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发表 | 使命与未来——千年光环下的富平石刻

       百万年前，人类利用石器作为生活生存工具。数千年前，人类又将石头作为记载历史记录文明的媒介。今天，石头已经应用到各方各面，建筑用的石材作为艺术工艺品，继续传承着中华文明。

       富平北部山脉横贯东西，蕴藏着丰富的“青石”和“墨玉石”资源，其材质细腻坚韧耐风化，是诸多石头中最优质的雕刻石材。富平青石产地以宫里镇、曹村镇为最优；色更深的墨玉主要产地在曹村底店、老庙一带。宫里镇龙泉山（今凤凰山）的“墨玉石”，结构紧密，层厚块大，耐风化抗腐蚀，经仔细打磨，乌黑发亮，其光泽可照人，敲之响声朗朗余音似罄，故又称之为“罄石”，是石刻石雕的上乘原料。

       从秦汉一直延至明清民国，关中石刻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地理位置看，富平古时地处京畿北地，而富平的石头和工匠堪称古都长安石刻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富平石刻始于秦，盛于唐，发端可追朔至春秋战国时期，到秦始皇时已具相当高的水平，汉末和魏晋时又有了很大发展。隋唐时代京城宫苑的建筑装饰，名人骚客的书画刻制，帝王将相的棺椁、石碑、石碣的刻制需求，又刺激富平石刻大为兴盛。秦李斯《峄山刻石》、东汉合阳《曹全碑》、欧阳询《皇甫诞碑》、颜真卿《多宝塔》、柳公权《玄秘塔》等，都堪称艺术精品，镇馆之宝。这些石碑无论是原创还是复制，其石料均取自富平，且大多由富平工匠雕刻。富平以石刻为生的工匠众多，他们祖辈相传，世袭为匠，涌现了大批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元代 “陕西行省提副扎领石匠提领赵信”，富平宫里镇南陵赵家村人，石刻雕凿技艺精湛，堪称一绝。他曾带领家乡200多名工匠，远赴元大都（今北京）雕刻碑石，历时六年，在孔庙、广济寺、香山寺、碧山寺、碧云寺、兴国寺等多处，用錾子和刻刀留下了精美宝贵的石刻文化遗产。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药王山碑林”、“祖庵碑林”、“昭陵碑林”、“长安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博物院”、“华山西岳庙”、“户县草堂寺”、“大雁塔”、“三原城隍庙”、“黄帝陵碑廊”、“大荔李氏族墓地”、“富平文庙”、“关中唐十八陵”等处，都有很多用富平北山“频阳青石”雕刻的石碑或雕像，其中有的刻有富平工匠的名字。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石刻文物l700多件，其中80%以上为富平墨玉石所制，石碑多出自富平宫里石匠之手。清康熙间关学大师李因笃《唐陵墨玉》诗说：“唐陵下有洞产石，名墨玉。取镌碑牌，甲于天下。” 诗云：“居碛(qi)崔嵬(wei)百万层，唐家中叶起诸陵。青岑墨玉旋随辟，篆籀（zhou）光芒到处征。”蒲城唐桥陵高15米重40吨的“华表”、乾陵“无字碑”、“昭陵六骏”等大型雕塑，其石料皆出自富平。八百里秦川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各类墨玉石刻造像、经幢、墓志铭、柱础、门墩石等，亦大多源自富平，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广，实属罕见。

       据史料记载，在秦始皇帝陵和阿房宫的修建过程中，曾大量开采富平青石和墨玉石。青石多用于建筑，而墨玉石质坚硬，颜色黢黑发亮，更符合老秦人崇尚黑色的国风。考古学家在秦始皇陵K9801陪葬坑中，发掘出土了大量密集叠压、用扁铜丝连缀的“石甲胄”，从而改变了学术界“秦代无胄”的观点。其加工技术之高超和精细，也刷新了我们对老秦石匠的认识。当然，这些成就与富平得天独厚的石材和技艺精湛的石匠密不可分。

       这些石头铠甲，主要由前后两片构成，前甲护胸，后甲护背，还有护肩膀的披膊甲。其裙甲不仅多采用小甲片，而且甲片与甲片之间的间隙也比身甲要大得多。这一别具匠心的特殊设计，使裙甲上下翻动更加灵活。石质头盔顶部到侧片下端长度约为30厘米，直披肩膀，对颈部和肩部起到了较好的保护作用，使整个头盔显得更加完美。石甲胄的设计，既注重了外观，更注重了实战。石甲胄的制作借鉴了秦代玉石工艺，石料开片及制作甲片粗坯，细致打磨基本形成片体，经钻孔与抛光，用编铜丝缀连成形。每件“石甲胄”约需用600片墨玉石甲片，单个工匠手工制作加工约需一年时间。而陪葬坑内出土的“石甲胄”，墨玉石甲片总数超过500万片，其劳动量是相当巨大的，造价也极其昂贵，其中不知又有多少富平藉石匠献身于此。重甲虽然从周朝就已经出现，但由于冶铁技术的落后，铁制武器无法大规模装备，因此只有少数高级将领和精锐部队可以装备铁甲。而秦军装备普遍使用的是皮甲，在冲锋时多不带重甲，而是编组敢死队，赤裸上身勇敢拼杀。在当时，使用“石甲胄”是很奢侈的，或许仅仅是为了负重训练；或许秦王组建有特殊的重甲劲旅，当两军交战难解难分时，重甲劲旅横空杀出，身披墨玉石铠甲，挥舞矛戈，威风凛凛，霸气雄纠。既鼓舞秦军士气，又震慑敌军，最终获得战场胜利。遥想当年，一群富平籍工匠使用粗糙工具，精心娴熟的打磨“石甲胄”墨玉石片，口里吟唱：“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西有大秦，如日方升，百年国恨，沧桑难平！天下纷扰，何得康宁！秦有锐士，谁与争锋！”这场面是何等的壮观啊！

       关中唐十八帝陵石雕，是一部艺术版的唐代历史大书。其石刻艺术迥异变化，是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缩影，折射了大唐帝国的兴衰。据史料记载，陕西关中唐代帝陵原有大量石刻造像，包括石虎、石狮、犀牛、蕃像、石碑、石人、仗马、鸵鸟、翼马、天鹿(独角兽)、獬豸、华表、石羊等数十种，其总量大约有1000多件。如今包括残件在内，仅存不足500件。 

       富平青石，是秦汉唐以来关中帝王陵碑碣石刻的首选石材。西起乾县，东至蒲城的唐十八帝王陵，及其陪葬墓前的石碑石雕，多选用富平青石所制。昭陵六骏和乾陵《无字碑》，石材均取自富平龙泉山。唐昭陵六骏中的“白蹄乌”、“特勒骠”、“青骓”和“什伐赤”，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而“飒露紫”和“拳毛騧”，则在民国间被地方军阀勾结文物贩子盗卖海外，后收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200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特邀中国文物专家赴美，对馆藏“昭陵二骏”进行保护性修复，其所用石粉采用富平青石研磨而成。

       唐十八帝王陵、西岳庙牌楼、唐方形四棱碑、杨贵妃墓、华清池等地出土的石刻器物，代表了富平石刻的精湛技艺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唐十八帝陵石刻③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初唐时期，献、昭陵石刻群组合尚无定制，献陵使用石虎守陵，形体大，石刻风格雄健有力，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格。盛唐时期，包括乾、定、桥3陵，石刻群气魄雄伟，形体大，且种类和数量俱增，雕刻精湛，造型生动，组合基本形成定制。如神道上，一般自南而北依次排列华表、翼兽、驼鸟、仗马、石雕文臣武将及蕃酋像等。中唐以后，包括泰、建、元、崇、丰、景、光、庄等8陵，神道出现了相对而立的文臣和拄剑武将，石马矮小，制作粗疏、体态无力、线条松散，说明安史乱后唐王朝政治经济由盛转衰。晚唐时期，章、端、贞、简、靖5陵，石刻体态瘦小，神情萎靡不振，雕刻走向粗简，显露了唐王朝江河日下之势。关中石刻伴随着朝代的兴盛而巅峰，衰落而低谷。我曾多次站在唐定陵前，从眼前的两排石刻大作感受过大唐的鸿运气度；在曹村镇北唐顺宗丰陵南的土崖之上，也曾仰目凝视过挺拔矗立的六棱残柱华表，虽柱冠早已遭雷击折断，但仍尤为壮观；而唐章陵所在的天乳山，因采石形成了几个巨坑，唯西陵村几株参天古树还依然守望着昔日唐陵的肃然；唐简陵与富平其它陵墓一样历经劫难，石人石兽均被砸毁荡然无存。

       富平石刻在明清时的表现形态，是以线雕、浮雕、圆雕，以石碑、门墩、柱鼎、拴马桩、槌布石、碾子、碌碡、石槽、陵墓、桥梁、牌楼、碑碣、造像等形态为主。清乾隆年间，关中石刻代表作有华阴西岳庙牌楼和庙碑，做工精细，形态端庄。耀县文化馆门前的“御史坊牌楼”，用工精细，保存完好。碑林博物馆东门外的石狮、西岳庙康乾院的石狮、玉泉院东门的石狮，都是康乾盛世石刻技艺最高峰时期的巅峰之作。昭陵门口的石狮并非唐代雕刻，原本是礼泉城隍庙里一对保存较好的清代石狮，后来移到昭陵。这些都属具有关中地方文化代表性的石刻，还有关中特色的石刻拴马桩。

       明清时富平石刻名匠层出不穷，特别是清代史书记载众多，挹掬如下：李信，宫里铁炉村石匠，本村的李姓在清末已绝。李信是明万历朝吏部尚书、富平流曲镇南街人孙丕扬的专属刻石大师，其撰写的碑文或重要书画作品多由李信刻石。李信所刻碑石作品，刀法娴熟，工艺精细，富有神韵，在关中地区很有影响。

       仇智林，世称石刻“神刀手”，宫里涧头堡人，出身于石雕世家，后迁居王家村。涧头沟仇家石雕名气很大，出了很多名家高手，享誉关中。而仇智林更以精雕细刻闻名于石刻界，其雕刻技艺精湛绝伦，刀法细腻娴熟，所刻人物、神兽或花鸟神韵灵动，栩栩如生。他的雕刻作品遍布省内外，泾阳安吴大院的石雕、砖雕等，都出自神刀仇智林之手，其绝妙之作令世人惊叹。仇智林后来以专攻细雕人物和花鸟为主，其作品神似逼真，妙趣横生，令人拍案叫绝！至今宫里人每提起他，皆赞不绝口，可见其影响巨大。清光绪末年，赵致祺等名家高手为关帝庙制作石雕神像时，仇智林才三十多岁，正当年富力强，由他主刀雕刻的关老爷坐姿石雕像高1.15米，神态自若，美髯欲飘，神灵活现，英武威严；关平、周仓立姿石雕像高2.1 米，昂首挺胸，凝重威武，栩栩如生，其雕刻技艺堪称一绝。关老爷雕像早年被毁，周仓和关平石雕像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关于宫里镇涧头堡关帝庙石像群雕的来由，民间传说，富平一商人在外省做生意发了财，于是携带大量银钱返还故乡，不料途经宫里涧头沟时遇土匪劫道，匆忙躲进涧头堡关帝庙，许愿若逃过此劫，来日定为关老爷雕塑石像。后来果真逃过一劫，商人也兑现了承诺，于是捐资修庙，便有了关帝庙石像群雕的罕世之作。而赵致祺、仇智林等仇家能匠，以及宫里诸多名家高手，功不可没。神刀手仇智林的石雕技艺精致灵动，享誉关中。他在青石上雕刻的各种图案栩栩如生，可以看到撇绳上面米粒大小的凸起和凹槽有序排列，不得不佩服富平石匠使用錾子的功夫和高超技艺。宫里街道的马忠宽老先生讲，袁世凯的兄弟在西安招石匠，要求应招者刻几个字看一哈石刻水平。关中好多工匠都想接这活，但大多都不敢去应刻。仇智林去领了字帖稿，次日刻好送去，主事的当即说：“就用富平来的石匠。”

       赵如意  雕刻技艺较为全面，特别精于圆雕。周仓、关平像是赵如意、仇智林、樊振鳌等人雕刻，是最有代表性的清末富平圆雕作品，原在涧头村关帝庙，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雕刻时，所采材料人物护心镜位置有一块白色山石皮，大家都建议取了白山皮再雕刻，这样色调统一，老匠赵如意说，取了会凹下去一点，没有了将军的气势，白山皮留上雕刻寿图刚好。巧妙的设计变废为宝，这才让关平石像犹显威武。清末虎烈拉瘟疫四起，石刻生意难以维持。赵如意听说泾阳安吴大院招募雕刻石匠修建石牌楼，随即前往安吴揽活。但事先河南人已包揽雕刻活，他就跟着河南工匠当小工。那个时候大工、小工待遇差别很大，吃饭都有区别，他在工匠中很不起眼。设计牌楼时要把24孝，八仙过海等古典文化设计上去，但是怎么设计尺寸都不合理，事出无奈只好征求所有匠工的意见，赵如意说：“让我试一下。”仅用一个上午就描绘出了设计图。河南工匠师傅看了非常佩服，连忙说：“赵师傅，请上坐！以后整个设计都听您的！”众人刮目相看，主家将他请到上坐。后来安吴大院的牌楼，石雕、砖雕、门墩等，多为赵如意策划设计和指导工雕刻的。当人们看到安吴牌楼等雕刻精品，无不为民间艺术的魅力所折服。直到现今，虽然科技发达了、工具先进了，但先辈们的艺术造诣仍让当代工匠难以逾越。

       赵老虎  跟随赵如意、赵致祺等研习雕刻，也是石雕界的全能人才。圆雕作品以大牌坊、石鼓墓居多，在白水、澄县、河南等地遍布他的足迹，在河南曾刻《十美女进膳图》。因关中虎烈拉的影响，赵老虎生意衰败，后流落宁夏等地时身上时常背着几块小石头，刻10几厘米大小的䄂珍小石狮卖钱维持生计。

       杜思白  宫里桥北人，曾为林则徐刻字碑数通，蒲城“林则徐博物馆”收藏有杜思白所刻的碑拓两幅。清拓本《张文敏公巾箱帖》，旧装一函两册，清徐珂《清稗类钞》载：“吕镜宇藏宋拓淳化阁帖宋拓《淳化阁帖》，为人间阁帖之冠，张文敏公照旧藏。文敏于帖之四周，跋小楷字，至万余言之多。此跋曾镌之小天瓶斋中，即世所传巾箱帖也。”册尾刻有张祥河题跋一则，可详知此帖刊刻经过，落款有“富平杜思白镌”字样。香雪斋《雁字回文诗碑》(封三)，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书法家、诗人张玉德撰并书于西安“荐福寺香雪斋”。清道光元年（1821年）刘义明、杜思白刻立，现藏于陕西户县文庙大观楼。张玉德，乾隆年间人，曾学于省城荐福寺(小雁塔)，诗书皆优，所书碑石墨迹，均散佚海内。今仅存《雁字回文诗碑》二十通，其石为青色，质坚而润，最为珍贵。

       刘应文  南陵北堡人，刻字技艺得到了民国书法大师于右任的认可，代表作为《于右任碑帖》。胡景翼为富平望湖楼题写的“礼堂、望湖、藏书、礼堂、建义、尊经”六通石匾额，皆为刘应文所刻。刘应文将技艺传与儿子刘天坤和南堡的刘英贤，后因虎烈拉病逝。明清的石刻名匠还有善长碑石刻字的樊鼎新，南陵赵堡人刘先乙，常为宋伯鲁刻石的南陵村人刘齐廉，人称“十二能”的刘应文子刘天坤，华清池《明修缮记事石碑》镌刻者仇忠祥，用錾子就能刻出刻刀精细度的董村老万等等，都是大工匠。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富平民间传统石刻艺术，“铁笔大师”、“石刻高手”人才辈出，代有传人。清末宫里镇石刻名匠赵致祺、刘生荣、刘来福、杨家麟、刘先乙，技艺精湛，名冠中华，世称“五虎上将(匠)”。他们以碑石文字雕刻为主，在他们的刻刀下让很多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刘生荣，南陵村人，出生于石刻世家，精于各类大体型石刻，专长勾字，铁笔生花，他的石刻技艺当属五虎上将（匠）之首。代表作欧阳询撰《虞恭公墓志》复刻碑，经省文物专家鉴定，可与原碑相媲美，被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一并收藏的，还有他刻制的相传为岳飞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清代著名书画家、礼泉人宋伯鲁指定刘生荣为“御用”工匠，其现存世的很多石刻书画作品都有“刘生荣镌”等字样。赵致祺，字祥甫，元代陕西行省石匠提领赵信之裔孙，祖祖辈辈以石雕镌刻为业，延绵迄今600 余年，堪称“镌雕世家”“石匠之门”。他自幼心灵手巧，观摩父辈手艺，潜心临摹钻研窍要，深得真传。经过数十年从业积累，娴熟汉魏明清各代书法名家的书法精髓，碑刻造诣高超，所复制的古代名碑几可乱真。他复刻的岳飞书《诸葛亮出师表》，剑拔弩张，锋芒闪曜，堪称代表作。光绪年间，赵致祺与刘生荣等富平名匠，应袁世凯相邀赴河南开封府相国寺，镌刻历代名碑历时数年。清末关中书法家、三原贺瑞麟的大部分书法碑碣，指名必由赵致祺专刻。贺瑞麟与赵致祺结为翰墨金石之交，特书赠对联：“数行修竹三间屋,士农勿改旧家风。”

       赵致祺石刻雕像，形象逼真，生动神似，仪态自如，神韵隽丽。赵致祺晚年时应邀西去青海，为喇嘛教名刹塔尔寺镌刻汉、藏文字合璧的碑碣经幢，为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其炉火纯青的雕刻工艺，留下了与金瓦寺共垂千古的艺术名葩。清光绪三十年(1904)，已年迈七十多岁赵致祺率领仇智林等石刻高手，历时四年为宫里涧头堡关帝庙制作了石像群雕，堪称国宝级文物。清代书画家、文学家、杨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常请石匠使用青州等地石材雕刻作品，后闻陕西富平“频阳石”之名，特意邀请赵致祺为其雕刻作品《难得糊涂》。赵致祺的石刻技艺与“频阳石”独有的细腻和质感相得益彰，让掺入行楷的隶书“板桥体”活灵活现。郑板桥赞许的说：“富平人刻出了六分半书的精髓。”300年过去了，这幅《难得糊涂》依旧洒脱狂达，石刻的风骨韵味更为刚劲，足见富平人雕刻技艺的高超和频阳石之绝妙。

       刘来福，南陵村北堡人，祖辈为雕刻世家，深得关中书法大家贺瑞麟赏识。他常与赵致祺搭档刻字，蜚声书法界数千言的《赵士善墓表》，就是由赵致祺与刘来福二人共同精心雕刻，其拓本广为流传，凸显了书法刻工的风格神韵，世人称之为“双绝之作”。刘来福还善刻清末书法家黄自元的作品。杨家麟，南陵村赵堡人，随村中多位名匠学习，功底扎实，琢碑石文物，刻各类字帖，艺术造诣精湛。以善刻清末高陵人白瑜道的书法而闻名，享年80多岁。

       仇星乙，宫里涧头村（一说上仇村）人，碑林博物馆珍藏石刻作品有很多出自他手，其代表作品为《眉寿堂二王法帖》，共有“元、亨、利、贞”四卷，每卷刻帖7块，共28块。

       这个时期有很多石刻名匠涌现，桥北工匠王万有曾和刘应文合刻胡景翼墓志铭，赵维新和陈怀仁1941年雕刻孙中山像后立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有精于浮雕和圆雕的桥北人王友民曾为田生春宅石刻，还雕刻了泾阳王桥头一撮毛家庙十八罗汉群。还有精于刻碑和浮雕的南陵人刘生亨，有石刻名匠陈怀仁后人南陵村陈四海等。有为兰州雕刻烈士纪念碑的涧头人刘积贵，还有南陵北堡的刘云建，受刘生亨石刻影响较多。刘云建、仇文才曾为韩城司马迁祠刻太史公石像、郭沫若诗碑数通，又刻制华清池郭沫若诗数通。

       解放后，宫里的石刻艺人们又先后为张思德、刘志丹、杜斌丞等烈士雕刻纪念碑，为韩城司马迁祠、华山玉泉院、临潼华清池等文博单位雕刻和复制石狮等艺术品，深受人们赞誉。文革中富平大量古石刻文物被毁，石刻产业几近萧条。文革后建设在即，石刻再度兴起，涌现出一批新生代能工巧匠，在石刻技艺的恢复和传承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仇文才，是仇智林之孙，精于线雕和石刻绘画，是改革开放以来宫里石匠做人物石刻雕像的第一人，代表作为华山“陈抟老祖石雕像”。其子仇随昌说：“父亲当时是在自家院中雕刻的，雕刻好后本村及邻村的群众都来欣赏，院子和巷道到处都是人，场面很热闹。同行石匠赞美父亲用錾子雕刻的作品，堪比刻刀一样精细，且比刻刀下的作品更显古朴拙雅。”当时，和他一起雕刻的还有以做工精巧著称的名匠刘生亨。五十年代末，陕北延安纪念馆通过县有关部门找到仇文才，请他雕刻张思德石像。仇文才带着干粮，乘坐木轮马车拉着石胚，一路颠簸赶往延安。行程历时月余，因交工时间紧迫，仇文才就在马车上边走边雕刻，终于按时完成了石像雕刻任务。返回时纪念馆发了一点补助，除去途中茶水开销，到家还剩余一块五毛钱，仇文才笑着说：“这哈能称二斤旱烟抽了！”

       刘英贤，南陵南堡人。父亲也是石刻高手，常年在兰州做石刻生意，与其合作的人都评价说：“刘叔活做的好，价钱又巧。”可惜30多岁就病故了。刘英贤少年时跟随南陵赵家堡石匠高手赵老虎学石刻，他虽然念书少但悟性极高，接触的人群又都是文化名流，后来不但碑石刻的好，而且能写古诗文，民国间曾一度任仁里乡（现在的宫里和华朱）乡长。刘英贤子承父业，又经名师指点，石刻技艺日渐精进，尤以文字雕刻见长，他为省历史博物馆复制的《曹全碑》和《二王法帖》，得到专家充分肯定和赞誉。五六十年代，刘英贤雕刻淳化烈士陵园石碑，同去的还有仇文才、李德祥、张福安、刘积贵等，又雕刻解放兰州烈士纪念碑19通。八十年代，仇文才为“省碑林博物馆”复制雕刻了唐代皇帝诏书共4片，后来又复制雕刻了《二王法帖》共24片，再后来又复刻了《曹全碑》。70岁后是宫里镇政协组第一届成员。

       刘兴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石刻文史研究专家刘兴汉老师，宫里镇南陵村人。这次学习和研究石刻文化，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刘老，今年已95岁高寿的他谈吐思路清晰，德才双馨。曾任铜川市公安局政委，退休后回归故里，刘老没有官架子，与宫里石匠们打成了一片。爱上石刻研究，起初是出于对家乡的一种热爱，数十年来已经通过研究石刻文化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刘老在政协的要求下加入了政协文史组，为政协的文史做出了很大的奉献，特别是在电脑网络和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搜查资料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刘老和樊双有等老一辈宫里文史专家主导编撰《宫里石刻》，成为最早的一本介绍宫里石刻的文史资料。刘老还一再说：我对咱们富平石刻了解肤浅的很。石匠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这是石刻界的一句俗话，刘老说：你不下一定的功夫和苦，手、心、眼没有用到一个点上，就是死板的，不得灵活。老一辈的奉献精神和思维境界是后辈学习的榜样，我们爱上学习和研究石刻，又何尝不是一种发于内心对家乡和文化的热爱呢。

       上世纪80年代初，西安南门石桥重建急需一批高水平的石匠。在宫里三凤村赵志德先生的促成下，陕西雕塑工作室在富平首批召收了7名石匠，他们是：刘国辉、李文军、王同虎、王民彦、张茂宏、周三石、周七十。此后8年间，共在富平召收5批石匠，高峰时工作室的富平籍石匠多达35人，圆满完成了南门石桥桥体和石护栏的手工雕刻任务。此间，西安民间艺术社新成立了石雕艺术厂和陕西雕塑工作室，孕育了一大批宫里石刻再兴起的开端人物，返乡后很快成为石刻产业新的主力军。

       在西安古城建设的同时，碑林博物馆急需复刻大量古碑，于是找到了富平县文化馆的何本善老师。何本善带领刘应贤、井六石、何印朝、井一漫、景一泉、何宏潮等，入驻碑西安林博物馆进行古碑复刻，历时三年，方才完工。何本善，碑林博物馆古碑复刻的组织者、和创作者，曾为日本山梨县复制了西安碑林名碑20通，以助创建山梨县碑林公园，传为中日文化交流佳话。日方为每块碑盖有碑楼，可见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和敬仰。做为国礼赠送给英国女王的“秦铜车马底座”，就是何本善老师用富平墨玉雕刻制作的。

       何本善老师说，全国有雕刻石材的地方很多，但富平的石头形大质细质坚，有些地方的石头是形大质不坚，就无法刻成像唐陵那样的大型石狮石人石兽等石雕。质坚形不大也不行，就像各种玉石形大的很少，无法刻大件。富平石刻和中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唯有石刻把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历史记录了下来。没有富平有石刻，就没有陕西碑林，没有陕西的碑林，就没有办法把中国的历史文明传承下来。富平石刻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举足轻重。石头书“四书五经”，柳公权、怀素等的作品传承就是重要说明。何本善老师小时候看见父亲常在小石头上刻字，觉的好玩，就慢慢爱上了石刻。五十年代分配到县文化馆，以后在文教局、文管所等单位就职，他热爱文化，喜欢研究文物的工作。八十年代，何本善老师带领何印朝、井一漫，在宫里凤凰山搭棚，就地取材雕刻《玄秘塔》，以富平人特有的工匠精神，极尽其能展示了唐枊公权楷书的精髓。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受美藉华人艺术家谷文达之邀，何本善带队为其雕刻了40多块《唐诗卧碑》，长1.2米宽约1米，花雕纹络，每块碑文内容分原文、注释、英译三部分，内容皆由谷文达亲笔手写。《唐诗卧碑》刻制完成后，曾在多国巡展。今年已95岁高寿的何本善老师，是我们富平的地方文化活化石，特别是在石刻技艺传承和石刻文化、黄帝荆山铸鼎文化、地方文物考古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在普通人眼里，他是画家、书法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又是石刻工匠。今年春节前近95岁的何本善老师还说要亲手把自己画的一个石狮刻成成品，儿子何宏潮和儿媳坚决制止下才没有动手雕刻。

       井六石（1939-2014），何本善老师的外甥，曾担任西安古代石刻艺术开发公司总工艺师。我初识井老师时他已年近古稀，当时觉的他是一位大画家，熟识后他还时常给我表演速画的技艺，两分钟就能在一幅四尺宣纸上画一幅雄鸡图，娴熟且震撼！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西安美院最早毕业生，还是一位石刻方面的大工匠，特别善于绘画，西安碑林很多蟠螭碑头复制时都是他手画并雕刻的。八十年代初，他就在绘画、篆刻，特别是印章雕刻方面具备了较高的造诣。后来跟随舅舅在碑林博物馆从事文物复制，他创作的高浮雕《昭陵六骏》，曾名扬一时。电影《老井》中的石碑，就出自井六石老师的书法和雕刻。井六石老师的文化和艺术修为很高，在作画和石刻之余，他兴趣盎然拉起二胡唱碗碗腔。井老师70多岁时，我曾相约为老师拍摄一部纪录片，可惜尚未成行而老师已作古！

       景一泉，井六石老师之子，从小受父辈熏陶，酷爱石刻艺术，致力于石刻艺术三十余载。1990年曾跟随何本善老师和父亲井六石，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从事古碑复制工作。后曾受邀于上海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湖北、河北、新疆、陕西等文物和旅游部门，从事古碑复制和碑石镌刻。先后为日本、韩国、泰国和台湾地区复制、刻制历代名碑二十余通，如《仓颉庙碑》、《广武将军碑》《张猛龙碑》《颜氏家庙碑》《皇甫诞碑》《大唐宗圣观记》《井真成墓志》《赵松雪书道德经》《智永真草千字文》《岳飞前后出师表》《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书作》及《明代唐祝文周四大家书作》《黄河图说》《于右任正气歌》等，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如《曹全碑》《集王圣教序》《颜勤礼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玄秘塔》《九成宫醴泉铭》《开成石经之尚书第二卷》等。他还复现了数通遗失的历史名碑，如《西岳华山庙碑》、《仙人唐公房碑》等。他对待每一件作品力求尽善尽美，每一个笔画追求形神俱到，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及游览景点收藏并作为主要展品展出。

       石刻之乡的传承代表人物很多，他们在继承传统工艺和创新石刻技艺方面，砥砺奋进，各领风骚。我知道或认识的人中，有山凤村的王铁流、南陵村的刘国辉、刘柏龄、还有杨小兵、马建军、刘宽新等。我主要想讲当代四位传承者，因为他们每天都手握金刚刻刀，被人们赞誉为宫里石刻界的“四大金刚”。

       刘国辉，19岁跟随凤西村舅舅刘巨亮学习石刻粗加工，后又拜陈四海为师学习石刻精细加工技艺。1980年刘国辉在西安从事南门石桥复建石刻，因其悟性高技术精且有管理和教授能力，一年后担任了“陕西雕塑工作室”的技术传授和艺术管理总监，在这里一干就是六年。1985年在岐山五丈原诸葛亮庙，刻线雕《诸葛亮像》。八十年代后期在扶风县南阳大理石厂负责管理技术和生产工作，曾参加法门寺修建工程，为扶风县培养了众多石刻工匠，奠定了当地石刻技术拓展的基础。1986年在凤翔东湖刻《东坡笠屐图》。1988年，他与陈顺宇、刘正田受邀去西岳庙刻史记碑碑帖六通，半年后回宫里创建了“龙泉石刻厂”。1999年初，他带领25名工匠，在河南三门峡“沼公祠甘棠苑”，修建雕刻了7米高的“沼公圆雕像”和“沼公线刻像”，镌刻了启功书写的钟鼓楼匾额、甘棠苑修建工程纪念碑、多个古石门礅和石狮等。2013年在武功县公园，雕刻制作了5米高的“后稷像”。为雁塔国际酒店门前雕刻制作一对唐狮，狮身高3米，底座近1米高，威武雄壮，至今仍是宫里当地取料当地加工体量最大的石狮。2015年，为黄帝陵碑廊镌刻当代名人碑帖20余通，复制古碑六通。

       刘国辉雕刻艺术注重精细做工与思想意境相结合，他在绘画设计上对宫里石刻有一定的影响，很多碑石的样品模版、龙凤图案等都源自他的设计理念，宫里及周边大部分雕刻机用的图案都是他绘画设计的。目前只有他和桥北的刘宽新等几个人，能在电脑上设计出来电子版的雕刻图案。一位记者在他家采访了四天，离别时诚恳地对刘国辉说：“你对宫里石刻发展贡献很大，宫里石刻的兴起和繁荣，你起到了相当的引导和支撑作用！”刘柏龄，南陵南堡人，刘英贤之子。1982年，西安碑林要复制一批石刻文物，是刘英贤在家门口雕刻的。幼年学童刘柏龄目睹父亲刻石甚觉有趣，也拿个刻刀和锤子在家里的捶布石上模仿。从小耳濡目染，是他对石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初中一毕业就随父学艺，手法日渐娴熟精到。他与师弟何印朝等曾去碑林博物馆，为日本博物馆复制了十大名碑——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受到行家好评。

       刘柏龄告诉笔者：雕刻技法一般按字的大小有不同的变化，三公分以下的小字，使用尖底刻法，笔划中间有一条中线，这样耐风化的记录时间会更长，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碑石风化严重，但只要能找到字的笔划中线，就能辨别个八九不离十。一寸半以上或过大的字使用阴包阳刻法，笔划刻下去后在底部又凸上来形成阴包阳，石头再多年后风化，大家都能看见内容。雕刻是一全很细的活路，粗稿录完和刻完后要回头望，细致的再检查，看有没有细节或笔划缺失。手工碑刻是一个很清苦的工作，书法家写字一笔一划，刻字前就描字时一个笔划就得描几笔，还有印石、刻石等多道程序。刘柏龄和父亲一样精于刻字，他常说：“石碑复制力求字体笔法精准，雕刻书画力求细节神似，且复制成品的拓片要与原作一模一样，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这才是对原创者的最大安慰。”刘柏龄刻字有自己的见解。刻字和写字顺序一样，先横后竖，先刻搭笔（每一个笔划的起笔处），起落笔刻好了字形就到位了，笔划中间刻起来就简单了，最后反刀再来一个轻巧的灌气，让起刀与落刀更流畅自然。石小石转，石大人转。石头能拿在手里雕刻时，边刻边转石头，石材太大不易转时，人跟着石头的雕刻部位而转，因材因料而异。

       1997年-2003年，刘柏龄在兰州市石佛沟森林公园，石刻诗词帖石共210块，分10卷本。这是以徐祖藩为首创作的一套绿色文化大作，是为现代版大型绿色文化诗词楹联集。为兰州市第二中学复制《淳化阁帖》307块，分10卷加跋文，复制用了3年时间。2005年在甘肃黄河龙园雕刻千龙字百米碑廊，刻碑99通，内容为“龙”字从古到今的各种写法和变化，共刻有1400多个龙字，最大的字体1.5米。胞兄刘松龄也常随弟弟一起刻石，兄弟俩一起传承着父辈的技艺和心愿。杨小兵，1971年生于富平县庄里镇谷张村，自幼心灵手巧，喜欢书法绘画。1988年初中毕业即随家父从事石材粗加工，做成的粗石料送往宫里的石匠进行精细加工，因此与宫里镇的石匠有很多业务往来。加上自己特别喜欢琢磨，经常借送粗料之机，观摩学习名师细雕操作技巧，回家后就开始操刀模仿研习。他出生于石刻工匠之家，又有绘画基础，因而酷爱传统雕刻艺术，注重研究古代石刻精品和石刻文化，以致狂热追求，颇有建树，其作品曾在《富平人第四届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获奖。

       2003至2005年曾到青海西宁市一家石雕厂担任技师，并为厂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技术人才，也为青海省塔尔寺，果洛隆恩寺等多家寺院雕刻制作了大量浮雕唐卡和圆雕造像。2006年回家乡富平自主创业，并不断在传统造型上加以改进，推陈出新，所雕刻的作品造型精美，构思巧妙，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深受广大客户青睐。近年来为陕西宝鸡眉县青峰山一古禅院制作青石造像30余尊，深受寺院常住师傅赏识。也为民间仿古建筑和仿古庭院雕刻了很多配套石雕作品，其中包括仿古门墩石，马槽，鱼缸，迎风石等。2018年，杨小兵参加了国家文旅部、教育部、人社部委托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习班培训，2019年1月被评为“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是年10月，又参加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班”培训。他善于学习和汲取传统石刻文化的精髓，不断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石刻技艺，已成为省内外知名重量级石刻工艺美术大师。

       马建军，悟性高，善自学。学校毕业后开始学习石刻，特别能吃苦，二十多年来一直钻研于石刻。身边人都说：“他拿起刻刀把一切都忘了！”的确如此，记得20多年前我在宫里镇开书店时，他就时常过来购买石刻和工艺美术方面的书，是一位非常爱学习爱研究而且非常执着有情怀的石刻工匠。我去采访时，他的桌子上摆满了书。

       1996年起，马建军在南陵及宫里镇跟着石匠学艺，他时常走访知名石刻工匠家门，刻意观摩学习，取长补短，提高自己的技艺。经过数年磨砺积淀，羽毛渐丰，成为远近闻名的石雕大师。1999年底，创立了自己的石刻厂，开始了石刻技艺的潜心研学和黄金发展期。甘肃省要建碑林，在全国各地考察后决定用富平的石料和匠人，马建军带领十几个人前往兰州，前后干了两年多，刻碑2000多通。石料全部用的宫里石头，其中刻有《淳化阁帖》《敦煌写经》《甘肃汉简》《西夏碑》等名碑。

       富平石刻技艺在传承着。当代石刻，1981-1985年兴起，90年代后渐进入高潮。改革开放以来，石刻的掀起者代表人物有很多：刘国辉、刘顺宇等以陈四海为师；刘松龄、刘柏龄、王同虎、何印朝等以刘英贤为师；刘正田等以刘生亨为师；王同虎、王同阳等以仇文才为师；王彦奎等桥北几个石刻艺人以王友民为师；刘玉益跟随父亲刘文建学习；仇文才从师王友民等。当代的刘正田，刘铁毛也曾随刘国辉干了多年，陈顺宇、刘正田、刘国辉在司马迁祠刻史记碑五六通，碑上也刻有他们几个工匠的名字。石刻之乡还培养了很多业余的工匠，有的是农民，有的是教师，有的是书画家，有的是企业老板等，他们都在兼职从事石刻或篆刻，而且有较高的雕刻技艺。

       明清鼎盛时期，古宅老宅，古人是专人绘图，传人审稿，专人雕刻。而当代人怎么赚钱快怎么弄，走少而精的路线。改革开放之初，富平石匠大多从事石料粗加工，诸如石门礅、槌子头、柱顶石、碌碡等，商人廉价收购石雕品高价出售，工匠们也因产量大而有了较丰厚的收入，进而推动了富平石雕产业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富平工匠更注重精细加工。尤其是机械加工的使用，效率必比手工制作更高效。石刻已经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专职石刻画家，专职刻匠，专职电脑设计，专职的营销等，专职的运输人员和工具，以前综合性人才越来越少了，现代的石是成商品了，像原来纯手工的艺术品石刻也将要消逝吗？在历史文化传承上来讲，石刻是无法替代的。而且富平的青石质底好，风化千年而不变。就是高科技发展的今天，纸、光盘、U盘、各种硬盘都没办法将数据保存的那么久，而是远远不如石刻的。外形只能说像与不像，形有没有神，过去先贤刻的石刻作品是有神韵的，现在分工细了，多元化了，所有参与者的神聚不到一起了，灌气不通，也就没有神了。

       凤凰山南麓的南陵、北陵、桥北、三凤、凤西、涧头等村子的石刻世家很多，能工巧匠比比皆是。宫里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艺术盛宴，有这些宫里石刻人执着而醉美的一笔。如今，宫里石刻工艺厂林立，村里巷道，庭前院落，房前屋后，随处可见雕刻成的石狮、石人、石碑、石华表、石屏风、石桌、石凳、林林总总，目不暇接，工匠们穿棱其间，忙忙碌碌。改革开放后，石刻这个古老的艺术奇葩焕发出更加绚丽的色彩，石狮漂洋过海运往澳大利亚，精雕柱鼎石销往日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宫里石刻艺术也逐渐由传统手工操作向机械化转变，由粗糙向精细转变，由零散向规模化经营转变。从事采石、运石、雕刻、石材加工、经营销售的达数千名工匠，宫里早已成为闻名省内外的“石刻之乡”，宫里石刻已成为富平乃至陕西的地理名片。

       当今，中国四大石雕之乡齐相绽放。山东嘉祥自古“家家闻锤响，户户操钎忙”。在加工传统工艺中发展起来的专业石雕厂，“不伐己功 不矜其能 切磋琢磨 精益求精”，近年作品石破天惊，灿若繁星。福建惠安雕艺源远流长，源于黄河流域的雕刻艺术融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洋文化于一体，汲晋唐遗风、宋元神韵、明清风范之精华，形成精雕细刻、纤巧灵动的南派艺术风格，与建筑艺术交相辉映。浙江青田青田石雕施艺精湛、精雕细镂、巧夺天工，而被喻为中华民族艺苑奇葩，日益成为名人雅士的收藏时尚，在海内外深受欢迎。河北省曲阳在西汉时期曲阳石雕已初具规模；唐代，曲阳成为北方汉白玉雕像发源地和雕造中心；到元代曲阳石雕达到鼎盛。从云冈石窟、乐山大佛、敦煌石窟、五台山佛像、阿房宫、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建筑。宫里石刻产业的一些企业家说，富平宫里石刻久负胜名，宫里石刻产业人一直背负着先祖的闪亮光环。在这个光环的照耀下，我们归途在哪里，我们怎么继承和发扬先辈们技艺和产业。在全国已兴起的科技创新的产业发展之路上，产业制策者和我们企业家都走慢了，规模、技术、人才都已经远落后于全国同行了。我们需要为千年石刻之乡这个大光环里添把火加点光，让他更亮，让他能照亮后辈们的路。

       高超的手工石刻技艺是在生产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被取代的，随便着现代雕刻工具的研发制造，工匠们的效率有了质的提升，收入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在短期内，传统的手工石刻技艺不能完全被科技取代，就像大家现在使用的柱形刀头不能实现直角雕刻而无法展现最佳作品的韵味一样，而且人们在心中是有一种怀古的思想意识在里面的，非遗文化所追寻的传承先贤的文化体系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有文化底韵的人会一直追溯古人的技艺和模式，这也占了相当的份量。我们延续和传承意识不能丢，手工的技艺传承还要坚持和强化。传统的制作手法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在注入新工艺的同时，更应重视传统工艺的传承，其文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化的石刻产业发展的今天，让千年石刻“活”在当下。

       宫里石刻产业在优质传承的同时，急需引进精雕设计制作的专业技术人才，急需有影响力有深度的宣传推广，生产需科技创新，规模需量产扩大，以便形同行业接轨并行。

       富平石刻，中国文化千年传承之主力载体，中国文化千年后传承之主力再起？

       富平石刻，未来可期。各界人物仍需努力。

       加油，富平石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看似强大的富平石刻从哪里来，究竟在什么位置，在怎样发展。曾经，富平石刻已经经历了由无到有，由有到强，由强到弱，在时代与产业背景下，正经历由弱到变，由变而到强的关键时刻......

       千百年来，先贤用智慧和汗水给我们戴上了荣耀的光环，我们后辈更应该再创佳绩，让光环持续福泽后世。

写于2022年1月修改于202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