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丨以青春的名义

1982年川美油画77级毕业照

前排为老师，左起：王元寿、夏培耀、张声显、吴成琨、

刘国枢、魏传义、王大同、张方震、杜泳樵、马一平

二排左起：高小华、周鸣祥、罗晓航、黄同江、朱毅勇、

张晓刚、黄佳、李姗、莫也、罗群、程丛林

三排左起：陈宏、雷虹、杨谦（千）、何多苓、秦明、

罗中立、李犁、华提

（高小华美术馆供图）

以青春的名义

——川美77、78级毕业2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陈丹青

       这是一个非常文艺腔的题目，为什么我要用这样矫情的题目？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出苏联话剧，叫做《以革命的名义》 ，今天要来发言，忽然想起这个题目，拿过来，改动两个字。什么意思？我有我的感触。

       我第一次认得四川画家，是在二十三年前。1979年春天，中越开战，我正在美院上课。我是不喜欢上课的，为了逃课，就跟了所谓中央慰问团去广西劳军，回程经过上海老家，一天中午刚出门，正赶上陈逸飞同志带着两位四川哥们儿来找，说其中一位是四川美院的高小华，画了一幅武斗的画，很棒，介绍完了，他就离去。我带着两位哥们儿又折返回家，要了高小华的油画照片看，那幅画就是日后著名的“伤痕美术”开山作 《为什么》 。我们谈了好一阵，高小华头发鬓角很长，站着时一条腿叉开，频频抖动着，我大概自己也喜欢没事儿抖腿吧，所以至今记得。

高小华，《为什么》

布面油画，107.5cm×136.5cm，1978年

高小华，《赶火车》

布面油画，155cm×150cm×3，1981年

       秋天，我收到一封来信，还有一张放大黑白照片，照片上又是一幅描写武斗的油画  《1968年某月某日雪》，我拆开信读，署名程丛林，他说，他和高小华一起在上海我家见过面。我立刻想起他，戴眼镜，卷头发，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程丛林，《1968年某月某日·雪》

布面油画，200×300cm，1979年

程丛林，《1978年夏夜》

布面油画 ，180×400cm，1980年

       我仔细看画，被这幅苏里科夫式的历史画感动了。我记得坐在火车上给丛林回信。从此我们开始通信。第二年年初，我取道成都去拉萨做毕业创作，事先通知丛林，他连夜从重庆赶来成都，很神秘的样子，给我看他许多创作草图，还有诗句一般的笔记。我们装得老同志那样很深沉地谈艺术，谈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拉萨了。在西藏半年，我们密集通信，有一天我还收到丛林寄来的整盒白色油画颜料，大管的，一共五支。到了夏天，我再次取道成都回北京，又是事先通知，又是丛林连夜赶来，当他到时，我刚在招待所洗完澡，那年月洗一回澡是不得了的事情，我光着脚，踏一双皮鞋给他开门，然后将我的毕业创作铺在床上给他看。第二天，他还是很神秘地领我到一所空旷的学校的大房间，我赫然看见墙上靠着一幅巨作，就是挤满年轻人的《夏夜》。我在许多场合一直说，这是丛林最好的一幅大画，当听说这幅画被当年所谓青年美展否决时，我就站在美院过道里破口大骂！

罗中立，《父亲》

画布油彩，215cm×150cm，1980年

周春芽，《剪羊毛》

布面油画，170cm×236cm，1981年 

       不记得是当年年底还是1981年，我给叫到人民大会堂开那届所谓“青年美展”的什么大会，我记得脚上正踏着一双塑料拖鞋，那年头，我居然可以踏着拖鞋走上人民大会堂的大台阶，就在那里，我见到了《父亲》的作者罗中立同志。想不到五年后有幸在纽约接待他，和他一起光着膀子躺在地上，我最羡慕他能在任何情况下立即睡着，而且旁边有人谈话也吵不醒他。分别前，我们还在曼哈顿的第五大道一起倒立，上海话叫做“竖蜻蜓”，中立说他在欧洲每个都市都会当街倒立，拍照留念。现在我还保存着我俩倒立的彩色照片。

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

布面油画，96x130cm，1981年

何多苓，《青春》

 布面油画，150cm×186cm，1984年

       出国前后，我陆续认识了周春芽、杨谦（千）、秦明、王亥、王川，为了和四川哥们儿套近乎，还和没有见过面的张晓刚通过信，交换过照片，很羡慕他长着络腮胡子，可是直到前年在北京见面，他把胡子都剃光了。在纽约，我与高小华、秦明、杨谦（千）同住一个区，度过好几年难忘的“洋插队”岁月，一起逛美术馆，一起听音乐，一起高声赞美或痛骂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起吃辣椒。今天，我在四川地面上还见到这么多四川美院的“地头蛇”，见到四川美术界这批文革后少壮派“大虫子”，我真高兴！

高小华与油画《为什么》和《我爱油田》

1978年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第一，我同四川哥们儿有缘分，有交情。我喜欢四川哥们儿，豪爽、开朗、痛快！第二，就和我的题目有关系。我和四川哥们儿交朋友，什么都注意到了，只有一件顶顶明显的事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就是：当年我们混在一起玩，一个个多年轻啊！

       今天我们坐在一起纪念这两个班同学毕业二十周年，肯定有很多议题，很多说法。昨天有人采访，问我对“77、78级现象”有什么看法，我说，那跟77、78年没关系，而是跟十年文革有关系，那十年，中国文化艺术一片荒凉，可是却攒了一群渴望叫喊的小家伙，一群粗糙活泼的人才。记者又问我，四川的77、78级有什么特点呢？我就说可能和四川人当年大打武斗的火爆性格有关系吧。可我知道这是在胡说，我想来想去，觉得四川美院当年杀出来这么一帮“暴徒”，一群抢粮店的叫化子——想想看，高小华、程丛林画出武斗场面时，只有二十三、四岁，不过本科二年级；罗中立画出《父亲》，何多苓画出《春风已经苏醒》时，不过三十上下，也才本科三年级吧；春芽、秦明、晓刚的成名作，是画在二十一、二岁；杨谦（千）入学时，年仅十九岁……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在四川这块火爆的地方，在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的当口，有这么一群愣头青，又自觉又不自觉，是天意也是人意，他们趁着青春大好，不管自己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不管是画得对还是错，不管画了以后北京怎么说，外省怎么说，领导怎么说，同行怎么说……总之，77、78级的四川美院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该出手时就出手，痛痛快快过了一把瘾。

秦明，《游行的队伍 》

布面油画，180cm×180cm，1984年

杨千，《手》

布面油画，首饰、拼贴与综合材料

200cm×180cm，1980年

       说来奇怪，全国艺术院校有的是77、78级，可是能够有自信，有公论，开得起这么一项20周年纪念会，仅仅为了纪念两个班级，两届学生，恐怕独此一家。为什么？

       二十年过去了，我不必在此议论这批作品，没有什么比作品本身更有发言权。我只想请大家看看今天的青年，也是二十岁出头，也是一年级二年级，有谁愿意正眼瞧瞧这些年轻人？他们从小学就是千篇一律的素描水粉，考的是所谓政治和外语，上学后学的是按部就班的课程，毕业时求的是一纸文凭，一份学历，一份饭碗。二十年过去了，我回到中国的学院教书，今天坐在这里谈论四川美院77、78级的昔日辉煌，我发现，文革十年逼出来的是一这批生气勃勃不管三七二十一的77、78级同学，一个个闷头追求的是赶紧出创作，互相比的是构图、激情、画面，是青春的活力；二十年后，所有艺术学院的学生苦苦追求的是学分、学位、学历，此外还要加上一条，就是越来越高的学费。

莫也，《嫁新娘》

布面油画，87cm×79cm，1987年

       我们都是文革过来人，我们知道，文艺专制的遗患你还有办法抵抗，77、78级就是最佳的例子，这份抵抗，凭的就是赤手空拳的青春；我们也都是有子女的人，我们知道，今天的教育体制很难抵抗，你只有将孩子的青春统统赔进去，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甚至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就是不断地考试，不断地失败，不断地再考试，才能换取学分、学位、学历。你要抵抗吧，你就准备将来没饭吃，没法混，你没饭吃，没法混，你还谈什么艺术？！谈什么文化？！

王亥，《春》

布面油画，159×78cm，1979年

       我不必在此议论造成这体制的总总原因，没有什么比体制的后果更有发言权。在会议拟定的五项议题中，我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意思。我只想借今天纪念77、78级毕业班的难得机会，告诉我们这些青春老去的哥们儿：诸位是幸运的，诸位没有荒废青春。每个人只有一次青春，我们应当讨论的可能是：将青春还给正当青春的年轻人，是靠学分与学历？还是凭激情与创作？四川美院77、78级学生的大量作品与青春记忆早已给出了雄辩的答案，今天，此一答案可能比二十年前更雄辩。

1978年冬，川美77级油班赴川西南油气矿区体验生活

前排：王大同老师（左三）、罗群（右三）、

李姗（右二）、莫也（右一）

中排左起：陈宏、朱毅勇、黄同江、罗中立、杨谦（千）、

华提、秦明、陈安键（右二）、黄佳（右一）

后排左起：雷虹、高小华、程丛林、张晓刚、何多苓。

（高小华美术馆供图）

       我愿以神圣的青春的名义，请我们今天在教书的老哥们儿同情今天的年轻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哪怕只是极微茫的可能——给年轻人多一点生命的空间，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像诸位当年那样过一把青春瘾。我愿对正当青春的年轻人说，请看77、78级的老哥们儿：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的学历，他们当年下笔创作，可能只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机：以青春的名义！

“发言稿”后刊于《重庆文艺》2002.5

何多苓、戴嘉林、王亥、唐雯

莫也、黄嘉、张晓刚

陈丹青：

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

1980年以《西藏组画》轰动中外艺术界，成为颠覆教化模式，并向欧洲溯源的发轫，被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

有著作十余部，代表作为《纽约琐记》《退步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