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人读书】开卷：第三期 《贞人堂读书札记》精选三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两幅经典画作，出自宋•徽宗一朝，一幅是出自官办画院，年仅十八岁的王希孟之手《千里江山图》，据说王希孟创作此图时，得到宋徽宗的亲自指导。一幅则是来自民间（此处着眼于画的内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年轻的王希孟眼里，大宋的江山，万里如弘，沐浴在金灿灿的朝阳之下，青山绿水，山河无限壮观，学院派的王希孟或许还没来得及，体会徽宗一朝的天空下究竟是怎样的一幅危机四伏的河山，就早早的夭折，他留给世人的是一幅充满明媚与阳光的万里河山，而张择端则将笔触伸向民间，念经城内的繁华与千里之外的宋江方腊起义，只隔了一层纸，繁华背后的危机，才是张择端提醒世人的主题。那时候，大宋的天空已经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雾霾，蔡京把持朝政，贤良正在遭受无妄之灾，汴京城内的市井繁华，或许只是短暂的，边境上金人的金戈铁马虎视眈眈，正在向汴京城逼近，醉生梦死的人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灾难马上来临。这两幅画作，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他们都有一种希望，那就是希望大宋的江山社稷黎民苍生，安康永驻！ 

       公元1374年，画家倪云林被朱元璋施以“粪刑”，在一片污秽中屈辱的死了。据说，这种刑罚是朱元璋专门为一生洁癖无双的倪云林定制的，具体的方法就是把倪云林绑在粪桶上，让他日夜与粪桶为伍，后来朱元璋不耐烦了，直接把云林丢进粪坑淹死在污秽之中，是年倪云林七十三岁。作家祝勇先生说：“国宝级的艺术家就这样被专制者残害，最终毫无尊严的死去，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民族之耻。”其实，像倪云林这样的江南富豪，坐拥“清閟阁”，如厕以鹅毛铺就的人物，对于一个曾经流浪乞讨的无产者，后来取得革命政权的朱元璋，自然对其痛恨不已。其实，朱元璋在实施收没江南富豪财产以归国有之前，倪云林早有预感，他亲自放火烧掉了“清閟阁” ，散尽家财，从此纵情山水，漂泊在太湖之上。因为，云林知道在新生的朱明王朝下，在时代的血雨腥风之中，他心中所构建的圣洁的殿堂，迟早会被摧毁，“洁白无瑕的鹅毛，在沾染了浓重的血腥之后，再也飞不起来，自己的世界，最终将成为一地鸡毛。” 

       十四世纪三十年代，高邮盐贩张士诚，与其弟士信、士德等人，率受压迫的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义军势如破竹，迅速控制了淮河以南地区，直接动摇了元在江南地区的统治，使得元代真正“元气大伤”。动荡的时局，使得每一个身处历史洪流的人，都不能逃避，“清閟阁”也不能置身事外，倪云林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或者参与者，以至于二十年之后，六十八岁的倪云林在《拙逸斋诗稿序》中说道：“兵兴三十余年，生民之涂炭，君子之流离困苦，有不可胜言者。至正十五年，高邮张氏乃来据吴，人心惶惶，日以困悴……”史载得胜之后的张士诚，命其弟张士信为“浙江行省丞相”，主管浙江事务，张士信因倾慕倪云林才学，派人以重金聘云林入府衙，云林当场拒绝，又派人向云林索画，云林扔掉礼金，且向来者言：“云林不能为王门画师”，因此得罪张士信，张士信断不能咽下这口气，一日，张士信泛舟太湖，偶遇倪云林乘坐的小舟，云林身上散发奇香，张士信派人将小舟扣留，抓住倪云林欲杀之，后有人谏言，采用鞭刑，倪云林一声不吭竟被张士信鞭打。后有人问其为何一声不吭，云林说：“出声便俗”。

       云林的山水画作，一如他本人，干净素洁，超迈而幽远。他是一个有着双向洁癖的艺术家——精神洁癖与物质洁癖，他的画作简洁到没有烟火气，让人感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孤寂之感。生活中的倪云林，洁癖到天下无双，恐米襄阳在世也未能与之相比，明•顾元庆《云林遗事》记载，云林之友访云林，夜宿不归，云林恐友人不干净，一夜竟起身三四次观察，闻友人有咳嗽声，次日便命人仔细查看，是否有痰迹，仆人找便四处未见一丝痰迹，又恐遭骂，找来一片树叶，递与云林，说痰迹便在树叶上，倪云林立刻把眼睛闭上，捂住鼻子，叫仆人送到三里外丢掉。此書还记载，云林曾欲与名妓赵买儿共度良宵，让赵买儿洗澡，赵买儿洗来洗去，云林都不满意，结果洗到天亮都没洗完，最终只得扬长而去。后世史家认为，以云林如此之洁癖，若无殷实的家底，万万做不到的。事实确实如此，明•何良俊在《四友斋从说》中记载：“东吴富家，唯松江曹云西、无锡倪云林、昆山顾玉山，声华文物，可以并称，余不得与其列”。《明史》中也记载，云林有一藏书楼，名曰“清閟阁”，繁华耀眼，“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四时卉木，萦绕其外”，仅收藏名画就有三国钟繇《荐季直表》宋代米芾《海岳庵图》董源《潇湘图》等，他的朋友王冕就曾吟诗：“彩笔凌烟画满楼”，羡慕其富有。他与黄公望是忘年交，黄公望曾用七年时间为倪云林作《江山揽胜图》长卷，由此观之，云林这种双向洁癖的个性，与其富足无忧的家底密不可分，有此家底，才足矣让他玩出了那个时代属于他的个性，人不可轻易染上洁癖。

       阅读《明史》，着实让人心惊肉跳，阅读明代文人心路史，更让人惋惜不已。比如，那个叫唐寅的书生，二十八岁那年，残酷的生活让他一下子如临深秋，截止他二十八岁那年，唐寅先后送走了父亲、母亲、儿子、妻子、妹妹，原本殷实的家庭，一下子哀败不堪，那几年的唐寅成了棺材铺的常客，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人生无常”，体会到什么叫“家破人亡”。家，原本是人生的僻风港，有家的人，生命才有意义，才有牵挂，而唐寅的家如他所说，则是“荒秽日积，门户衰废，柴车索带，遂及褴褛”。对于唐寅而言，这已经很惨了，但是老天爷还觉得不够惨，公元1498年，唐寅与江阴徐经一起乘舟北上 参加那一年的会试。唐寅的才学，人所共知，杨一清在诗中曾赞美唐伯虎“丰姿楚楚玉同温，往日青蝇事莫论。笔底江山新画本，闲中风月旧时樽”。或许正是才学盛人，或许也是唐寅的疏狂之性，他们到北京城后，招摇过市，一不留神将当羊的考题泄露了，一再狂言自己必将金榜题名。泄露考题这样的事，无论古今，一经查实，必将严办。事实上，唐寅也不知情，是徐经泄露给唐寅，而徐经又是从都穆那里知晓，都穆嫉妒唐寅的才学，故意泄露天机，岂料就这一下，差点要了唐寅的命。明•弘治年间的科场舞弊案，就这样发生了。唐寅被东厂镇抚司抓进大牢，被科举除名，尽管后来查实此事实属冤枉，但唐寅的前程从此断送。经此变故，唐寅再次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他相信了佛陀所说的“多修无常，已供诸佛。多修无常，得佛安慰。多修无常，得佛授记。多修无常，得佛加持”，似乎唐寅前行的路己被堵死，不，他还有手中的笔，满腹的才华，以及对命运说不的倔强。从此，大明朝的官员中没有一个叫唐寅的官，但是中国艺术史上却有了一个响彻寰宇的艺术家唐寅。这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命运的安排？不得而知，但是纵观整个中国古代艺术史，绝大部分人都不是一帆风顺，他们在逆境中，在与命运的搏击中，迸发出艺术的火花。

       四美图原名《孟蜀宫妓图》，由明末汪砢玉《珊瑚網·画录》最早定名，沿用至今。近经专文考证，当改为《王蜀宫妓图》，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画面四个歌舞宫女正在整妆待君王召唤侍奉。她们头戴金莲花冠，身着云霞彩饰的道衣，面施胭脂，体貌丰润中不失娟秀，情态端庄而又娇媚。蜀后主王衍曾自制“甘州曲”歌，形容著道衣的宫妓妩媚之态：“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唐寅创作此画，则旨主揭示前蜀后主王衍荒淫腐败的生活，寓有鲜明的讽喻之意。

       当代研究宋明理学的哲学家们，一直在抽象的“天理”中打转转，忽略了这个由宋儒所构建的“理学”体系，实际上在明代已经坍塌，道貌岸然的卫道士充斥者明帝国的官僚体系，他们一边讲着孔孟之道，一边在吮吸人血。王阳明是看不惯这些人的，他振臂东南，以良知之学，试图重构明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但阳明以后学子们与那些官僚一样仍旧腐烂或更有甚之。宋儒开创的理学体系，在朱熹的时代，俨然成了禁欲的标准，变得毫无人情味，成了冰冷的学问，然而实际上它的集大成者朱熹，面对男女私情却也不是无动于衷。南宋时，朱熹的好友叶绍翁就揭发朱熹曾“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而且使“冢妇不夫而自孕”，舆论迫使朱熹不得不向皇帝谢罪：“臣乃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 岂识明时之用。”进入明代之后，朱家皇帝将朱子之学定为官方学问，以此强化道德的约束力，强化对百姓的思想的控制，而这些学问在官僚体系中，只是写在奏折里，标榜在书本里，毫不影响他们对人欲的需求。上自皇帝，下自官僚，建园子圈养美女，蔚然成风。明代紫禁城的前三殿，只是帝王用来布道的庙堂，后宫才是他们寻欢的乐园，帝王和臣子们各自沉浸在“后宫”的重体力劳动中，乐此不疲。然而，各自进入大殿之后，都是号称正人君子！坊间传说，明代武宗专擅此道，以至于荒废朝政，累死在“豹房”之中。曾经一位名于永的锦衣卫密奏武宗：“回回女皙润而嫅粲”，于是任性的明武宗一次征集十二名西域美女，通宵达旦寻欢作乐。魏了翁曾评明武宗：“虽金石之躯，不足支也”，再强悍的皇帝，都难以承担如此艰辛的体力活。作为意识形态的“理学”，只不过是为纵欲加盖的一层厚厚的遮羞布而已，难怪明代很多士子，一旦功名得手，用不了多久便厌倦官场，独自逍遥，大隐于市，金屋藏娇，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