬教授同意，在亚洲华语文旅卫视、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封面新闻、四川文化网等媒体的支持下，决定以魏冬教授在2021年“中华关学中国行”张载主题公益系列讲座为主要内容并予以深化、扩展，在亚洲华语文旅卫视、封面新闻、四川文化网推出“民胞物与和同天下：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文稿连载。欢迎广大关学爱好者、社会各单位予以关注支持。

【讲座内容提要】

此次系列讲座文稿以张载的经典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主线，共分为“引论”“总论”“分论”“结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从横渠四为句说起”是对张载的经典格言“横渠四为句”的讲解，主要讲述“横渠四为句”的文本流变、思想内涵、历史影响和现代价值；第二部分“总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精神世界”是关于张载生平和人格境界的讲解，主要讲述张载的生平历程、人生志向、精神追求、学说宗趣与思想理路；第三个部分“分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思想精蕴”是关于张载思想学说的讲解，按照“横渠四为句”的原本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分为四个主题，讲述了张载的宇宙本体观念、人生价值观念、历史人文观念和社会文化观念。第四部分“结论：解读张横渠之学的现代维度”，主要讲述了在现代视域下解读张载人格精神和思想学说的一些思考，可以算作整个演讲的总结和回顾。

（续）第二部分（总论第一讲之1、2、3）

总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精神世界

第一讲张载的人生志向

“横渠四为句”是横渠先生提出来的经典名句，是他给中国知识分子树立的一座精神标杆。要理解“横渠四为句”在先生思想体系中的具体内涵，就需要了解先生的人格风范、精神气度和思想学说。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而今我们要读先生的书，要学习他的思想，却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怎么行呢？所以要了解横渠先生的思想，就不能不去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才是与古人为友的真正之道，也才是进入先生精神世界的正确打开方式。

横渠先生的生平资料，比较详实的有其弟子、蓝田吕大临所作《横渠先生行状》，南宋王称所作《东都事略》中的《张载传》、元代脱脱所编《宋史》中的《张载传》、明代冯从吾《关学编》中的《横渠张先生》、明末清初黄宗羲原编《宋元学案》中的《献公张横渠先生载》等文献。其中最早、最详尽的，是吕大临所作《横渠先生行状》。根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并结合以上相关史料，大致可以把先生的生平划分为以下四个主要阶段。

（一）幼承庭训，少喜兵法

先生的祖籍为河南开封。他的曾祖父生在唐末，历五代不仕。他的祖父张复，到宋真宗的时候才开始出来做官，先后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先生的父亲张迪，在真宗时迁居长安。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先生即出生在长安。宋仁宗初年，张迪受命为殿中丞，到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做官，先生也随全家迁往涪州，但在先生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张迪就去世了。因为先生和他的弟弟张戬年龄尚幼，无力返回老家开封安葬父亲，于是就将他安葬在陕西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从此之后，先生和家人也就在此定居下来，所以后世称他为“横渠先生”。

先生十五岁之前，主要是在父亲张迪的教导下成长。至于他幼时所学的具体内容、所受的影响，现在已经不可得知。我们只知道他在十岁左右，“始就外傅，志气不群，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夺”，（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以下简称《行状》）俨然有了不同寻常的志向，且能认真奉行父亲的教诲而坚守不变。父亲张迪的教导，应当为先生后来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埋下种子。

先生十五岁寓居横渠后，“少孤自立，无所不学”。受当时宋、夏西北边局的震动，先生“慨然以功名自许”，特别留心兵法。他时常与邠州壮士焦寅交游，并且有集结西北志士，收复洮西之地的想法。由此可见，先生当时即有关注天下形势的胸怀和志向。然而，他这时仍把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天下的太平的出路，寄托在军事兵法上，这固然是年轻人的一种爱国激情，然而也显然是较为单纯的想法。但是，随后他和范仲淹先生的一次见面，却彻底改变了他的这种想法，将他引上了从事学问的道路。

（二）受读《中庸》，笃学志道

宋康定元年（1040），西夏兵犯延州（今陕西延安），朝廷委任范仲淹为陕西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先生时年二十一岁，血气方刚，觉得报国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趋驰延州，欲投效于范公麾下，杀敌报国。范公当时已过天命之年，是当时善于品鉴人物、又能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者。当时很多名士，如后来被尊为宋代儒学开山者的胡援、孙复、周敦颐先生，都为范公讲学之友，欧阳修、韩琦二人为范公同调，而富弼、张方平、石介等人，又都出于范公门下。故而范公一见先生，即知道他是具有远大志向、将来必成大器的人才，所以不愿他伏枥于行伍之中，埋没了才能，断送了前程，因此开导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并劝他去读《中庸》。由此，先生开始走上学习儒家经典、寻求社会价值信仰的学术之路。多年以后，先生终于学有所成，成为在当时享有夙望的大学者。他赞叹范仲淹说：“范文正才气老成”。（《张子全书·二程书拾遗》）先生的思想学说，虽然是他自己体会出来，然而范公对他的引导之功，亦不可没。据《程氏遗书》记载，先生曾经谈及，有人欲为范仲淹购置绿野堂，范公不可，曰：“在唐如晋公者，谁可苟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宁使耕坏及他人有之，己则不可取也。”[1]由此一例，亦可见范仲淹为人风格亦对先生有所影响。故而全祖望赞叹说：“高平（指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2]

下来的十余年时间里，先生肆力治学，走过了一段“出入佛老，反之六经”的艰难探索过程。他先是在范仲淹的指引下熟读《中庸》，“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行状》）于是又到佛教和道教中去寻求答案。经过多年的研究，先生终于明白佛老并不能解决他心中的疑惑，无法安顿当时社会需要的价值观念，于是又回过了头来认真研读儒家经典。如此大约过了十六七年，先生对儒学的体认愈加深入，对儒学的信仰愈加坚定。到他三十六、七岁时，先生在开封与他的表侄、后来洛学的开创者二程兄弟见面，“与之共语道学之要”，（《行状》）乃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行状》）这标志着先生的儒家信仰已经正式确立了。

（三）出仕为政，敦本善俗

嘉祐二年（1057），先生三十八岁，中进士。当年的主考官，就是时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先生，而与先生同年中进士的，有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还有后来成为他的弟子、对改变关中风俗尤为有力的蓝田吕大钧先生。此后，先生先后被朝廷任命为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丹州云岩（今陕西宜川）县令等官职，又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公事，在地方工作了十二年时间。

熙宁二年（1069），即位不久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相，准备在全国推行变法，于是就从地方选拔人才。先生因受到举荐而入朝参政。朝堂之上，神宗向先生咨询治国方略，他以“渐复三代”为对，深得神宗之心，表示“朕且将大用卿”。然先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答：“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月，继有所献。”（《行状》）由此可见先生为人实诚、处事客观的品性。后来，先生因为在变法上与执政认识不同，故而被派出朝廷，到浙江办理案件。案毕还朝，变法的争执进一步激化，先生有感于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且身体欠佳，遂在次年春辞去官职，退居横渠。

从中进士入仕到此年共十二年，为先生在社会推行、实践其所信奉的儒家理念的时期。在地方为政中，先生一方面施行教化，“以敦本善俗为先”；（《行状》）另一方面又注重讲学切磋，不惟与二程多次论学，亦多次讲学于长安、武功等地，于是以先生为核心，以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季明、范育、游师雄等为代表的关中学人，先后荟萃于先生门下，后世所谓的“关学”学派，于此逐渐形成。此时光景，正如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所言，当时“关中学者郁兴，得于洛学争光，猗与盛哉！”[3]

（四）退隐横渠，著述教化

熙宁三年（1070）春，先生因其志不伸，且身体欠佳，遂移疾关中，退居横渠。从此年到熙宁十年（1077）冬他去世前，先生除最后一年短暂出知太常礼院外，其余时间基本都在横渠著述讲学。这一时期，先生除了继续关注社会政治外，更进一步深入思考了儒家的学说重构问题，从而建立起以“天人合一”为特色，以“性与天道”为主题的儒学理论体系。而《正蒙》就是代表先生这一思想创获的著作。另外，先生还在家庭推行礼教，在乡里试验井田，与弟子讨论保甲、宗法、井田等社会治理问题，卓然为一代儒者。故而在横渠的七年，不惟是先生人生的最后阶段，也是先生著述立说，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清代末年，关中大儒贺瑞麟（1824-1893，人称“复斋先生”）曾论及世人对横渠的认知现状，其云：

惟横渠为关学之祖，今学者率不能举其名字，况知其学乎！若以之提倡，则承学之士庶识途辙之正，于以会归程朱而不惑于他歧，尤麟之私愿也。[4]

如贺复斋先生所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先生的名字，更遑论先生的学问了。故而复斋有心提倡先生之学，以引导学者能够认识正轨，不至于误入歧途。然而由于多种的原因，至今社会对先生了解也还远远不够。“天下皆诵四为句，恍惚不知谁横渠”的现状仍然存在，先生在当今社会中的“知名度”，还不是很高。稍微知道他的，大多也只是知道他是北宋时期陕西眉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但对于张载的思想学说、为学精神、为人风范等还了解得远远不够。因此，我们需要在先生生平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他在当时的社会下，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社会身份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根据如上的史料，我们知道先生和我们一样，只是一个家庭出身一般、算不上聪颖，也没做过高官的普通人。他虽然出身中等官宦家庭，但到他这一代时，因为父亲过早去世也就衰落了，所以他不得不寓居横渠；先生一生也做过官，但其职位也不过是地方官员或文职之类，最多也只能算个“中层干部”。先生的家境又极其贫困：他在横渠只有农田数百亩（宋代的亩比现代小），仅仅能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他的生活不能自给，但对家庭贫困的学生，还要常常接济，虽粝蔬亦共之。到先生去世的时候，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更是囊中索然，以至于要在弟子的经济帮助下，才能归葬横渠。

再拿先生和与他有接触交往的同时代人相比，先生也不是在文采事功上出类拔萃的人。他虽曾与王安石同朝为官，与苏轼、苏辙为同年进士，但他与这些人相比，也算不上有功业和文采。王安石推行办法，一时位极人臣、权柄天下，而先生不得位也；苏轼、苏辙等与张载同年进士，均是青年才俊、文采名世，而先生亦不得预焉。由是可知，张载的家庭出身、官职、事功、文采、财富，都只能算普普通通。

然而，这一个普通人，却因为他的学识和人品，深受时人的尊重。

按照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的记载，先生这一生，至少有两次受到地方官员的礼聘而讲学长安，至少有两次受到朝廷官员的举荐而进京参政。而这两次讲学、两次入朝，无不与先生的学识人品紧密有关。

先生第一次受到地方官员的礼聘，发生在他三十岁之后，但还未中进士之前。此时先生虽然还是一介布衣，但已经是名闻关中的学者了。关于此事，吕大临说：

（先生）方未第时，文潞公以故相判长安，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矜式焉。（《行状》）

这说的是皇祐三年（1051）至至和二年（1055）间，文潞公——曾任宰相而当时在长安任忠武节度使、知永兴军兼秦路兵马事的文彦博，闻先生“名行之美”，所以聘请他赴长安学宫任教的事。文彦博虽然贵为旧相，且年长先生十四、五岁，但却对先生礼遇隆厚，“延之学宫，异其礼际，”（《行状》）所以先生很快就成为当时学者心目中的楷模和榜样。

先生受到地方官员的第二次礼聘，发生在他中进士之后。治平三年（1066），王乐道知永兴军，聘请先生再次赴长安讲学。吕大临记其事云：

京兆王公乐道尝延致郡学，先生多教人以德，从容语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学者闻法语，亦多有从之者。（《行状》）

王陶，字乐道，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欧阳修对王乐道的为人为学，赞美有加，他在《送王陶序》中美誉他为：“好刚之士也。常嫉世阴险而小人多，居京师不妄与人游，力学好古，以自信自守”。（欧阳修：《居士集》卷四二）先生多教人以德，他郑重地对求学者说：“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 （《行状》）求学者闻听其合乎礼法的言辞，多追随他问学。先生为学亦刚毅果勇，涣然自信，故王陶引以为同道也。

先生两次受到朝廷重臣的举荐，发生在他出仕之后。

一次是熙宁二年（1069），朝廷准备施行变法，从地方选拔有才之士，御史中丞吕公著特意举荐了他：

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变更，御史中丞吕晦叔荐先生于朝曰：“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上即命召。（《行状》）

在吕公著看来，先生虽然只是地方小官，但他“学有本原”，已经得到四方学者的认同，故而朝廷可以召见，向他咨询改革良方对策。后来，宋神宗果然召见了先生，向他征询治国之道，先生“皆以渐复三代为对”（《行状》），宋神宗非常高兴，表示“朕且将大用卿”（《行状》）。

后来的一次，是熙宁九年（1076），先生在隐居横渠七年后，再次受到秦凤路主帅吕大防的举荐：

会秦凤帅吕公荐之曰：“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乞召还旧职，访以治体。”诏从之。（《行状》）

在吕大防看来，先生的学问，善于效法推陈圣人的心意，他提出的主张能有助于朝廷实现像古代一样的理想社会，所以朝廷再次诏用先生。

除了以上吕大临的记载外，当时被誉为号称“关中三杰”之一的武功主簿张山甫，也曾邀请先生讲学于武功绿野亭；崇文院校书范育，也曾向朝廷举荐先生，范育以后成为他门下的弟子。中进士前，先生还曾受邀于京师大相国寺坐虎皮，讲《周易》。由此可见先生在当时不仅名动四方，而且“上达天听”，可以算是当时的知名学者。

【注释】

[1]【清】王梓材、冯云濠编撰，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补遗》（第一册）卷三，中华书局2012年第1版，第299页。

[2]【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一册）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133页。

[3]【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一册）卷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665页。

[4]【清】贺瑞麟著，王长坤、刘峰点校整理：《贺瑞麟集》（上册）《清麓文集》卷8《上吴清卿学使书》，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1页。

（未完待续）

【主讲人简介】

魏冬，男，陕西合阳人，中共党员。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公益活动策划组织者。曾在藏工作，为西藏自治区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五个一批人才”。长期从事儒释道三教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现主要从事关学研究与社会普及传播。研究重点有：张载关学研究、周易哲学与文化研究、道家经典文献研究、藏传佛教文献研究。目前在张载关学、易学、庄学、藏学、场有哲学、习近平治藏方略、西藏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版著作2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部）。学术成果和组织活动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人民政府、西藏党委宣传部、西藏民宗委等部门采用，被《中国民族报》、中新网、新华网、《中国报道》、《封面》新闻、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四川文化网、陕西电视台、《陕西日报》、《三秦智库》、陕西文明网等媒体报道、选载。本人事迹多次在《西藏日报》《湘大校友》等媒体报道。

当前学术兼职主要有：（韩国）大邱教育大学校礼仪文化教育研究所特任研究员、（柬埔寨）柬中文化友好协会中国区学术交流部部长兼文化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陕西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周易研究会副理事长、第十二届鲁迅青年文学奖四川赛区组委会委员、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才库专家、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所长、四川省家宽艺术研究院学术导师、西安国际汉唐学院特聘研究员、眉县横渠书院特聘研究员、西安实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贡院大讲堂”主讲人、西安市航天城第一中学文化顾问、陕西省渭南地区临渭区“人才振兴新村民”、陕西省合阳县百良中学助力中华优秀文化与乡村教育发展”外聘指导老师。

因为长期在西藏和中国西部研究推广儒学的贡献，2019年被国际儒学联合会评为“纳通国际儒学奖·西部儒学贡献奖”（青年成就奖，全国二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