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代昆 ｜ 《 名士 赵熙及空石居赵熙遗墨 》欣赏

       曾来德在《为邓代昆书法篆刻艺术展序》中说：除艺术创作外，代昆写过不少有关艺术的文章。他的一部50万字的《广艺舟双楫注译》，可以看出他对古代文献的把握能力和文字运用素养。书论家殷荪先生在序言中评述此书时用了六个字：“可谓功德无量。”足见此著对当代书坛的意义。

       《名士赵熙及空石居赵熙遗墨》为邓代昆参加四川省书学研讨会入选论文（收入该《论文集》中）；先后转载于《成都文物》、《书法家》、《艺象》等刊；近收在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之邓代昆个人文集《圆荷泻露》一书中。

       赵熙（1867年-1948年），名士也，近现代四川杰出人物之佼佼者。四川荣县人。字尧生；号香宋，晚自号香宋老人。又署香宋词人、天山渔民，室名雪王龛。清同治六年九月生于荣县城北郊宋家坝。家世清寒，世代务农。赵氏秉奇慧，厚天姿，十七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五岁，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朝考列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国史馆协修、纂编等职。光绪二十年，应保和殿大考，名列一等，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时年仅有二十七岁。如此一个“春风著意”人，却在其后来的五十馀年中，饱经时代变幻风云，历尽宦海迷茫烟波。铸出其节慨人生，道德文章，辉煌艺术，撼天地而泣鬼神。 

       “直声在天地”、“诗名满人间”，乃赵熙节慨人生，道德文章之传神写照。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戊戍政变”，“六君子”饮刃菜市口。“戊戍政变”之先，赵熙实早不满清朝政权之腐朽，倾心于新政理想久矣。与六君子中刘光弟、杨锐交谊甚笃。事变起时，因正值其回川中守孝，未能参预新政变法，且又能及时烧掉与新政有关言论文稿，故得以幸免于难。刘、杨等遇害，赵熙悲痛不已，尝赋一绝云“片石苍茫太古前，每怀神禹泣当年。长江不尽风波恶，谁拄西南半壁天。”略可睹见其悲愤与追思之情。赵氏数年后返川，尚专程过富顺普安寨，探望刘光弟夫人。嗟悲之馀，慨然应允刘夫人整理刘光弟遗稿之请，并许代保存刘氏《甲午条陈》。其后，更携刘氏子回至北京，亲为抚养培育。宣统嗣位后，又为杨锐子杨庆昶代写呈都察院文，力陈杨氏之冤，请为昭雪平反，直声干天，一时朝野震动，天下正目。梁启超因此尝向赵熙赠诗云：“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皆足以照鉴赵氏的千秋义胆，浩然风骨。 

       宣统二年(1910)，赵熙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供职京中。每得闲暇时，与林思进、潘若海、江翊云等诗酒结社，常聚会于丞相胡同“广和居”中。诗酒背后，暗中多议论朝政。赵熙尝自调侃诗社为“下流社会”，且说：凡属“上流人物”，均不许加入。赵氏之耿介旷怀由此也可见其一斑。时有御史江春霖弹劾庆亲王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 指言：北洋总督陈夔龙继室认奕劻福晋为干娘，实则陈夔龙自认奕劻为干丈人也。又有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认奕劻子载振为干爹。但以奕劻的赫赫权势，御状非但未能告准，江氏反因此被斥回原衙行走，一时朝野舆论大哗。赵熙于此深恶而鄙夷之，暗题诗二首于广和居壁间刺之。诗曰：“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儿干女色色新。也当朱陈通嫁娶，本身云贵是乡亲。莺声呖呖呼爹日，豚子依依恋母辰。一种风情谁识得，劝君何必问前因。”“一堂二代做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应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此诗一出，即行风传于京师，产生不小政治影响。

       1911年4月，清政府不顾民意民情，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各省保路会纷起抗争，尤以四川呼声最高。在京川籍官员也多次聚会，吁请清廷收回成命，并共举赵熙为京官川南代表。赵氏不负众托，以言官身份，直言切谏，“言人之所不敢言”，弹劾邮电部尚书盛宣怀借款卖路之罪，斥其“厝君父于积薪之危，加民众以破家之害。”惜奏章被扣留，实未能通达上闻。当年秋天，风候急转，护督王豹君因奏请缓收铁路，遭到清廷严厉呵斥，京中四川馆被强行查封，四川派往京中的请愿代表刘元声被押送回川，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一举逮捕颜楷、张澜、蒲殿俊、罗纶等九名保路运动领袖。于此情况，赵熙不顾个人安危，奋然而起，再次进言弹劾赵尔丰，历数其罪状，恳请朝廷速派岑春煊入川查办，以“雪死者之冤，平生者之愤”。旋即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随之灭亡。1913年，经共商议定在成都少城公园内修建“保路死事纪念碑”，以追念殉难烈士。赵熙感慨万千，情不能已，遂与颜揩、吴之英、张学潮等，分别用篆、隶、楷、行四种书体各书擘窠大字“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镌刻于纪念碑四面，气象巍峨，至今犹存。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登上大总统宝座。为收买天下人心，鉴于赵熙的声望，特派心腹致语赵氏，转达袁的“有所借重”之意。但赵熙深知袁的阴险伪诈，恶其为人，乃以患病为托辞权作推拒。事后即刻举家赴天津，复又急移上海，寓居日租界中。此时避难于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因不谙袁世凯之为人，而寄大希望于袁氏，恰巧袁也正有邀梁启超回国参政之请。梁于此事写信与其好友周善培，请其代为斟酌。周乃赵熙弟子，故急将此消息告诉了乃师。赵知此事后，焦灼万分，以为大不可行。特与周善培专程渡海去日本劝阻，而终未能动摇康、梁坚执之心，赵熙百般无奈，只好返程归国。后梁启超果遭袁世凯算计，梁氏始悟当日赵熙的一片苦心，而悔来事已迟矣。梁为此特呈诗赵熙，以致追谢之意：“昔君东入海，劝我慎祚趾。戒我入垂堂，历历语在耳。”其感激愧悔之情，跃然于纸上矣。

       赵熙素与四川军政府头领熊克武、杨庶堪交往密切，1912年，尝为熊克武担保购买讨袁军械巨款。次年，熊克武、杨庶堪讨袁失败出走，四川总督胡文澜欲以“支持川军独立”罪逮捕赵熙。而赵却处之泰然，作诗自怡曰：“西风自响无人处，我正安居石穴深。”后经梁启超苦苦为其辩解开脱，又迫于社会舆论的力量，袁世凯方始罢休。1915年，袁世凯称帝，举国大哗，赵熙怒气塞胸，屡以诗词为利器声讨之，袁氏殁后，尚有《台城路.蛇衣》一阕，诅咒袁的臭腐下场。如中间句云：“添足求工，残鳞换世，身价今轻于纸。焚灰化水，怎医遍金疮？虫沙万队，蛇子蛇孙，祖龙新秽史。”

       入民国后，赵熙隐于故乡，以遗逸自居，以文字自娱数十年而终老，不复过问人间政事。然其磊落光明之怀，刚直浩然之气，却永随其行，铸就出他的艺术光华，文章灿烂，朗耀乎千秋。

       赵氏一生，能噪名于当时，荡声于后世者，实仗其诗歌、辞章、书法诸多成就。这中间任取一种，皆可以开疆辟派，允称宗流。

       赵熙工于古文辞，骈散皆能，而以散文为最擅。力主“广采八代之精英，深究唐宋之准则。”以《左》、《史》为根抵，以韩、柳为宗法。或又不舍宋人，于心独嗜“王临川之瘦硬盘折，韩昌黎之博大雄奇。”复下取“归(归有光)、方(方苞)诸集”。尤钟情于桐城派古文流风。但赵氏所作“刻削劲峭，又不规规于桐城义法。”其作大篇，“或考证名物，或辩论是非，并高格雅言。至于状写景物，则寄情绵远。”至其小章，则以情致为先也。举若《化城铭》云：“一千年前骷髅君，自山门移封于此。灵山会食，亘古相招，惟尔有情，依然同穴。魂兮识不？”妙笔传神，情味堪嚼。”赵氏文章，所遗有成都草堂寺、峨眉山、乐山乌尤寺、都江堰离堆等处碑记，合上赵氏荣县故里各刻，尚可得五十馀篇。民国十年(1921年)赵熙出任《荣县志》总纂，历七年时间写成十七大章。《志》中之斟酌删裁，润色敷彩，赖赵氏之力多矣，实又可谓为赵氏作文手段之另一端。

       赵熙以诗歌而负重名，播声海内，陈衍《石遗室诗话》以“豪于诗者”目之。与陈衍，陈三立鼎脚而雄峙于当时诗坛。三人为诗，皆祟尚宋贤，号为同光体。而赵氏独于宋贤之外，并重唐贤，以为不可以偏。尝言“诗之宜以唐人为宗也。”“五言之美，八代尽之，七言至唐人始专工。”唐宋既尊，复又上溯《风》、《雅》，抚拾两汉，盖其以为“《乐府》分歌谣，歌之所源者《雅》也，谣之所源者《风》也。五言尚清朴，用《乐府》中谣体，为《风》之遗；七言浓丽，用《乐府》中歌体，为《雅》之遗。其七古中又分两派，清婉者几于浑朴，浓丽者几于雄胜，盖诗可以兴，《风》为主也，五律、七律分两派，一派古调，一派《乐府》；五绝、七绝全用《乐府》。” 赵熙于诗取法既博，而能化之为精，用之为活。于古体，律、绝，皆能兼而擅之，而尤以五律为精能。所作或又风格大异，所谓“清奇浓淡，无不备也。”非功力深著者，不可以为之。当代学者王文才评之云：“其诗亦分清奇雄隽两派，并得《风》、《雅》之遗。而风骨峻整，正如其人。古诗大体闳肆雄深，五古少存，歌行多名篇大作。”钱仲联更称赵诗“音节苍凉，意味渊永”，“蜀中诗人，刘裴村后，一人而已。”裴村即“戊戍六君子”中刘光弟，一代诗杰也，有《介文堂诗集》行世。赵熙为诗，或又以振迅敏捷称。近人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云：“香宋诗，茶香饭熟，咳唾皆为珠玑。古体兵足马肥，千言立就。”复有诗赞之云：“到手千篇泼水成，诗如饭熟与茶清。寻山访古流连处，时有唐音出蜀尘。”钱基博于《现代中国文学史》更立专章论之。谓其“诗功湛深，苍秀密栗，成之极易。见者莫不以为苦吟而得，其实皆脱口而出，不加锤炼者也。”并引赵熙为杨增荦写《入蜀诗》三十首，而一夜间增为六十首之事实，以证其言之不虚。赵熙或指出：“文章以器识为主，深情远韵岂能遂立一席？”即凡为辞章歌诗，皆须识见高远，寄以怀抱，托以深意，方可谓为名家。又言“诗有何法，胸襟大一分，诗进一分耳。”赵氏《不寐》诗：“拥被寒深夜有霜，茫茫无旦小年长。偶成乱梦醒先怍，默数遗经老半忘。微雨又添寒溜诉，神州俄极海潮狂。知非我力中心噎，坐守鸡鸣揽八荒。”抗战间忧时之作也。可谓“其语言沉痛，皆行肺俯中出，非薄俗轻隽之子所能勉托。”其惓惓故国之思，感愤忧心之情，深托于字里行间矣。赵熙一生作诗甚夥，然每不自惜，凡应和酬答之作，皆随手散去。且自谓曰：“此等诗都可删却。”尽管如此，统其家藏，犹收得五千馀首。赵熙致桐城方旭书尝云：“私意贵精不贵多，似不妨力加删节。”又致南通费范九书云：“每观今人刻集多空陋，心嗤其鹜名而无本，遂自戒不轻付刻。”故知其于付刻之事，自律甚严。上世纪五十年代，始由门人郭沫若、周善培、向楚、江翊云等辑录遗稿，凡采一千三百馀首，印成《香宋诗前集》二册，已远非其所存全部。其后又有四川人民社出版之《香宋诗钞》，巴蜀书社出版之《赵熙集》，所收诗仅数百首，愈属豹之一斑也。据言有影印赵熙手书《峨眉纪行诗》册行世，惜印量太少，今欲一睹，已不能也。

       赵熙填词，起于宣统元年(1909年)任江西道监察御史间，乘政务闲暇，时与京中诗人陈衍等一行文酒相娱，尝得词数阕，尽见存于陈衍《石遗室诗话》中。数年后，赵氏归居里中。于乙卯岁(1915年)，忽大喜填词，一发难止，不遗馀力。且将其所得，逐日寄与华阳林思进。越二岁，林将其所寄集为一册，成《香宋词》二卷，稍后更增戊午岁(1918年)所作，合为三卷，付成都图书馆刊行，载词三百又十三首。以后，绝不再作。赵氏笔墨所倚，最终在诗而不在词，故竟使其于创作巅峰之期，嘎然绝响，生发出“有了这百十首词，也可以交待过去”之想。尝自言：“填词不如作诗，依着词律，逐个字填上去，真是自讨苦吃。”或更言：“余于词，诚所谓不知而作之者。” 如此观之，其词之作也，俨乎是在一种游戏玩耍中而成。而人则以为，赵熙之词不论其价值、成就与影响，皆可与其诗歌颉颃共翔。赵氏实也未能自知，正是这些 “不知而作之者”的为数不多的词作，使其成为近代词家中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与其诗歌、辞章共力，而使其赢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之一领席地。谢无量于林思进所旧藏稿中题云：“香宋词独掩前传，以其似白石之隽朗而加整丽，有稼轩之豪纵而无其粗野也。”推举亦可谓高也。赵熙词格居于清丽与豪峻间，“芬芳悱恻，骚雅之遗，固非詹詹小言也。”一如其诗，赵熙词实也以气体境界胜出。《香宋词》中，凡属称精之作，大都归在此类。若《水龙吟.题稼轩词》：“风吹太古秋声，手扪星斗行天际。荒荒下界，齐州九点，万山如髻。元晦论交，叠山请谥，齐名苏子。有龟堂诗骨，龙川文笔，唾壶响，铁如意。   志取长鲸为脍，问中原虏尘消未？苍天老矣，赵家宫殿，钱塘王气。小试滁湘，可怜王蔺，谤书忘此。逗丛编夜雨，天惊石破，化黄河泪。”体魄之大，用情之深，直可与稼轩并辔驱驰，相视而笑也。王文才“自同宣而下，半塘、疆村之外，别树一帜，自为雄长”之论，确也。或言朱疆村编《沧海遗音》，尝拟收赵熙词于编中，惜事未成，而朱氏先卒。

       赵熙尝改写川剧《焚香记》，染指戏曲，或又可以看作赵氏之馀调别才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于贡井胡氏席间观木偶戏《活捉王魁》，嫌戏中人物焦桂英凶厉怨怒，殊少温婉情致。值客居无事，遂取《焚香记》改写《情探》一折，以遣时日。由门人向楚稿录下来，实为一时游戏笔墨。后因门人周善培为巡警期间改良川剧，始由川剧艺人按词配曲演出。因其格高调雅，声情双臻，遂致广为流传，极一时川剧之盛。三十年后赵熙作重庆游，友人邀观此剧，而赵氏早不自记也。观后，尝赋二绝以叹。据言《情探》之后，赵熙又续写了《誓别》等另三折，合为《焚香记》全本。或更写有《渔父辞剑》、《除三害》等川剧，惜今皆不见传。

       “香宋何期早放还，天教看尽蜀中山。谁言巴峡无书种，散朗人思魏晋间。”此陈声聪《论近人书绝句》。赵熙一代诗豪，实也一代书豪也。彼儿时，从乡贤王羲臣学诗文，羲臣兄羲东善书，尤长于颜体，赵熙从之学。夫书，所忌者弱，而颜书雄强，所忌者薄，而颜书浑厚。赵熙书由颜入手，崇宇千仞，广厦万间，基础得之也。既长，移步苏、黄之径，远窥二王之庭，所出温雅可喜，颇见姿致。甲午岁(1894年)在京中，盖京中士人时以院体整饬书风为尚，“乔师(乔树枏，乔大壮祖父)命作字改习颜书。”故复又重温旧习，究心于颜书之笔法、字法，谋求其外敛内逸，端严沈雄的气象，于颜书三昧，颇见心得。由其书《蓄桑学堂》碑可见一斑。中年以后，于苏轼书用功甚笃。大得坡公“端庄杂秀丽，刚健含婀娜”意旨，故其书愈老劲而愈见姿媚。举赵熙书中合作观之，其沉著痛快处，实也不稍减坡公。赵熙书筑体造势，又多有中收外放，洒落腾宕之笔，如天女散花，孔省展屏，飞行放逸，所用实山谷“牢控中宫，力射四极”之法。可知其于山谷书法的留意，也非泛泛矣。赵书用笔振迅处，如惊电遗光，疾如奔风，求其所自，米海岳“风樯阵马”，“沉著飞翥”意也。赵熙书法根抵在唐。已故书法名家徐无闻先生尝举有赵熙《谈碑》诗一首，其云：“何子谈碑袭阮元，李行欧楷配平原。扫除晋法尊唐法，一代风流宝薛轩。”言何绍基理论上尊奉阮元北碑南帖说，而其所行所用却终究在唐人间。何氏以颜书为根本，另参欧阳父子揩书，李邕行书，而于薛稷书颇具深嗜，以其因得宋拓薛书《信行禅师碑》而自号其书斋为“宝薛轩”一事可证。徐先生以为此诗虽在写何，而实际上乃为赵熙的夫子自道，是为确论，赵熙于唐人猎之最广，涉之最深。除颜真卿外，唐人中其或又爱褚遂良书法的“美人婵娟”，“绰约风姿”，尤喜褚书《雁塔圣教序》，心揣手摹，颇得其疏瘦劲练，清婉遒媚风致。赵书《詹长坡先生神道碑》、《张虚堂墓志铭》, 《文学舍藏书记》诸刻可以证之。赵熙于欧阳父子书法，隋珠和璧，二美同收。既得父询的险，又得子通的奇。欧书于赵，妙不可言，习欧而后，赵书风格顿显端倪。元人中，赵熙独钟情于赵松雪书，究其根由，或则以松雪为二王远脉法嗣故乎？赴熙书中，凡为雍雅秀丽类属，皆可以看作松雪书绪余。赵熙晚岁，于唐宋诸家外，更上溯六朝，浸淫耘耔于南北碑版中。北碑之《张猛龙》、《董美人》，南碑之《爨龙颜》、《瘗鹤铭》，均攻之用力。可渭转益多师，博涉多优，熔众美于一身矣，使书风为之又一转，以朴厚秀拔胜出。所作“峻整栗密，而又气骨森张，近百年间，罕有与并。”

       清季，因康有为所倡，抑帖卑唐，独尊碑学。此议一出，从之者不惜附声鹊噪，煽焰扬波。乘帖学衰败末运之隙，碑学狂热，风炽于天下。而赵熙不迷，以“天下皆醉我独醒”的斗士姿态，荷戟而立，独挽狂澜，力辨源流。其云：“夫由篆及隶，变成今体，此一、二千年间实以钟王为初祖，颜公变羲献，而自成云垂海立之势，此新意也。”高吟出“诗文与书，一代各有风气，唯豪杰乃能挺然风气之外。后人学古，则又当知古今风气之判，以自定其体” 的主张。 有《论书诗二首》可以得见。诗云：“一代经儒古阁修，偶遗笺札见风流。北朝碑版时髦学，尚有闲情仿小欧”；“谁知信本极雍容，险绝书家绍乃翁。试取道因留小影，吴妆窄窄立花丛”。在北碑为时髦热门，天下人争相趋奉的环境下，能不受影响，尚能息心于学欧，吴妆窄窄，独赏花丛，挺然于风气之外。超类拔俗，迥出时流，此赵熙所以为赵熙故也。或又言：“凡天姿颖者喜南书，挟胜气喜北书。南多工而北多拙，拙近古而工近今。各有长短，相济而不相非，斯杰士矣。”读此，益谙赵熙之智。北碑南帖，各有优劣，后人学古，盖受性格趣味，修养高下，师承濡染，时空隔膜等诸多素的制约，所持态度，实易失于偏颇。而赵熙守其主张，不随风尊北，不盲目卑唐，于高屋建瓴，俯瞰全局。忽碑忽帖，忽南忽北，不规规于一家一法，凡属优势，必兼收并蓄之。赵熙书法大成之秘中秘在此。当代书法名家何应辉先生概之最确：“他(赵熙)的用笔兼具沉劲与飒爽；结字出于六朝而又随机变化，敛纵对比，神情警策稳健而姿致潇洒，能兼具雄强与雅秀。这些特点，都出自于赵熙碑帖兼收而相济的书艺观及其创作实践。”书之为艺，而艺寄于法，法之不立，艺则杳闻。故赵熙言：“凡事须从规矩始，规矩者中正之极也。” 横平竖直，书之根本法，所谓“中正之极也”。赵书之法取诸唐人，上溯汉魏六朝，下延宋贤诸家。而究竟其根本，则依旧落础在唐人。原因何在？盖唐书尚法。规矩者，法也，得法则得规矩也。夫法，技术可以充之，可以逮之。但法不是艺，所谓毛与皮之关系也。皮为毛之所依，毛为皮之附丽。毛欲生长，需皮常有精血萦布其间，精气回荡其里。而气血耒何处耶？来自书家之学问修养也。学问修养如仙家飞升之丹丸，不经过一段焚炼熔冶惨淡经营生活，便永无有修到梅花之时日也。赵熙学问家流，于个中机关消息开悟最深，受益匪浅。乃谆谆告世人曰“书贵脱俗而有雅韵，故学书先自读书始。”此语实为浮海仙槎，度世金针也。

       赵熙又能画，颇得倪云林山水笔意。所出多为小幅，简远荒寒，清超出尘，陈声聪《兼于阁诗话》叹为：“是不食人间烟火者。”赵熙为画，多为自怡，不为应世。作品仅自存留，或偶有赠亲故者，故传世甚少，益是珍贵。

       赵熙当时既以诗名重天下，实又复以书名重天下。有民谚云：“家有赵翁书，斯人才不俗。” 时人每以能争得赵之一纸而为幸事。显达豪绅，工商士人，皆不惜斥金购置，视所得为拱璧，宝贵珍藏。于此，学赵书者也日重焉。一时风从之人可营可垒，世以“荣县体”呼之。学有成效者，除熙子元凯外，门生中就有向楚、郭沫若、谢持、庞石帚、陶亮生、余中英、吴祖元……等。延乎今日，虽物换星移，岁月早往，而喜赵熙书者却日趋众多，《书法》、《中国书法》为之权威延誉，确乎有复炽于天下之势。

       赵熙一代师表，一生几乎在育人中度过。十七岁中秀才，便执教于乡塾。二十六岁任凤鸣书院山长。三十岁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三十二岁任泸州经纬学堂监督。民国十九年(1930)，在家乡荣县创办“文学舍”，自任舍长。时赵熙已六十三岁矣。(笔者手中有《文学舍同学录》一册，北碑体恭楷书出，书法堪称精能，为赵熙文学舍弟子成都马行简手笔。由录中小序可知，校址设在荣县县城北街莲宇山古教谕署。赵熙于舍中自授诗文。其馀，虞兆清授“三礼”、“三传”，黄觉授“说文”、哲学，曹靖授“论语”、“孟子”，吴国安授数学，龙尊三受英语。收录学生凡一百一十三人，都为蜀地一时俊彦。”) 赵熙经数十年耘植，门墙桃李遍及巴蜀。赵熙待弟子如父如师，倾心陶铸，而弟子也多为忠信之徒，奉老师若圣明，故学成而显世者不可胜数。若周善培、向楚、江翊云、庞石帚、吴玉章、郭沫若、陶闿士、孙炳文、谢持、黄复生、曹笃等辈，“或从政有声，或治学有成”，都为一代风云人物。或有梁启超请赵熙为其删诗，自谓“所学浅薄”，朱德元帅投贽赵熙，自称“门生朱德”类故事，又均可视为文林美谈矣。

       “空石居”，赵熙弟子向楚书斋也。向楚(1877年-1961年)字先乔，或作仙樵，号觙公。四川巴县人。举人出身，老同盟会员。如其师，一代名士，民国之风云人物也。光绪二十八年(1897年)赵熙为东川书院山长时，投其门下。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随赵熙赴京中，任内阁中书；1911年任蜀军秘书院院长；1912年任四川军政府秘书厅厅长；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与扬庶堪、陈其美等共谋，于上海策动肇和兵舰起义；1917年为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奉孙中山之命出任四川省政务厅长；1920年为四川省代理省长，同时兼四川教育厅长。向楚一生致力教育，先后做过川南经纬学堂教习；两广师范学堂讲习；南京高等师范国文讲习；四川高等师范教授；国立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49年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奔台湾，向楚被众人推为代理校长。解放初期，任四川文史馆副馆长。向楚为学，所治闳阔，教学所开课程有：“说文”、音韵学、“尔雅”、八代诗、三唐诗、唐宋散文、桐城派文、文学史，且皆有自己独到所见。而于“老子”“庄子”、“荀子”尤是精熟。早年为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间，孙中山也为其学问所服，亲书“蔚为儒宗”横匾相赠。向楚既工书画，又长于画理。抗战期间，国内书画名家几全部云集于川中，向楚与黄宾虹、方鹤斋发起成立“蓉社”、“蜀艺社”，被先后推为副社长。

       向楚为人敦敏，于师赵熙跟之最久，随之最近，关心最多，故也为赵熙所最喜爱。空石居中所留赵熙遗物颇不见少，但于十馀年前流出，遂致珠散民间矣。今笔者所欲介绍之赵熙遗墨，为其眉批、诗稿、抄本、剪贴本数种而已，均为小字书法。都为：《介存斋论词杂著》、《梅村诗集笺注》、《十八家诗钞》、《唐诗选》、《古文辞类纂》、《王临川全集》、《礼仪正义》、《大鹤山人<比竹馀音>词钞》、《杜牧诗钞》、《香宋诗稿》、《香宋读书札记杂册》(剪贴本)三册。

       赵熙虽出生于寒微之家，而天赋异质，秉性好读。少时，便喜与诗书为伴。既长成后，好学之心日炽，家置藏书数千百卷，终日坐拥书城，寒暑无间，杳有倦怠，乐在其中矣。凡经史百家，辞章歌赋，皆乃饕餮吮吸，涉之一律。至其中年，又颇用心于佛理，精深乎哲思。每于吟哦研读之中，多作评点，或剖解前人得失，或直推自家观点，或批数字扼要，或费百言研深，论多异议，杳有隐曲，心驰神会，妙语时见。又喜抄书，一抄自己未有之书，一抄心中喜好之书。随抄随批，随圈随点，可以佐读，可以助记。抄书也即其读书也。

       赵熙一代雄才，学问家流，眼光独到，敢于直言，阅其读书批点语，每有居高临下之感。如其批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有言：“美成(周邦彦)、梦窗(吴文英)，谁非词人。词外有何高学？岂在草窗(周密)，草窗短在思力不深耳。‘名心’云云，无行之语也。”周氏原著有：“公瑾(周密)只是词人，颇负名心”语。于周氏之“碧山(王沂孙)胸次恬淡”语，斥为“孤陋不学，何堪持论。”评之亦苛。以为，词之能高，学问最为紧要。学问到处，自见风雅。故批苏轼词曰：“东坡读书能文，故有俗语而无俗骨。”“稼轩较东坡，通体自称。东坡《扬花》等作，辛集中以何首当之。”要其根由，东坡学问胜稼轩矣。其于周济的词与“国运盛衰”相关糸一说，甚不以为然。斥曰：“北宋‘大江东去”、‘晓风残月“，何尝衰也。南宋哭得浑无气力，何尝盛也？是皆强作解人耳。”而于周氏之南宋词家人人皆有寄托之说， 以为尤属无稽。云：“不故寻意绪则可，求无寄托，何处求之？”“谓南宋人人皆有寄托，识亦大缪。南宋短处在空感慨，成架套耳，岂寄托哉？”也为独识。唐诗人中，赵熙极推崇杜甫，以为“杜之言似东汉，为前所未有。”于《十八家诗钞》杜甫《岳簏山道林二寺行》评之云：“排偶到底，大气大力，东坡此体，则劲峭为长而已。”扬杜而抑苏。以为东坡不能有杜甫如此大本领，若为，也仅能“劲峭为长”而已。抑之亦为甚，扬之亦为高矣。其评杜甫《登东山》云：“亢坠其音，风生云遏。”寥寥八字，铿锵欲闻矣。赵熙读吴伟业《梅村诗集笺校》，就诗论诗，直笔无曲，或扬或抑，褒贬大殊。其读梅村《通元老人龙腹竹歌》，于三处书十字云：“满纸俗气”，“毫无意趣”，“秽气”。《过玉京道人墓》又用“无一笔到题”全盘否之。于《悲滕城》或深问之曰：“特太无归宿，亦不知悲由何终。”而于梅村《圆圆曲》，则又推祟无已。其曰“梅村此篇故是佳作”、“事外远致”、“叙述甚佳”、“憨绝”、“如乐府中语”、“笔笔玲珑”，溢美之词，俯拾可得，无以复加。赵熙于文唐人中最服膺韩愈。据所批点《古文辞类纂》大可见其推举之用力。其于韩文《新修滕王阁记》批道：“精工不及柳，而气魄较大。湘乡(曾国藩)偏重柳，殆素短于诗，见写景工妙者遂畏之也。归氏(归有光)亦不能诗，故喜以藻语设色。”“规模甚大。文正(曾国藩)以为陈义未高，是亦得半之论。”盖曾氏论文曾有“柳州山水记，以峭削见奇，故非韩文公所能比并”语故。又于韩文《读荀子》篇云“文言奇辞，尤诗言大句也。自李杜后，而大句少矣，文亦然。昌黎继之，王介甫时执兀，已不能奇其辞矣。国朝曾文正公有志焉而未逮也。梅氏张氏之力究字句，惟求雅驯耳，不知所谓奇也。奥旨者语似不情，或似凡近，非精求之不能得深义者，在汉人则许之于《书》，郑之于《礼》，能此用心耳。此等学派‘六一’(欧阳修)不能道，程朱曾校论之。”捡出各家，犹之读史。他人不能到者，独韩愈能到，此韩所以高出他人处。

       《香宋诗稿》，计55页，存诗百馀。赵熙一生做诗甚多，而不自珍惜，稿子随即散佚者众，至今日，几是凤毛矣。笔者十馀年前曾见一册，为誊正本，所存诗也约百馀。书法较此册淳雅，而无此册潇洒率逸，现已不知珠埋何家，叹息而已。此稿涂抹甚厉，至有完全不可句豆成文者，是资格初稿本。此稿书法为极不经意者，笔墨随诗中情绪驱驶，所出天真烂漫，尤是喜人。读此稿，可味道出作者作诗之手段，见其字斟句酌，徘徊困顿于“推、敲”间，知赵也是严格于诗者，非如其自道之“惟诗、字可以坐索者”也。细品细嚼，随诗人多情善变之文思旅行，赏其前后变化，自数其优劣得失，莸趣颇多。试取《上元》一首供赏。前稿为：“太平今夜盛笙歌，灯火楼台韵绮罗。岁年自因人意乐，乡风微见礼文多。馀生变乱如今老，万象凋残奈月何。亡国不知谁造劫，可怜天地尽干戈。雪飞元旦糁银沙，寒到尧年感梦华。人日可无常侍句，草堂犹是少陵花。清时小集思春宴，日畏偕亡近巳斜。一曲水仙弹海上，不知天下属谁家。”改定稿为：“太平今夜拥笙歌，灯火楼台颂太和。岁年自因人意乐，乡风微见礼文多。馀生变乱如今老，万象阴寒奈月何。亡国弹棋无法避，可怜天地尽干戈。雪飞元旦糁银沙，寒到尧年感梦华。人日可无常侍句，草堂犹是少陵花。老能无事长相见，日畏偕亡近巳斜。一曲水仙弹海上，忍闻天下属谁家。” 

       赵熙《杜牧诗钞》，凡46页，录杜牧七绝163首，七律4首。另有杂录3页，他人诗也。熙尝言：“五言之美，八代尽之，七言至唐人始专工，使才尽美。”意指七言诗歌，以唐人为极则。于晚唐诗人中其特投青眼于李商隐、杜牧。李以七律见长，杜以七绝称能。“李诗情韵极佳，不专以气格胜，而杜往往清思入骨，行气更豪迈不群。”会其用意，似杜尚胜李一筹矣。由《诗钞》中赵氏所作批点语，尤可鉴其于杜牧诗歌之倾心。若《登乐游原》所批云：“王少伯后，此等诗当横绝天下。”“大作。”批《江南春云》：“高调，古今独步。”“名作自有千古。绝才。”“写尽金粉南朝之胜。”批《题齐安城楼》云：“句奇。”“创高调深情，独绝千古。”批《泊秦淮》云：“起即凄绝。”“绝唱。”批《初冬夜饮》云：“款款深情。东坡‘人生看得几清明’所本。情馀于言。”批《题宣州开元寺》云：“落想甚高，行气豪迈。独得雄直气” 批《隋堤柳》云：“气留则情韵自佳。”批《题池州贵池亭》云：“起句直似盛唐诸公。”批《早雁》云：“一气豪隽，后半意深，自喻江湖自安之况，千古高作。”批《山行》云：“空前绝后，作生字亦佳，寻本意而句好，自然生成。”杜牧旷世绝才，所以自多千古绝唱，赵熙倾倒之状，可睹可触也。

       《大鹤山人<比竹馀音>词钞》，四卷全，凡78页。大鹤山人，近代词人郑文焯号也。郑文焯（1856年-1918年），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生于世代仕宦的家庭。幼年随父宦游南北。光绪元年(1875)中举,曾官内阁中书。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先后辞去清史馆纂修及北京大学教授之聘,以行医鬻画自给。郑氏濡染家學，工詩詞，通醫理，精金石考證之學，工詩及篆刻。善畫，山水高古，合作頗有华岩骀宕神趣。花卉以揮灑自如。有徐渭餘韻。亦善人物。郑氏于词，与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三人并称“晚清四大家”。郑氏此《比竹馀音》集中所作，多有涉清季故事者，故《钞》中时有“旁注时事者”。此非郑氏原注，实“香宋赵氏语也”。赵批《南浦》云：“辛丑时肯谈新法。小臣以变法干进者尤多。”“回銮之期屡定屡延，比国愤怒，拟兵迎銮，李文忠(李鸿章)哀止之。”“小臣以变法干进者尤多。”辛丑(1901年)，正赵熙“时陈治安疏策”，“谏草留御床”时也。又批《摸鱼儿..沪江送春词云》：“两宫两派，一旧一新。李文忠亦无法设施。”主子相斗，群下无策，只有叹息。《钞》中多有仅批数字者，字虽寥寥，而其背后，所隐或许为一大大故事，也末为可知也。若：“三海驻外国兵。”“北京，三帅，回銮，五大臣之奏。”“义和拳。”“大臣小臣工连奏。”“德军驻瀛台。”“京师兼作各国防区。”诸如此类，均可为史家治史之佐。

       赵熙尝对人言：“信札包罗万象，果能数百言而不脱书卷气，其人造诣，即不可轻。”今读赵此批遗墨，虽属随意小作，却卷气横溢，贯达始终，愈见功力，愈出异趣。赵氏所语，由衷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