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三】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续）第二部分（总论第四讲之7~10）

新文人画院 2022-5-9 05:07 4805人围观学术评论

民胞物与，和同天下，“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连载十三】（续）第二部分（总论第四讲之7、8、9、10，完）。

民胞物与和同天下

“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文稿

主讲：魏冬

编者按：

从2019年年底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不仅给全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且刺激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巨大变化，对全球范围内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场大疫中，人们也被现实逼仄地不得不关心和思考这样关乎存在的价值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会秩序？我们又如何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伴随着这样的思考，古今中外哲人的教导，又一次得到当今社会的普遍关注。而张载，这位中国北宋时期的古代思想家，连同他提出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修养主张，“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的创新意识，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抱理想，也在当今时代的世界大变局中，再次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和反思。

2021年，为推动张载关学的现代弘扬和传播，陕西省孔子学会、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等单位组织开展了“中华关学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当年8月至今年1月，“中华关学中国行”活动的倡导策划和组织者，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魏冬教授连续用五个月，为全国张载后裔及张载关学爱好者作了以“张载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追求”和张载最重要的著作《正蒙》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性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共举办114讲，为我们走进张载的精神思想领域、认知张载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现代价值提供了有益借鉴，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共鸣。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该系列讲座主要采取了音频形式。讲座成功举办后，广大关学爱好者提出将这次系列讲座内容以文稿形式刊发的强烈要求。为满足社会进一步学习张载思想、弘扬张载关学精神的热切愿望，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受中华关学中国行组委会委托并征得魏冬教授同意，在亚洲华语文旅卫视、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封面新闻、四川文化网等媒体的支持下，决定以魏冬教授在2021年“中华关学中国行”张载主题公益系列讲座为主要内容并予以深化、扩展，在亚洲华语文旅卫视、封面新闻、四川文化网推出“民胞物与和同天下：张载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系列讲座”文稿连载。欢迎广大关学爱好者、社会各单位予以关注支持。

【讲座内容提要】

此次系列讲座文稿以张载的经典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主线，共分为“引论”“总论”“分论”“结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从横渠四为句说起”是对张载的经典格言“横渠四为句”的讲解，主要讲述“横渠四为句”的文本流变、思想内涵、历史影响和现代价值；第二部分“总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精神世界”是关于张载生平和人格境界的讲解，主要讲述张载的生平历程、人生志向、精神追求、学说宗趣与思想理路；第三个部分“分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思想精蕴”是关于张载思想学说的讲解，按照“横渠四为句”的原本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分为四个主题，讲述了张载的宇宙本体观念、人生价值观念、历史人文观念和社会文化观念。第四部分“结论：解读张横渠之学的现代维度”，主要讲述了在现代视域下解读张载人格精神和思想学说的一些思考，可以算作整个演讲的总结和回顾。

（续）第二部分（总论第四讲之7、8、9、10，完）

总论横渠四为句与张载精神世界

第四讲张载的思想理路

学说是思想的情感流露，思想是学说的理性表达。先生的学说宗趣，集中体现于《西铭》，《西铭》中“乾父坤母”“民胞物与”“善继善述”“存顺没宁”的人生观念，都是依托于先生对宇宙、世界、人生、文化的理性思考建立起来的，要进一步深入地了解《西铭》所蕴涵的世界观观念、人生境界、价值意蕴，就不能不深入去了解先生的整个思想理路。在这一讲，我们将把先生的思想放到他的人生中去，放到他所处的时代中去，了解先生思想与现实社会的因缘所在，了解先生的思想中的每一个问题是怎样一步一步架构在一起的。

（……续）

人生价值的实现，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认知的层面，它还需要有切实的实践才能实现。先生对儒家价值观念的建构，也不仅体现在理论的构建上，而且还有功夫层面的建构，并由个人的修养推及到社会群体的教化、国家的制度设计。

就个人而言，先生将“变化气质”作为个人修养的总纲。并提出“涵泳义理”和“知礼成性”两个要点。

首先，学习——“涵泳义理”。

先生提出，人要把认知的提高放到第一位。如何去提高人的认知？就需要从学习入手。对此，先生提出了一系列阅读经典的方法。先生提出，要对圣人的精神境界有所了解，只有通过阅读经典。只有如此，才能向圣人看齐，而学习经典，也就要精通经典的义理。先生将这种方式称之为“穷理尽性”的方式。

其次，修习——“知礼成性”。

要达到圣人的境界，还必须进行实践。先生特别提出，人要把对真理的认知和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这就是“知礼成性”。他说的“知礼成性”，就是智慧的提升，就是对天道人性的正确认知；而“礼”，就是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只有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人的境界。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修心。先生把“心”看作人进行认知与实践的主体，他认为人的认知和实践，首先必须是心灵的转变，即从人的狭隘的心扩充到跟宇宙一样大的心，从虚妄的心转化成虚静的心，最终达到与天理的合一，而维持心与天合一的这种状态，就叫做“存心”，“存心”才能“养性”。其二，修身。先生主张人的修养应该去体察人的“言动”，也就是人的语言和行动。人的言行和举动，就是人内心想法的表现。所以人要对自我的言行举止认真反省，认真检点，而不能够欺骗。

先生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也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社会教化。先生认为整个理想社会的实现，并不能仅仅靠某个人，就是圣人也不可以。社会理想的实现，并不能寄托于圣人，而是需要整个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去把成为圣人作为目标，都把圣人当成是自己的目标。先生在此提出了自己的教化思想，也就是人应该怎样成为圣人的思想，而这个教化的思想，其内容也就包括上面的阅读经典，以及要鉴别对象等等。

其二，制度建设。先生认为社会理想的实现，需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他是以儒家经典中所提出的上古的三代社会为理想社会的背景的，但是先生并不是要人们回到古代去，而是把对未来的及未来理想社会的勾践落实。在通过历史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这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的组织形式。先生主张宗法制的形式。第二，社会的经济形式。先生主张用井田制的方式。第三，对于社会的法治治理。先生主张肉刑的方式。先生这一方面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他的用意却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应该通过历史局限性，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的去理解他。

由以上可知，先生在学问上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创造性的重建了儒学，为后来中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光辉的命题。因此，先生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先生的思想，根本是儒家式的。我们说他是儒家式的，不是说他的思想是对他之前儒家思想的照搬，不是说他的思想完全是照搬孔子、孟子的，而是说他的思想，是在认同和接受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上的创造。“孔子之学”，是先生之学的“原”，先生之学，是在“孔子之学”基础上的“创”。先生的学问，有“原”有“创”，所以我们说他的思想是原创性的。

先生之学的“原”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他对儒家价值理念的坚守上。先生在早年喜好兵法，后来二十一岁的时候在范仲淹的劝导下，走上学习儒家的道路。此后的十余年时间，他受读《中庸》，“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也”，然后出入佛老，“累年尽究其说”，然后反之六经。到他三十六七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确立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了。先生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这就是他对儒家观念信仰确立的标志。于是他“尽弃异学，纯如也”，放弃了其他的价值观念，而一以儒家的价值观念为依归，俨然一名儒者。自此以后，先生坚定的信仰就未在动摇过，放弃过。所以我们说先生之学的本原，在于儒家，他是坚定的儒家价值观信仰者。

先生之学的“创”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他对儒家价值理论的重构上。先生虽然选择了儒家的价值观念为自己的信仰，但他也看到，儒学在当时并不是整个社会的显学，而是末学。社会上流行的信仰，主要是佛老的价值观念。就是儒家的价值观念，也掺杂了佛老的内容，成为佛老的附庸。于是先生要让儒学的价值观念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信仰，就要对儒家的甲价值理论进行重构，就要面对佛老的冲击，说明儒家价值理念的合理性。于是先生在借鉴、参考佛老思想的前提下，以儒家的经典为本原，从理论上重新确立儒家的价值信仰。《宋史》说他，“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孔》《孟》为法，以《礼》为的”，就是说儒家的这些经典，在他的思想建构中的不同作用。这样，先生就参照佛老的范式，重新建构其儒家价值信仰的理论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先生之学是具有原创性的。所谓的“原”，就是说他的思想有本原，这个本原就是儒家的价值信仰；所谓的“创”，就是说他的思想有创新，这个创新就在于他的儒家价值信仰在理论上的新。我们认为，这就是先生之学的最重要的特点。

在先生之后，儒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儒学从原来伦理的教化，深入到天道性心等哲学问题的探讨，伦理的儒学开始有了哲学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了。我们把儒学的这种变化，叫做儒学的“哲理化”，或者借助当时的话说，就是儒学走上了“理学”阶段的发展。在这一变化中，先生之学是具有奠基之功的。后来儒学不管走上以“理”为主还是以“心”为主的路子，都离不开先生的奠基之功，后来者所讨论的问题、所提出的问题，没有超出先生所思考的范围。所以先生才是儒家理学的真正奠基者。后来程朱理学的谱系中把先生放在周敦颐、二程之后，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先生的人生志向，必然要体现于他立志之后的活动，而先生立志之后活动的成果，也必然体现着他的人生志向。先生晚年在思想上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就是他完成的《正蒙》一书。因此，《正蒙》的思想结构，也必然要体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追求。通过《正蒙》各篇主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在考察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回答的是：《正蒙》是否有一个明确的逻辑架构的问题。如前，我们已经知道，《正蒙》这本书，是先生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完成的，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划分篇章。对《正蒙》这本书的篇章划分，是由先生的弟子苏炳完成的。据苏炳《正蒙序》：

先生著《正蒙》书数万言。一日，从容请曰：“敢以区别成诵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书也，譬之枯株，根本枝叶，莫不悉备，充荣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睟盘示儿，百物具在，顾取者如何尔。”于是辄就其编，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

由此可见，苏炳将《正蒙》划分篇次，是向先生请示过的，而先生也对苏炳的请示，给予了许可：此书 “如睟盘示儿，百物具在，顾取者如何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中选择。然而，苏炳划分篇次以后，是否经过先生过目、是否获得先生的认可呢？如果没有的得到先生的认可，就未必能代表先生的思路。可是这一问题，没有足够的资料作为支撑。然而我们也注意到，苏炳划分篇章之后的《正蒙》，也为先生的其他弟子看过。范育说：

友人苏子季明离其书为十七篇以示予。（《正蒙序》）

张舜民也说：

（张载）著书万言，名为《正蒙》。阴阳变化之端，仁义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乱国家之经，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轲、扬雄之流乎！如荀况辈不足望于载也。[1]

这不仅说明他们见过苏炳所划分篇章的《正蒙》，而其就张舜民所言来看，先生的其他弟子也参与了对《正蒙》篇次的划分。因此可以说，苏炳所划分篇章的《正蒙》，虽然可能没有经过先生寓目，但先生的其他弟子都是看过的。如果苏炳所划分的篇次具有不合理的地方，他们肯定会对此提出质疑或者做出调整。但他们并没有对范育的篇章划分表示质疑，这说明：范育的划分是能体现先生的基本思路的。

那《正蒙》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我们通过对《正蒙》篇次和主题的分析，可以明显的看出，这本书正是表达了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

先生“为天地立心”的思想追求，体现在《正蒙》中《太和篇第一》《参两篇第二》《天道篇第三》《神化篇第四》这四篇。《太和篇第一》的主题，就是说明整个宇宙是一个实有的、整体的、和谐的、运动的、有自性、有规律的存在——太和，这是关于宇宙最基本的看法。基于这一看法，先生提出，佛老所谓的“太虚”，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的虚无，而是一种无形无象的存在。这样的太虚，因为自性而运动，从而表现为运动的、有象的气，再由这样的气，变成有形质的万物，进而万物再变回太虚。《参两篇第二》，是用阴阳的观点来解释天地日月星辰和气候、气象，主要体现了天是宇宙的主宰的观点；《天道篇第三》，将以上整个宇宙看做是天，由天与地上万物的关系，揭示天的性质；《神化篇第四》，揭示人要知天，就是要了解天的性能——穷神知化，而且能够“存神顺化”。这四篇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天道的探讨，体现了“为天地立心”志向。

先生“为生民立道”的思想追求，主要体现在《正蒙》的《动物篇第五》《诚明篇第六》《大心篇第七》《中正篇第八》《至当篇第九》这五篇。其中《动物篇第五》也是用阴阳的观点来解释动物、植物的生命形式以及人类的生命活动，从而确立起人在万物中的地位；接着在《诚明篇第六》提出人应该发挥上天赋予的德性，也就是要穷理尽性，达到对自我本性的实现；那人如何实现自己的本性呢？这就是《大心篇第七》所要回答的问题了。《大心篇》将人的认识方式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两种，认为人要尽性，主要就是要发挥德性所知，扩充心灵，达到和宇宙一般大。而《中正篇第八》，则解释了人不仅要大其心，而且要合乎道，这就是“中”，“中正”是人的基本准则。《至当篇第九》则由中正之道推进个人和社会，认为人只有顺理，才能实现自己的幸福，实现社会的幸福。

先生“为去圣继绝学”的思想追求，主要体现在《正蒙》的《作者篇第十》《三十篇第十一》《有德篇第十二》《有司篇第十三》这四篇中。《作者篇》主要是从历史上文明的创制者入手，回答了谁是历史上的圣人，历史上圣人的品质问题；《三十篇》则则集中于孔子，认为孔子才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王的圣人，而其弟子颜回则是追随圣人的大贤。进而《有德篇》讲述了孔子的境界，《有司篇》扼要阐释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如此先生就以先王为起点，而建立起以孔子为代表的“去圣”谱系及精神命脉。

先生“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追求，主要体现在《大易篇十四》《乐器篇十五》《王禘篇十六》和《乾称篇十七》中。其内容虽然是以解释儒家经典为主，然而我们知道，先生是主张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来“渐复三代”的，所以这些篇章不仅体现了先生对往圣经典的理解，更体现了先生治国理政的基本观念。先生正是通过对经典的解释，阐发微言大义，将“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寓于经典的解释之中的。

以上是先生思想体系的简单勾勒。我们认为先生的思想体系实际上也是他四为精神在他思想建构上的具体体现。其中宇宙观的建构，体现了“为天地立心”的情怀；人生观的建构，体现了“为生民立命”的现实关怀；而对圣人和经典的诠释，体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对道德实践和社会秩序的构想，体现了“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我们也要看到，“横渠四为句”的这四句话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贯通的体系。其中，“为天地立心”的“心”，最终落实到人，也就是“为生民立命”中的“生民”；“为生民立命”的“命”，最终落实到历史存在的作者，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中的“往圣”；“为往圣继绝学”中的“学”，最终体现为亘古不变的真理，也就是“为万世开太平”的“万世”，而“为万世开太平”的“太平”，也不仅是每个个体的身心和谐，整个社会的群体和谐，而且还指向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也就是《易传》所说的“保合太和”，这就是身心、你我、天地人圆满和谐的境界，也就是先生在《西铭》所表述的“民胞物与”的宇宙境界。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来作为先生思想的基本架构，是符合先生的思想实际的。我们希望，在对先生这个精神追求的解读中，能对先生思想作出合乎时代的、全新的解释。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语，的确构成先生思想学说的纲领。先生之所言所行，无不最终指向于此。而先生之所言所行，又为历代理学家及关学所尊崇，故而此语亦堪为理学及关学一脉之精神命脉。先生之人格精神，先生之思想学说，先生之为学风范，的确为先生贡献给当今社会之一大财富，值得今人继承与弘扬。然先生固然为千载而上之一古人，其思想学说、行事风格、政治主张中，仍未免有其陈旧落后之一面。我们今天继承弘扬先生的精神、人格和思想，也并非认为先生之思想、行为完全就适合于当今，而必须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将先生思想、行为中与当下未来有益的部分摄取出来，或进而探求先生落后思想行为背后之用心立意所在而切乎当下，如此方可谓不负先生之心，如此方不负先生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付之后人之嘱托。因此，对先生之思想学说行为风格，仍需要采取“拿来主义”的眼光而予以重构。但怎样才是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对先生思想学说中有益部分之重构？

我们以为，先生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语，即是先生之学内在精神的总括，而且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意义，故而能历经百世而传承不绝，故而在当今社会亦有其时代价值。这也正是习总书记认为其为我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志向和传统的原因所在。故而用此一语，仍可作为先生之学及关学传统的内在灵魂，也可用此作为探讨先生之学及关学传统的基本架构。但是，先生思想中对儒家经典中的部分解释，以及对于封建礼制的阐发，则在当今社会未免不合时宜，所以本次演讲在论述中予以舍弃，而将先生所论中关于立志为学、修身养性等内容来予以调整，以见先生之学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基于以上理解，本次演讲分论部分将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标题，彰显先生及关学在宇宙世界、人生价值、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四个方面合乎时代的主要思想。我们期望这样的方式，能对现代社会视野下对先生思想的解读提供一个参考的视角，亦能对先生在我们这一时代下的意蕴做出尝试性的探讨。正如先生云：“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此正是本次演讲在此的追求和意旨所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最后，在此赋先生所作《芭蕉》诗，以为总论之结尾，且为分论之开篇：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芭蕉》）

愿吾人之心，如同芭蕉心舒展而为新枝那样，依此心灵而有新的志向；愿吾人之心，如同芭蕉卷生成而有新心那样，读此书卷而有新的心境；更愿吾人之心，能以此新心为根基而涵养出新的德性，进而开创新的事业，生起新的智慧！

【注】

[1]【宋】张舜民：《乞追赠张载奏（元祐四年）》，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269页。

第四讲完、总论完

（待续第三部分《分论》）

【主讲人简介】

魏冬，男，陕西合阳人，中共党员。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公益活动策划组织者。曾在藏工作，为西藏自治区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五个一批人才”。长期从事儒释道三教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现主要从事关学研究与社会普及传播。研究重点有：张载关学研究、周易哲学与文化研究、道家经典文献研究、藏传佛教文献研究。目前在张载关学、易学、庄学、藏学、场有哲学、习近平治藏方略、西藏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版著作2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部）。学术成果和组织活动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人民政府、西藏党委宣传部、西藏民宗委等部门采用，被《中国民族报》、中新网、新华网、《中国报道》、《封面》新闻、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四川文化网、陕西电视台、《陕西日报》、《三秦智库》、陕西文明网等媒体报道、选载。本人事迹多次在《西藏日报》《湘大校友》等媒体报道。

当前学术兼职主要有：（韩国）大邱教育大学校礼仪文化教育研究所特任研究员、（柬埔寨）柬中文化友好协会中国区学术交流部部长兼文化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陕西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周易研究会副理事长、第十二届鲁迅青年文学奖四川赛区组委会委员、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才库专家、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所长、四川省家宽艺术研究院学术导师、西安国际汉唐学院特聘研究员、眉县横渠书院特聘研究员、西安实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贡院大讲堂”主讲人、西安市航天城第一中学文化顾问、陕西省渭南地区临渭区“人才振兴新村民”、陕西省合阳县百良中学助力中华优秀文化与乡村教育发展”外聘指导老师。

因为长期在西藏和中国西部研究推广儒学的贡献，2019年被国际儒学联合会评为“纳通国际儒学奖·西部儒学贡献奖”（青年成就奖，全国二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