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六】“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续）第二部分（总论第二讲之1、2、3）

新文人画院 2022-4-8 23:12 5515人围观学术评论

民胞物与，和同天下，“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连载六】（续）第二部分（总论第二讲之1、2、3）

民胞物与和同天下

“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文稿

主讲：魏冬

编者按：

从2019年年底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不仅给全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且刺激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巨大变化，对全球范围内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场大疫中，人们也被现实逼仄地不得不关心和思考这样关乎存在的价值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会秩序？我们又如何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伴随着这样的思考，古今中外哲人的教导，又一次得到当今社会的普遍关注。而张载，这位中国北宋时期的古代思想家，连同他提出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修养主张，“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的创新意识，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抱理想，也在当今时代的世界大变局中，再次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和反思。

2021年，为推动张载关学的现代弘扬和传播，陕西省孔子学会、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等单位组织开展了“中华关学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当年8月至今年1月，“中华关学中国行”活动的倡导策划和组织者，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魏冬教授连续用五个月，为全国张载后裔及张载关学爱好者作了以“张载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追求”和张载最重要的著作《正蒙》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性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共举办114讲，为我们走进张载的精神思想领域、认知张载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现代价值提供了有益借鉴，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共鸣。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该系列讲座主要采取了音频形式。讲座成功举办后，广大关学爱好者提出将这次系列讲座内容以文稿形式刊发的强烈要求。为满足社会进一步学习张载思想、弘扬张载关学精神的热切愿望，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受中华关学中国行组委会委托并征得魏冬教授同意，在亚洲华语文旅卫视、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封面新闻、四川文化网等媒体的支持下，决定以魏冬教授在2021年“中华关学中国行”张载主题公益系列讲座为主要内容并予以深化、扩展，在亚洲华语文旅卫视、封面新闻、四川文化网推出“民胞物与和同天下：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文稿连载。欢迎广大关学爱好者、社会各单位予以关注支持。

【讲座内容提要】

此次系列讲座文稿以张载的经典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主线，共分为“引论”“总论”“分论”“结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从横渠四为句说起”是对张载的经典格言“横渠四为句”的讲解，主要讲述“横渠四为句”的文本流变、思想内涵、历史影响和现代价值；第二部分“总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精神世界”是关于张载生平和人格境界的讲解，主要讲述张载的生平历程、人生志向、精神追求、学说宗趣与思想理路；第三个部分“分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思想精蕴”是关于张载思想学说的讲解，按照“横渠四为句”的原本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分为四个主题，讲述了张载的宇宙本体观念、人生价值观念、历史人文观念和社会文化观念。第四部分“结论：解读张横渠之学的现代维度”，主要讲述了在现代视域下解读张载人格精神和思想学说的一些思考，可以算作整个演讲的总结和回顾。

（续）第二部分（总论第二讲之1、2、3）

总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精神世界

（第一讲……续）

第二讲张载的精神风范

先生的情怀，体现于他的诗歌文章，事迹行年；先生的学问，散见于他对儒家经典《周易》《礼记》《尚书》《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的解说，集中表现在《西铭》《东铭》和《正蒙》之中。于此可见先生人品之宏大，为学之宏富。然先生此种宏大之人格、渊博的学问自何而来？我们以为，此正如苏轼所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正是先生有坚忍不拔的为学精神，超迈远大的社会情怀，所以才能有如此宏大的人格、渊博的学问。故而探究先生的人格学问，就不能不关注先生的精神风范。

通过先生的生平可知，先生的学问，其来源大致有三，其一是出自他的家学，其二是来自范仲淹的教导，其三是源于二程的学术交往。然而如果仔细推究，则可知先生的学问虽然与他的家学有关系，虽然与范公的提点有关系，虽然与二程的交往有关系；但他的思想创造不是来自于家学的传承，不是来自于师生的授受，不是来自于朋友的给予，而更多是来自于他个人的精思力践。

（一）先生之学与其家学

先生出生在一个儒学家庭。曾祖张璲，生唐末，历五代不仕，家金陵。祖父张复，字元易，宋真宗时为给事中、集贤殿学士。其人“博闻强识，笃实忠亮，历书馆，备史官者二十年”，[1]在宋大中祥符、天禧年间享有很高知名度。“方是时，天子巡狩四方，尊礼儒学，其登延访问，赓载歌咏，未始不在从官之先。凡典籍谬讹，仪章未讲，所识旧闻，折衷惟允，学士大夫有考必稽焉。”[2]张复曾有著作传世，其“文章一出于德意，不为夸淫浮靡之辞。其指说之要，厚人伦，乐循理，仁民物，亹亹好善，有古君子长者之言。”[3]

先生学术思想可能与其祖父张复有一定渊源关系，但并未直接受到其著作的影响。据先生的堂侄张革称：“昔者吾诸父少罹闵凶，侨寓于关中不克归，惟是吾曾祖集贤之绪言，盖未之闻也。尝累访之东都诸族，久之弗获。熙宁末，叔父崇文君被召还馆，始得其书于从祖父殿直君之家。于是公没五十年矣，意将散亡而不传，而从祖父独能存其完书，又不幸崇文不禄，不克叙次。”[4]此处所述“崇文君”即先生，“熙宁末”即熙宁十年（1077）。根据张革所述，先生在熙宁十年被召入朝后，才得以从其族兄弟殿直君张威处见到其祖父的著作，但此时先生的思想已经成熟，且于当年辞官西归，逝于临潼。可见其思想并未直接受到其祖父影响。

（二）先生之学与范仲淹之学

康定元年（1040），先生北上延安，向范仲淹进献《边议九条》并表达自己的报国志向。关于先生见范仲淹的情景，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言：

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

先生拜谒范仲淹，本意以兵法报国，但范仲淹见其器识不凡，欲其致力于弘扬儒学，而非探讨兵事，遂开导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其研读《中庸》，先生自此开始致力于儒学的研究。范仲淹为什么劝先生读《中庸》？因为范仲淹在朝廷多年，已经认识到社会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兵法能解决的，而整个社会更需要有核心的价值观念，这就是《中庸》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观念。《中庸》的思想主题，是在天人贯通的基础上，探讨人的自我本性及其修养问题。一个人只有解决好自己的修养，才有可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而要解决好自身的修养，就要学习《中庸》。后来，黄宗羲、全祖望等人所撰《宋元学案》即根据张、范二人的这段交情，将先生看做范仲淹的门人。我们认为，先生的思想出于他自己仰思俯读，苦力思索，与范仲淹并没有直接渊源，故而不能将其看做范仲淹的门下。然而范仲淹对先生引导，无疑对其走上学术的道路具有重要启迪，范仲淹慧眼识才、提点后学的功绩，亦不可掩没。

（三）先生之学与二程之学

先生一生为学，与之交流最多的应该是二程兄弟。但是在先生去世后，程门弟子为张大门户，多主张先生之学出于程氏。如二程门下尹和靖说：“张子昔在京师说《易》。一夕，闻二程子至，谓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弗及，汝辈可师之。’即撤虎皮。横渠乃归陕西。”[5]程门弟子杨时等，认为先生的学问出于其师二程。他跋横渠与伊川简，竟断然云：“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故余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咨于二程，则其他固可知。”[6]二程后学朱子书言：“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案：“亦”字微寓贬义）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7]而吕大临在其所作的《横渠先生行状》中亦称：

嘉祐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淳如也。”

据说，吕大临在此所说“尽弃异学”原作“尽弃其学”。前者指先生放弃了其他不正确的见解，后者则是先生连自己的见解也放弃了。然而，程颐却对后一种说法表示明确的反对。据载，“吕与叔作《横渠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8]可见二程虽然承认先生与其兄弟二人虽然在学问上有相同之处，但并不认为先生曾就学于其兄弟门下。再者，如吕大临所言，先生见二程在嘉祐初（1056），是年横渠年已三十七，明道则才二十五，伊川年才二十四。而程颐为其兄所作《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岁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齐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知。”[9]由此可知，二程返求六经，远远后于先生，又怎么能说先生是受二程的启示呢？进而，二程兄弟在当时的涵养亦未得粹然。程颢说自己：“某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而，自谓已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暮归，在田间见猎者，不觉有喜心，果知未也。”[10]可见其在二十七八尚未达涵养纯粹不动心的境界，如果说二程此时已经能以他们的学问影响于先生，诚恐未然。由上可见，先生虽然与二程学问交往互多，但他的学问也并非出自二程兄弟。

如上所言，先生的学问，不出于家学，不出于范仲淹，不出于二程。先生的学问从哪里来？我们说，先生学问的成就，不仅在于他个人的艰苦卓越，日进不息，而其根源，则在于先生之能“勇”。先生曾自言：

某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经学理窟·自道》）

人又要得刚，太柔则入于不立。亦有人生无喜怒者，则又要得刚。刚则守得定不回，进道勇敢。载则比他人自是勇处多。（《近思录拾遗》）

与常人相比，先生的气质犹在于“勇”。“勇”则做事果敢，百折不回，敢于担当、不计得失。这也是先生面对与民生相关的政治和文化的担当精神，而非为了个人私利的好勇斗狠。约略而言之，先生之“勇”，表现大略有四：勇进不息、勇于从善、勇于造道、勇于实践。

（一）勇进不息

先生一生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并非来自于他的天生聪颖，而是来自于他的艰苦力学。程颢说，先生为学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温厚宽裕之气”[11]，这虽然略带贬义，但也道出先生为学的艰苦。故而朱熹说先生的学问，“是苦心得之”[12]，“精思力索之功深”[13]。他又赞扬先生说：

横渠说做工夫处，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资禀高明洁净，不大段用工夫。横渠资禀有偏驳夹杂处，大段用工夫来。[14]

学者少有如横渠辈用功者。近看得横渠用功最亲切，真是可畏！[15]

先生又说自己：“吾十五年学个‘恭而安’不成”[16]，可见先生的确不是资禀高明的人，他的学问，当是自他勤苦学习中得来。关于先生的为学，我们知道他在孩童时代就“志气不群”，“虔奉父命，守不可夺”，父亲去世后更是“少孤自立，无所不学”，特别是得到范仲淹的提点之后，他更是下工夫读书，他读《中庸》，“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出入佛老十余年，“累年尽究其说”。后来知无所得，又反之六经。司马光说他当时：“中年更折节，六籍事钻研，羲农及周孔，上下皆贯穿，”说的就是他当时辛苦读书的情景。然而，先生治学之勤苦，无过于他在隐居横渠之时。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记载：

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

横渠非常偏僻简陋，先生在那里有田数百亩，聊以为生，人皆不堪其忧，而先生却不以为意，大有颜回箪食陋巷的风范。他终日正坐一室，研读不辍，随处放置笔砚，有心得就随手记下来，有时深夜起床，取烛书写，其志于弘扬正道，穷理尽性，未尝有一刻停止，也未尝有一刻忘记。先生对《诗》《书》《礼》《春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之作，大致就是这样完成的。

（二）勇于从善

先生为学的从善如流精神，主要体现在他和二程两人的学术交往上。《宋史·先生传》说：

（横渠）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

二程少先生十二三岁，且两家有亲戚关系，二程为先生晚辈，为其表侄。然先生对于二程，能降心相从，相互推崇，互相启发。先生此种伟大的学者态度，自足钦佩。吕大临《行状》又言：

始先生为学亦颇秘之，不多以语人，曰：“学者虽复多闻，不务蓄德，祇益口耳，无为也！”程伯淳开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习，自谓至足。必欲如孔门不愤不启，不诽不发，则师资势隔，而先王之道，或几乎熄矣。趋今之时，且当随其资而诱之，虽识有明暗，志有浅深，亦各有得，而尧、舜之道，庶可驯至也。”先生用其言。故关中学者躬行之多，与洛人并，历数世不衰。

先生为学，多能勇于从善，而张门弟子于二程，亦能拳拳服膺，无门户之见。故而如曹冷泉先生所说：“关中学者勇于从善，自横渠先生而能降心与年青后辈二程相商讨，嗣后国内凡有新学派兴起，关学皆能与之融合汇流。”[17]

（三）勇于造道

先生退隐横渠，所牵挂的是与民生相关的社会政治，所担忧的是与社会政治相关的儒家道统。虽然他的政治理想一时不能实现，虽然他虽认同的圣人只带仍处于式微之中，但先生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而是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承担起继绝学的重任。先生有诗言：“公旦立无方，不恤流言喧”，“窃攘岂予思，瓜李安足论！” （《君子行》）如同周公当年为了天下的利益而不恤种种流言蜚语，只要内心没有窃据帝王之位的野心私欲，又何必估计瓜田李下，又何必在乎别人的流言攻击！这正是先生在面临大公，勇于担当精神的体现！面对佛老对儒家价值观念的冲击，先生更是毫无畏惧：

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向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与吕微仲书》）

于是乎，在儒学颓微、佛老盛行，自己有志而不得伸的情况下，先生能退隐蛰居于横渠，志道精思，仰思俯读，而著成《正蒙》。

（四）勇于践行

先生的为学之勇，还在于他能将所学落实于自身之修养与道德实践，落实于社会的实践。此不仅体现在先生在为政十二年间处处以身作则，时时以“敦本善俗为先”，亦且体现在先生在隐居之后，仍然以礼为教，并还将自己以礼为教的思想付诸实践。先生曾说：“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当时，丧葬、祭祀无法，先生家连续有人去世，先生于是置办丧服，皆依礼而行；家祭根据四时变化献以不同的供品，极尽虔诚之意。当地的人们听说后，开始或怀疑嘲笑，最终信服而遵从先生所定之礼。故而当时关中一带丧祭行古礼者甚众，这都是因为先生倡导的缘故。

先生也重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家里的幼童，先生一定使他们酒水扫地、应答召唤，侍奉尊长；没有出嫁的女子，先生一定让她们亲自参与祭祀，奉献祭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家人养成详逊孝增的良好习惯，以成就他们的品德。由于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但他治理家务，待人接物，主要遵循的原则是端正自己以感动他人，人若不相信自己，就从自身找原因，加以改正，从不苛求他人，虽然有时别人会不理解，但他却毫不后悔，依然从容不迫地实行。因此无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先生的人，对他都充满了敬畏，无人敢以不合道义之举行之于先生。故而他与人相处时间越久，人们越愿意亲近他。

现在回头再问一句：先生之学从哪里来？借用二程一句话，“吾学虽有所授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先生的学问，虽然与他的父亲有关系，虽然与范仲淹的交往有关系，虽然与二程的交往有关系，但他的思想创造，不是来自于他的家学，不是来自于老师的传授，不是来自于朋友的给予，而更多是来自于他个人的精思力践。

如上所述，先生为学之精神，可用一“勇”字概括。然先生之勇气，又从何而来？我们认为，先生之勇，首先在于他 “居恒以天下为念”，能树立远大的志向，而以天下家国为情怀。

少年时代的先生，看到国家为西夏所侵犯，故而以兵法军事为职志，慨然以功名自许，这个时期就萌发了以身报国的理想，萌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后来，他在受到范仲淹的提点后，走上了学术的道路。但他的学术，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社会和天下苍生。所以先生在家里的时候：

岁值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恶米不凿，将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饿殍满野，虽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择乎！”甚或咨嗟对案不食者数四。（《行状》）

及其出仕为政，仍时时以天下苍生为怀：

其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閭。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行状》）

熙宁二年（1070），先生在无法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情况下，退居横渠。然而他并未对现实心灰意冷，而是仍把对现实政治作为自己的心事。在离开开封的时期，先生所作《别馆中诸公》一诗，即表明了自己的这种心态：

九天宫殿郁岧尧，碧瓦参差逼绛霄。

藜藿野心虽万里，不无忠恋向清朝。（《别馆中诸公》）

回望即将离去的地方，朝堂宫殿魏巍，红墙碧瓦，正象自己当初来时的志向一样，雄伟宏阔，直参云霄。然而，现在此地已经不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地方，而不得不离去了。虽然从此之后，我只是一个乡野之民，但仍对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心存惋惜，仍对朝堂的政治无不眷恋。就是隐居横渠期间，先生对朝廷政事的关注也未息怀，他说：

老大心思久退消，倒巾终日面岧尧。

六年无限诗书乐，一种难忘是本朝。（《老大》）

这首诗，大抵是先生已经退隐横渠六年时所作。在这六年里，虽然我没有案牍累形，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干扰，而从诗书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然而，时时刻刻难以忘记的，是朝廷的政治，是国家的大事。

【注】

[1]【宋】吕大临:《张公文集后序》，见曹树明《蓝田吕氏集》（下），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70页。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一册）《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6-437页。

[6]【清】王梓材、冯云濠编撰，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补遗》（第二册）卷十八《横渠学案补遗下》，中华书局2012年第1版，第1374页。

[7]【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伊洛渊源录》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002页。

[8]【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一册）《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4-415页。

[9]【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二册）《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8页。

[10]【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一册）《河南程氏遗书》卷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页。

[11]【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一册）卷十八《横渠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1页。

[12]【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一册）卷十八《横渠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3页。

[13]【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一册）卷十八《横渠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4页。

[14]【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一册）卷十八《横渠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4页。

[15] 同上。

[16]【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一册）卷十八《横渠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0页。

[17]曹冷泉：《关学概论》，《西北文化月刊》，1941年第一卷第三期。

（未完待续）

【主讲人简介】

魏冬，男，陕西合阳人，中共党员。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公益活动策划组织者。曾在藏工作，为西藏自治区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五个一批人才”。长期从事儒释道三教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现主要从事关学研究与社会普及传播。研究重点有：张载关学研究、周易哲学与文化研究、道家经典文献研究、藏传佛教文献研究。目前在张载关学、易学、庄学、藏学、场有哲学、习近平治藏方略、西藏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版著作2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部）。学术成果和组织活动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人民政府、西藏党委宣传部、西藏民宗委等部门采用，被《中国民族报》、中新网、新华网、《中国报道》、《封面》新闻、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四川文化网、陕西电视台、《陕西日报》、《三秦智库》、陕西文明网等媒体报道、选载。本人事迹多次在《西藏日报》《湘大校友》等媒体报道。

当前学术兼职主要有：（韩国）大邱教育大学校礼仪文化教育研究所特任研究员、（柬埔寨）柬中文化友好协会中国区学术交流部部长兼文化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陕西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周易研究会副理事长、第十二届鲁迅青年文学奖四川赛区组委会委员、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才库专家、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所长、四川省家宽艺术研究院学术导师、西安国际汉唐学院特聘研究员、眉县横渠书院特聘研究员、西安实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贡院大讲堂”主讲人、西安市航天城第一中学文化顾问、陕西省渭南地区临渭区“人才振兴新村民”、陕西省合阳县百良中学助力中华优秀文化与乡村教育发展”外聘指导老师。

因为长期在西藏和中国西部研究推广儒学的贡献，2019年被国际儒学联合会评为“纳通国际儒学奖·西部儒学贡献奖”（青年成就奖，全国二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