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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胞物与 和同天下 “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文稿 主讲:魏 冬 编者按: 从2019年年底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不仅给全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且刺激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巨大变化,对全球范围内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场大疫中,人们也被现实逼仄地不得不关心和思考这样关乎存在的价值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会秩序?我们又如何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伴随着这样的思考,古今中外哲人的教导,又一次得到当今社会的普遍关注。而张载,这位中国北宋时期的古代思想家,连同他提出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修养主张,“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的创新意识,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抱理想,也在当今时代的世界大变局中,再次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和反思。 2021年,为推动张载关学的现代弘扬和传播,陕西省孔子学会、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等单位组织开展了“中华关学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当年8月至今年1月,“中华关学中国行”活动的倡导策划和组织者,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魏冬教授连续用五个月,为全国张载后裔及张载关学爱好者作了以“张载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追求”和张载最重要的著作《正蒙》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性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共举办114讲,为我们走进张载的精神思想领域、认知张载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现代价值提供了有益借鉴,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共鸣。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该系列讲座主要采取了音频形式。讲座成功举办后,广大关学爱好者提出将这次系列讲座内容以文稿形式刊发的强烈要求。为满足社会进一步学习张载思想、弘扬张载关学精神的热切愿望,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受中华关学中国行组委会委托并征得魏冬教授同意,在亚洲华语文旅卫视、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封面新闻、四川文化网等媒体的支持下,决定以魏冬教授在2021年“中华关学中国行”张载主题公益系列讲座为主要内容并予以深化、扩展,在亚洲华语文旅卫视、封面新闻、四川文化网推出“民胞物与 和同天下: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文稿连载。欢迎广大关学爱好者、社会各单位予以关注支持。 【讲座内容提要】 此次系列讲座文稿以张载的经典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主线,共分为“引论”“总论”“分论”“结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从横渠四为句说起”是对张载的经典格言“横渠四为句”的讲解,主要讲述“横渠四为句”的文本流变、思想内涵、历史影响和现代价值;第二部分“总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精神世界”是关于张载生平和人格境界的讲解,主要讲述张载的生平历程、人生志向、精神追求、学说宗趣与思想理路;第三个部分“分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思想精蕴”是关于张载思想学说的讲解,按照“横渠四为句”的原本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分为四个主题,讲述了张载的宇宙本体观念、人生价值观念、历史人文观念和社会文化观念。第四部分“结论:解读张横渠之学的现代维度”,主要讲述了在现代视域下解读张载人格精神和思想学说的一些思考,可以算作整个演讲的总结和回顾。 (续)第二部分(总论第二讲之7、8、9,完) 总论 横渠四为句与张载精神世界 第二讲 张载的精神风范 先生的情怀,体现于他的诗歌文章,事迹行年;先生的学问,散见于他对儒家经典《周易》《礼记》《尚书》《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的解说,集中表现在《西铭》《东铭》和《正蒙》之中。于此可见先生人品之宏大,为学之宏富。然先生此种宏大之人格、渊博的学问自何而来?我们以为,此正如苏轼所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正是先生有坚忍不拔的为学精神,超迈远大的社会情怀,所以才能有如此宏大的人格、渊博的学问。故而探究先生的人格学问,就不能不关注先生的精神风范。 (……续) 7 先生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和对社会的关怀是统一的。他坚持的儒家价值观念,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先生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是对自己认定的一种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本质是文化的自信。先生的这种自信,正是其勇的内在根源。 先生退隐横渠,所牵挂的是与民生相关的社会政治,所担忧的是与社会政治相关的儒家道统。虽然他的政治理想一时不能实现,虽然他虽认同的圣人只带仍处于式微之中,但先生并未因此而丧失信心,而是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承担起继绝学的重任。先生有诗言: 君子防未然,见几天地先; 开物象未形,弭灾忧患前。 公旦立无方,不恤流言喧。 将圣见乱人,天厌惩孤偏。 窃攘岂予思,瓜李安足论! (《君子行》) “公旦立无方,不恤流言喧”,“窃攘岂予思,瓜李安足论!”如同周公当年为了天下的利益而不恤种种流言蜚语,只要内心没有窃据帝王之位的野心私欲,又何必估计瓜田李下,又何必在乎别人的流言攻击!这正是先生在面临大公,勇于担当精神的体现!于是乎,在儒学颓微的情况下,先生能深刻体会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他解释自己所作十诗的用心时说: 十诗之作,信知不济事,然不敢决道不济事。若孔子于石门,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然且为之者何也?仁术也。如《周礼》“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岂不知无益于救?但不可坐视其薄蚀而不救,意不安也,救之不过失数矢而已。故此诗但可免不言之失。今同者固不言,不同者又一向不言,不言且多故识,言之亦使知不同者不徒闲过而已,极只是有一不同耳。(《语录上》)[1] 人之所以有勇气,而是对儒家价值观念的高度认同,乃是对自我担当的精神期许。故而人生之立志为学,全在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语录中》) 人生一世,当以确立天地之间的正经大本为追求,以为百姓确立为人处世的法则为目标,以能继承发扬以往圣贤的绝学为职志,以能为未来开出千秋万世的太平为追求,若没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勇气,又何来如此豪迈的气势,远大的志向!有此勇气,就是居住在偏僻的乡野之地,亦有如何!先生讲: 某既闻居横渠,说此义理,自有横渠,未尝如此。如此地,又非会众教化之所或有贤者经过,若此,则似系着在此,其虽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诸葛孔明在南阳,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许多时日,作得许多功业。又如周家发迹于邠,迁于岐,迁于镐。春积渐向冬,周积渐入秦,皆是气使之然。大凡能发见即是气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间,修仁义,兴教化,历后千有余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来元不曾有人说着,如扬雄、王通又皆不见,韩愈又只尚闲言词。今则此道亦有与闻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经学理窟·自道》) 现在我居住在横渠这偏僻之地,在此讲明古代圣贤的义理,自有横渠以来,还没有人这样做过。虽然这一地方不是人才汇聚的教化之地,也不是贤人志士的必经之地,我就象被束缚在这片土地上一样不能离去,然而我就是想离去,却又没有什么可以离开的理由。过去,诸葛亮不就是隐居在南阳,待到刘备相召才去了蜀国,从而建立了许多功业?孔子当年也不是在洙、泗之间修仁义,兴教化,然而千百年之后,他的教化用之不绝?我今天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是像扬雄、王通、韩愈等人所没有说过的,其或者当时有用,或者当时不遇,然千百年之后,岂有不知我者!正是出于对文化的自信,对未来的自信,先生才甘于蛰居横渠,以继此绝学为职志!故而先生言: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芭蕉》) 芭蕉中心尽头展开新的枝叶,新的花卷和新的花心也悄然出现。做人,就要像芭蕉一样,应该潜心于自己的视野,唤起坚定的志向,展开新的书卷,养成新的心性。以此美好的心性为基础,涵养出新的品德,必然也会随着新的事业,升起新的智慧。芭蕉的生命展开如此,一个人的精神也应当如此,社会的更新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8 故而先生的志向虽然不能施行于当道,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挡他推行自己理想。我的政治主张在朝廷不能推行,又何妨于我在学生推行,又何妨于我在家乡推行,又何妨于我在家庭推行呢!对于学生,先生讲: 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但患学者寡少,故贪于学者。今之学者大率为应举坏之,入仕则事官业,无暇及此。由此观之,则吕、范过人远矣。(《语录下》) 由此,不难看出先生对学者的渴求之心,亦不难看出他对弟子们的赞许之情。对于家乡推行井田,先生亦有心实验之,他说: 学得《周礼》,他日有为却做得些实事。以某且求必复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许试其所学,则《周礼》田中之制皆可举行,使民相趋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谋人如己,谋众如家,则民自信。 (《经学理窟·学大原上》) 虽然自己不在其位,然先生并非就不谋其政,而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行井田,使公私之利,能得以兼顾而使民自信。更为切要的是,先生虽不能在朝廷推行他的礼治思想,但仍执着自信的在自己家庭中推行: 某自今日欲正经为事,不奈何须着从此去,自古圣贤莫不由此始也。况如今远者、大者又难及得,惟于家庭间行之,庶可见也。今左右前后无尊长可事,欲经之正,故不免须责于家人辈,家人辈须不喜亦不奈何,或以为自尊大亦不奈何。盖不如此,则经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为其子孙之益者也。 (《经学理窟·自道》)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正经做事,在我家里推行礼教。无论怎样,我都要如此坚定的做下去,因为自古的圣贤,无一不是先从“礼”做起的。虽然家里没有长辈可以事奉,也许家里人不喜欢,也许还有想法以为我自以为尊,然而这些都不必过虑,只要能推行下去,不仅于家人有益,对其子孙后代,也必然受益无穷。 刚推行礼法的时候,乡里人多不以为然,有疑而笑之者。对此,先生反省到:我刚开始推行礼教的时候,也怕人非议笑话,内心也有羞耻之感。但随之开展下去,人们也就接受了,我的内心也习以为常了。于是在这一事中先生认识到: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养车马,食粗衣恶,居贫贱,皆恐人非笑。不知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亦不恤,惟义所在。 (《经学理窟·自道》) 人生在世,不必太在于别人的非议和笑话,而只当考虑自己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合适就做,别人非议也无所谓;不合适就不做,别人非议也不必顾忌。人生做事,不必畏人非议,只是“惟义所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故而先生满足的说: 日无事,夜未深便寝,中夜已觉,心中平旷,思虑逮晓。加我数年,六十道行于家人,足矣! (《经学理窟•自道》) 如此可见,先生之学问成就,完全在于他的为学,而他为学的精神,则在于能勇,能勇的根源,则在于有大志,而其大志,则根源于对社会的大爱。有此大爱而后有大志,有大志而后有大勇,有大勇而后有大成。大成,不仅在于成就博大之学问,而且在于成就伟大之人格,塑造高大之精神。 9 现在,该是我们回过头来对先生的精神风范做一总结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先生如同我辈一般,没有高贵的出身,没有富足的家境,没有超人的禀赋,没有突出的地位,没有显赫的事功,没有绝妙的文采,也没有绝好的人生际遇去实现他的抱负,然而先生却能够刚健不息、艰苦力学,以他的学识和人品,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获得了后世的赞誉。因此,学问,就是先生之所以成为先生的根基,先生就是真正的学者。因为他的出身、家境、禀赋、地位等都很平凡,所以我们都能向先生学习;因为先生的学识人品完全靠他自己努力而来,所以值得我们学习。“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正是在像先生这样出身最平凡、最普通的人身上,我们才能感受到不平凡、不普通的伟大所在。 我们知道,先生学问和人品的根基,又在于他的艰苦力学,在于他为学的勇气。先生为学的勇气,不仅表现在先生的勇进不息、勇于从善,而且还表现在先生的勇于造道,勇于实践。先生的这种勇气,本质上根源于他对天下社会的大爱情怀,根源于他对儒家文化的坚定信仰。 如此说来,先生为学精神的根源,完全在于他对现实社会的至仁大爱和对儒家价值的坚定信仰。正因为先生能“居恒以天下为念”,时时刻刻把天下苍生放在心上,把家国大事放在心上,才能真正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并以此志向为基源,养成“勇”“刚”不息的为学精神。在先生的一生中,他以为学为职志,勇往直前,日进不息;勇于从善,虚怀若谷;勇于实践,切实笃行;勇于守道,凛然不屈。 如此说来,先生真是一位学者,是一位立志高远、自强不息、精思力践、知行合一的学者。先生的此种精神,不仅体现于他的思想学说,而且体现于他的生活细节,不仅涵养成他“德盛貌严”“久居日亲”的人格气象,而且落实于他现实生活中处处以礼教为准则,时时以笃行为鹄的。 如此说来,先生的思想,来源于先生的辛苦学习;先生的刻苦学习,来源于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动力。因为有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动力,先生才上下求索,确立了对儒家文化的信仰,因为对儒家文化的信仰和坚守,先生才勇于造道,担负起重建儒家价值观念的责任,才落实于社会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 天下情怀和文化自信,是先生之学的根源。因为如此,先生才进学不息,才勇于造道,才敢于实践,才身体力行,才从善如流,才乐教人才,才守道不回,才实事求是。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往圣的绝学是天下太平的根源。要至于天下太平,必须有价值根源,要价值根源,必须回到儒家,要振兴儒家,必须勇于造道,并且落实于生活实践。 先生之学,集中于他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根源于他日进不息的学习刻苦,体现于他心怀天下的淑世情怀,落实于他崇真求实的社会实践。先生之学的总根源,来自于他对社会的关怀,对真理的追求,对信仰的坚守。我们学习先生,不仅学习先生的思想,而且要学习先生为学做人的横渠精神。 什么是横渠精神?就先生一生的所思所想、所言所动而观之,横渠的精神风范,就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精神,坚定文化信仰的文化精神;就是他日进不息的求道精神,宽容从善的问道精神,坚贞不回的守道精神,勇于创新的造道精神;就是他学为圣人的修养精神,实事求是的为政精神,笃实践履的为德精神,以礼为本的家教精神,乐于教人的教化精神,崇尚实践的社会精神。 我们将先生的精神概括为如上的十二个方面。这十二个方面,在先生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言动都有所体现。然先生的精神、风范、人格又何止于此!后人读先生的传记,读先生的著作,无不能感受到先生精神、风范、人格的伟岸。概而言之,先生的精神,先生的风范,也就是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精神”。只有能继承先生此种精神,才算是真正的继承先生所学,弘扬先生所志,《西铭》所谓“穷神则善继其志,知化则善述其事”,不在别处,正在于此! 【注】 [1]《经学理窟•自道》亦录此语,然文字稍有不同。其曰:“近作十诗,信知不济事,然不敢决道不济事。若孔子于石门,是信其不可为,然且为之者何也?仁术也。如《周礼》“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岂不知无益于救?但不可坐视其薄蚀而不救,意不安也。” 第二讲完 (待续第三讲) 【主讲人简介】 魏冬,男,陕西合阳人,中共党员。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公益活动策划组织者。曾在藏工作,为西藏自治区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五个一批人才”。长期从事儒释道三教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现主要从事关学研究与社会普及传播。研究重点有:张载关学研究、周易哲学与文化研究、道家经典文献研究、藏传佛教文献研究。目前在张载关学、易学、庄学、藏学、场有哲学、习近平治藏方略、西藏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版著作2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部)。学术成果和组织活动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人民政府、西藏党委宣传部、西藏民宗委等部门采用,被《中国民族报》、中新网、新华网、《中国报道》、《封面》新闻、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四川文化网、陕西电视台、《陕西日报》、《三秦智库》、陕西文明网等媒体报道、选载。本人事迹多次在《西藏日报》《湘大校友》等媒体报道。 当前学术兼职主要有:(韩国)大邱教育大学校礼仪文化教育研究所特任研究员、(柬埔寨)柬中文化友好协会中国区学术交流部部长兼文化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陕西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周易研究会副理事长、第十二届鲁迅青年文学奖四川赛区组委会委员、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才库专家、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所长、四川省家宽艺术研究院学术导师、西安国际汉唐学院特聘研究员、眉县横渠书院特聘研究员、西安实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贡院大讲堂”主讲人、西安市航天城第一中学文化顾问、陕西省渭南地区临渭区“人才振兴新村民”、陕西省合阳县百良中学助力中华优秀文化与乡村教育发展”外聘指导老师。 因为长期在西藏和中国西部研究推广儒学的贡献,2019年被国际儒学联合会评为“纳通国际儒学奖·西部儒学贡献奖”(青年成就奖,全国二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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