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七】“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续）第二部分（总论第二讲之4、5、6）

新文人画院 2022-4-13 04:05 4494人围观学术评论

民胞物与，和同天下，“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连载七】（续）第二部分（总论第二讲之4、5、6）

民胞物与和同天下

“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文稿

主讲：魏冬

编者按：

从2019年年底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不仅给全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且刺激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巨大变化，对全球范围内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场大疫中，人们也被现实逼仄地不得不关心和思考这样关乎存在的价值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会秩序？我们又如何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伴随着这样的思考，古今中外哲人的教导，又一次得到当今社会的普遍关注。而张载，这位中国北宋时期的古代思想家，连同他提出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修养主张，“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的创新意识，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抱理想，也在当今时代的世界大变局中，再次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和反思。

2021年，为推动张载关学的现代弘扬和传播，陕西省孔子学会、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等单位组织开展了“中华关学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当年8月至今年1月，“中华关学中国行”活动的倡导策划和组织者，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魏冬教授连续用五个月，为全国张载后裔及张载关学爱好者作了以“张载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追求”和张载最重要的著作《正蒙》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性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共举办114讲，为我们走进张载的精神思想领域、认知张载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现代价值提供了有益借鉴，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共鸣。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该系列讲座主要采取了音频形式。讲座成功举办后，广大关学爱好者提出将这次系列讲座内容以文稿形式刊发的强烈要求。为满足社会进一步学习张载思想、弘扬张载关学精神的热切愿望，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受中华关学中国行组委会委托并征得魏冬教授同意，在亚洲华语文旅卫视、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封面新闻、四川文化网等媒体的支持下，决定以魏冬教授在2021年“中华关学中国行”张载主题公益系列讲座为主要内容并予以深化、扩展，在亚洲华语文旅卫视、封面新闻、四川文化网推出“民胞物与和同天下：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文稿连载。欢迎广大关学爱好者、社会各单位予以关注支持。

【讲座内容提要】

此次系列讲座文稿以张载的经典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主线，共分为“引论”“总论”“分论”“结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从横渠四为句说起”是对张载的经典格言“横渠四为句”的讲解，主要讲述“横渠四为句”的文本流变、思想内涵、历史影响和现代价值；第二部分“总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精神世界”是关于张载生平和人格境界的讲解，主要讲述张载的生平历程、人生志向、精神追求、学说宗趣与思想理路；第三个部分“分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思想精蕴”是关于张载思想学说的讲解，按照“横渠四为句”的原本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分为四个主题，讲述了张载的宇宙本体观念、人生价值观念、历史人文观念和社会文化观念。第四部分“结论：解读张横渠之学的现代维度”，主要讲述了在现代视域下解读张载人格精神和思想学说的一些思考，可以算作整个演讲的总结和回顾。

（续）第二部分（总论第二讲之4、5、6）

总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精神世界

第二讲张载的精神风范

先生的情怀，体现于他的诗歌文章，事迹行年；先生的学问，散见于他对儒家经典《周易》《礼记》《尚书》《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的解说，集中表现在《西铭》《东铭》和《正蒙》之中。于此可见先生人品之宏大，为学之宏富。然先生此种宏大之人格、渊博的学问自何而来？我们以为，此正如苏轼所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正是先生有坚忍不拔的为学精神，超迈远大的社会情怀，所以才能有如此宏大的人格、渊博的学问。故而探究先生的人格学问，就不能不关注先生的精神风范。

（……续）

那么，先生所不能忘怀的大事，是什么呢？先生在对他的弟子范育的一封信里写道：

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巽之谓孔孟可作，将推其所得而施诸天下邪？将以其所不为而强施之于天下欤？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谓之王道可乎？所谓父母之心，非徒见于言，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则讲治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伯之假名。巽之为朝廷言，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与间，能使吾君爱天下之人如赤子，则治德必日新，人之进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学与政不殊心而得矣。（《答范巽之书》）

先生所眷恋的，并不是朝廷的高官厚禄，他所担忧的，是朝廷将道德学问和政治方针看做是两回事，而这正是自古以来所令人担忧的。他问范育：你说孔孟之道在当世可以振作，是将他们的思想观念推行于天下呢，还是把他们所不愿意的强行施诸天下呢？当今王安石虽然把父母天下民生作为王道，但是却不能用父母爱子之心推及于百姓，这能叫做王道吗？所谓父母之心，并非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而必须真正做到把天下的百姓看做自己的子女。如果能把四海之民都看作自己的子女，那必然不会推行秦汉那样薄恩寡义的政策，也不然不会用权力霸道获得名声。你要在朝廷上说，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才能，人与人之间都没有什么间隙，能够辅助皇帝，使他爱天下的百姓如同自己的子女，那么政治和品德必然每天进步，提拔的人也必然是俊良之士，帝王之道也不必更改就会有所成就，道德学问和政治方针在心里没有差别才行啊！

由此可见，先生所担心的正是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正是从皇帝到大臣都把道德学问和政治方针看做两回事的这种现状。对于王安石的改革，先生也有微言：

世学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于书，吾辈治之于己，圣人之言，庶可期乎！顾所忧谋之太迫则心劳而不虚，质之太烦则泥文而滋弊，此仆所以未置怀于学者也。（《语录中》）

儒学不明已经千五百年，王安石作丞相，将其中的道理写在了书上，我们用圣贤的道理来修养自身，圣人所说的道理，大约在当今可以实现了吧！然而就当今朝廷推行的变法而言，可见他过于急迫而内心劳累，政令繁琐而弊端丛出，这正是我所担忧的啊。可见，先生并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对不从道德入手而仅仅注重经济、不循序渐进而操之过急的变法持不同的态度。在他看来，这样的变化，必然要走向失败。而后来王安石变法的结局，也印证了先生的这种担忧。同样，先生对宋神宗只注重秦汉法制，而不效法尧舜之道的倾向也有所担忧：

上曰：“慕尧舜者不必慕尧舜之迹。”有是心则有是迹，如是则岂可无其迹！上又曰：“尝谓孝宣能总人君之权，绳汉之弊。”曰：“但观陛下志在甚处。假使孝宣能尽其力，亦不过整齐得汉法，汉法出于秦法而已。” （《经学理窟•自道》）

宋神宗仅仅存有倾慕尧舜之心，但却不效法尧舜之道做事，他虽倾心的，是能像汉孝帝、汉宣帝那样，“总人君之权，绳汉之弊”，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以一己之力革除一时之弊。但在先生看来，只羡慕尧舜之世的美好但不推行尧舜之世的道德，只能是空想；倾心孝宣的权力而不考量当时社会的现状，亦不过是推行法家的政治而不可能实现王道。如吕大临所言，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他的政治主张，不是效法秦汉的法治，而是“以渐复三代为对”，通过儒家的德治，逐渐恢复夏商周三代的理想社会。早在治平四年（1067），先生在给苏宷的诗中即强调秦汉弊法与三代德治的不同：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萧从此法相沿。

生无定业田疆坏，赤子存亡任自然。

道大宁容小不同，颛愚何敢与机通！

井疆师律三王事，请议成功器业中。

闔辟天机未始休，袗衣胝足两何求。

巍巍只为苍生事，彼美何尝与九州！

出异归同禹与颜，未分黄阁与青山。

事机爽忽秋毫上，聊验天心语默间。

（《送苏修撰赴阙四首》）

秦朝推行法治的弊端至今还没有停下来，汉初的法家思想目前还在延续。致使百姓生无定业，土地制度颓败，民间流离失所，无人过问。真正的大道，是总体目标一致而允许人有不同的看法的，而不是出于专制完全由个人私智决定。划分土地，严肃军纪正是推行王道的基本，如此方能取得天下大业的成功。上天开辟的大道并未休止，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再辛苦又夫复何求！说到的都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事，他们日子过好了，整个国家才更加美好。所以无论是象大禹那样为民辛劳还是象颜回一样修德不息，本身都是为社会做贡献，其重要作用无法对比。这个道理如此明白，让我们彼此努力一起验证吧！于此，不难看出先生关心社会政治的用心，完全在于天下苍生，这正是先生“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情怀的真实表白。

先生既然有如此之心态，故而虽然因其志不能伸而退居横渠，但仍然以天下为怀而不忘：

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讲求法制，粲然备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尔。（《行状》）

先生对社会的未来发展信心百倍，认为只要人努力，完全可以把整个社会建成像三代那样的理想社会，他急切的盼望太平时代的到来并付诸行动。在具体的改革方案上，先生主张要把划分土地的疆界作为改革社会的第一要务，他认真讲求研究社会改革需要确立的法令制度，对每一个方面都考虑的齐备完善，但基本的原则是以可以施行于当下为准则。先生认为，如果自己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那肯定就能以此实现整个社会的太平。先生说：

“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未之行尔。”乃言曰：“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行状》）

要施行仁政，首先就必须从确定田地的疆界开始，如果社会贫富不均，教育培养没有法度，虽然想把社会治理好，都不过是苟且行事罢了。社会上有些人认为，经界之法难以推行，因为这样做是在夺取富人之田，必然遭到富人的反对。但先生坚决的认为，这个办法是能够得到推行的，因为愿意接受这个变法的人会占大多数。因此只要处置得当，推行上数年，就可以不用惩治一个人，而恢复三代的理想社会了。先生唯一担心的是，在上位的人不愿意推行他提出的改革主张，但他并不因此而气馁，先生说：“我的想法即使不能一下子在天下得以推行，那我仍然可以先在地方进行试验。”于是先生就和学者们商议在地方进行改革的试验：

方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行状》）

先生与学者一起议论古法，筹划买一块土地进行井田制的试验。按照先生的想法，他的这个计划是在土地划分好之后，除了满足国家的赋税的需要之外，还可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这个计划里包括划分生活社区，建立管理制度，增加经济储蓄，以及兴办学校，改善民俗，救济患难等多方面内容。遗憾的是由于条件缺乏，先生的这一计划没能付诸实施。

但先生并不以现实条件的制约而放弃对未来理想的期盼，他把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寄托于对弟子的教化中：

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闻者莫不动心有进。又以为教之必能养之然后信，故虽贫不能自给，苟门人之无赀者，虽粝蔬亦共之。

只要有人向先生请教，他大多时候都是告诉人们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勉励求教者治学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方才能够停止。先生认为，教育人必须先能养育人，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因此如果他的学生没有问学之资，虽然他贫困得家中只有粗粮和蔬菜，也要与学生一起享用。先生极其乐于教化人才：

闻人之善，喜见颜色。答问学者，虽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尝不开其端。其所至必访人才，有可语者，必丁宁以诲之，惟恐其成就之晚。（《行状》）

只要听说别人有善举，先生常常喜笑颜开。回答求教者问题，虽然多也不厌倦，有不能理解的，则从头讲起。所到之处，一定要访求人才，见到可以教育的人，一定反复叮咛，对其进行教诲，唯恐其取得成就太晚。

于此可见，先生并不是关在书斋里的书呆子，而是能够深入社会的真正学者。故而明代学者汪伟在给先生《经学理窟》的序言中写道：“（先生）论学则必期于圣人，语治则必期于三代，至于进为之方，设施之术，具有节级，凿凿可行，非徒托诸空言者。”（汪伟：《横渠经学理窟序》）是的，先生的学问，虽然立志高远，以圣人和三代为理想，但这个理想本来就是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落实到这个社会中去的，故而并不是没有脱离实际的空话，而是现实生活的指南。诚哉，汪伟之言！

先生为学的勇气，不惟在于他对天下国家的情怀，还根源于他对儒家价值理论的自信。

我们看先生的经历，知道他是在二十一岁得到范仲淹先生的教导，再通过十六七年的学习，才确立起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但从他三十六、七岁开始，他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我们看他在地方为官十二年，无论身居何职，都在践行儒家的价值理念，都用实际行动来践行自己的信仰；他一有空闲，就和朋友们书信来往，探讨义理，进一步深化自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后来先生入朝论政，虽然他在朝廷的时光不足一年，但他面对皇帝的诏问，仍是坚持自己的儒家理想，以“渐复三代为对”，当皇帝表示对他将有大的任用的时候，他仍然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风格，提出自己对朝廷事务了解后再作安排。后来先生退居横渠，虽然在政治上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但他仍然坚持儒家的信仰，用于造道，教育身边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信仰，自暴自弃。

先生面对社会的基本主张是“学政不二”，是依托儒家的文化，实现理想的社会。然而，儒家的思想学说，从孔孟之后就失去了真正的传承。所以如何重新弘扬儒家的绝学，就成为先生思想中所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先生在给自己的朋友赵瞻（1019-1090，字大观，北宋政治家，其先亳州永城人，后徙周至。）的一封信中即表明了自己的这种担忧：

载启：不造诲席逾年，仰怀温谕，三反朝夕。仲冬渐寒，恭惟使职公余，寝兴百顺。辱书惠顾，钦佩加卹。兼聆被旨边干，行李勤止。载抱愚守迷，未厌山僻，修慝免过弗能，固无暇撰述，空自言说鄙谬。窃尝病孔孟既没，诸儒嚣然，不知反约穷源，勇于苟作，持不迨之资而急知后世，明者一览，如见肺肝然，多见其不知量也。方且创艾其弊，默养吾诚，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为也。辱问及之，不识明贤谓之然否？更赐提耳，幸甚！末由前拜，恭惟尊所闻，力所逮，淑爱自厚，以需大者之来，不胜切切！（《与赵大观书》）[1]

在这封信里，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孔孟既没，诸儒嚣然，不知反约穷源，勇于苟作，持不迨之资而急知后世”，自从孔孟之后，诸儒多不安分，不去认真钻研孔孟之道的本原，而探求有所作为，自己能力不够却急于了解后世，明白的人一看，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解他们的自不量力也。而今，儒家受到的创伤仍然沉重，我们也只能涵养自我之诚，不去做其他无益之事。对于儒学的复兴，先生亦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分析了儒学失落的原因：

圣心难用浅心求，圣学须专礼法修。

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

（《圣心》）

在先生看来，圣人的心意难以用浅显的心态去探求，学者在此必须用心深入；圣人的学问也不仅仅是口耳之学，学者对此应切实的遵循礼法笃行。千五百年没有出现如同孔子一样的圣人，这是世人皆落入佛老而失去其本有的信仰了。由此可见先生力求继承儒家道统，辟异端，崇正学的追求。然而在上者却不能将儒家的理念真正推行于政，其道不行，先生乃不得已而退居横渠。他所作古乐府《鞠歌行》一诗，即是叹道之不行，思欲著述以觉来世，因述己志而作也。其诗曰：

鞠歌胡然兮，邈余乐之不犹。

宵耿耿其尚寐，日孜孜焉继予乎厥修。

井行恻兮王收。曰曷贾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

述空文以继志兮，庶感通乎来古。

搴昔为之纯美兮，又申申其以告。

鼓弗跃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

谓天实为兮，则吾岂敢，惟审己兮乾乾。

（《鞠歌行》）

在此诗中，先生叹息说，我为什么要做此鞠歌也？因为我心中不再有原来的快乐了。每天夜里都睡不着，白天里又接着做我的文章。圣王之道难以推行，有才能的人也如同珍贵的货物一样无法出售，道之不行，我心幽幽！只能著述空文，期盼后学继承我的志向，如此或可与上古神人感通。心中不能放弃的是过去美好的时代，故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嘱于将来。虽然千五百年儒学门户惨淡，让我感到寂寥孤单，然而老天则真的要振兴儒学，我虽然不敢自命其才，却愿意认真审察自己而无所懈怠！如此可见先生继承孔子道统的心态。

对于孔子，先生并不是形式上的礼拜，而是发自内心，以继承弘扬孔子之道为根本。他说：

家中有孔子真，尝欲置于左右，对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礼皆不可，无以为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于南国，则至于不敢拜。（《经学理窟·自道》）

对于家里的孔子像，先生觉得放到两边也不对，与之对坐也不可，烧香也不合适，礼拜也不安心。故而想，如此不如将之收藏起来，“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把对孔子的尊重落实于对孔子之道的阐扬上。先生对孔子的态度，才是真正对孔子的尊重，而不是表面的，形式的。故而先生将孔子之道落实于自我内心，以之时时警觉自己。其诗曰：

贝母阶前蔓百寻，双桐盘遶叶森森。

刚强顾我磋跎甚，时欲低柔警寸心。

（《贝母》）

【注】

[1]这封信《近思录拾遗》有节录。其文为：窃尝病孔孟既没，诸儒嚣然，不知反约穷源，勇于苟作，持不逮之资而急知后世，明者一览如见肺肝然，多见其不知量也。方且创艾其弊，默养吾诚，顾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为也。

（未完待续）

【主讲人简介】

魏冬，男，陕西合阳人，中共党员。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公益活动策划组织者。曾在藏工作，为西藏自治区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五个一批人才”。长期从事儒释道三教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现主要从事关学研究与社会普及传播。研究重点有：张载关学研究、周易哲学与文化研究、道家经典文献研究、藏传佛教文献研究。目前在张载关学、易学、庄学、藏学、场有哲学、习近平治藏方略、西藏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版著作2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部）。学术成果和组织活动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人民政府、西藏党委宣传部、西藏民宗委等部门采用，被《中国民族报》、中新网、新华网、《中国报道》、《封面》新闻、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四川文化网、陕西电视台、《陕西日报》、《三秦智库》、陕西文明网等媒体报道、选载。本人事迹多次在《西藏日报》《湘大校友》等媒体报道。

当前学术兼职主要有：（韩国）大邱教育大学校礼仪文化教育研究所特任研究员、（柬埔寨）柬中文化友好协会中国区学术交流部部长兼文化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陕西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周易研究会副理事长、第十二届鲁迅青年文学奖四川赛区组委会委员、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才库专家、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所长、四川省家宽艺术研究院学术导师、西安国际汉唐学院特聘研究员、眉县横渠书院特聘研究员、西安实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贡院大讲堂”主讲人、西安市航天城第一中学文化顾问、陕西省渭南地区临渭区“人才振兴新村民”、陕西省合阳县百良中学助力中华优秀文化与乡村教育发展”外聘指导老师。

因为长期在西藏和中国西部研究推广儒学的贡献，2019年被国际儒学联合会评为“纳通国际儒学奖·西部儒学贡献奖”（青年成就奖，全国二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