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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全老师的新著《道泉记》，今年（2024年）四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虚构的长篇小说，却真实再现了由基层干部、宗族乡绅、个人信仰掌控的中国乡村，在权力和欲望挤压下，人性的荒诞与真实；在坚守与退让的挣扎中，现实的残酷和悲悯；在等待和改变的流逝里，道德的毁灭与希望。
张生全著 《道泉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道泉记》描述的故事，初看诡诈荒诞，但实实在在是中国乡村千篇一律的宗族争斗复盘。一隅之地的乡民，知彼胜过知己，在芝麻大的利益面前寸步不让，却要在风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生死与共。乡村社会生存条件的残酷，加速人性善恶裂变。生活范围的局限，促使欲望和权力更加疯狂滋生。只要得不到称心如意的满足，狭隘的自私自利，就会迅速演变成毫不留情的打击报复。画地为牢的宗族血脉，掺杂企图立竿见影的想入非非。同宗同姓、同父同母的乡亲兄弟，时而同心同德，时而分崩离析。 小说中蜀山乡道泉村二组，因为一眼泉水汩汩流淌，两片坡地有肥有瘦，廉、志两家祖祖辈辈斗智斗勇，你争我夺一直不曾停歇。土地瘠肥带来的家庭贫富、官位高低带来的地位尊卑，使廉、志两家势如水火，时光却平静如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也要轮流转。村支书、村民小组长的“官位之争”，后来再增添种粮填肚子、挖矿挣票子的“路线之争”，廉志两家无视道泉的仁慈悲悯，为“两片肥田与一坡瘠土”机关算尽。廉家以一把廉刀的“把背口”命名的三兄弟性格各异，志家标志着人生体面的“荣华富贵”四个儿子各不相同，廉志两家新一代在道泉村开始对垒。 廉家老大廉把诡计多端，腾挪辗转，在和尚包开矿挖煤；志家老大志荣老实种田，希翼依靠勤劳朴实让村人吃饱肚子。他们眼里的乡村振兴，要么是震动乡村，出人头地；要么是让乡民吃饱肚子，皆大欢喜。所谓搞好乡村建设，甚至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让乡风更淳朴，让乡人更文明，他们自己都实在没有搞懂。廉把开矿是攫取地下现成资源，志荣筑坎保田是不想看天吃饭。他们都在为乡民谋划生计，也在祖宗遗留下来的荣辱是非中挣扎。时代赋予他们的命运、他们能够拥有的思想，只能在前辈延续下来的思维里，延展映照着现实的未来。如此朴素，如此而也。 地下煤资源难得再生，但挖煤如掘金；取石堡坎一劳永逸，流汗辛劳成功却遥遥无期。现实效益总会触动人的神经，特别是饱经饥饿，忽然甩除种种束缚的人们，几乎都被眼前利益吸引。廉把的煤矿风风火火，志荣的坡田冷冷清清，道泉之下的风景迥异也就情有可原。 生存是人在世间的根本，欲望是人在生存下去之后对生活的索求。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念想。廉把想高人一等，精心算计；廉把的大弟廉背侵淫传统经学，崇尚老庄；廉把的小弟廉口生来下贱，偷盗成性。与廉家兄弟相对应的志家，老大志荣憨厚朴实，老二志华忠心耿耿，老三志富蛮横奸狡，老四志贵似憨似奸。他们鲜明的性格蕴藏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代表着社会不同阶层。 一泓道泉水孕育了廉志两家以及和他们居于一隅的箧、任等姓，道泉村人不同的欲望却从未消停。在不同时期，他们的欲望也在不断变换。吃不饱肚子的人去偷吃，吃饱了肚子的人去“偷人”。通过劳动得不到的利益就算计，通过算计得不到的利益就巧取豪夺，欲望把“道泉”变成“盗泉”，生死与共变成了你死我活，乡村社会在“道”“盗”相搏中逐渐沦陷。这些浓缩的社会镜像，在相同的文化土壤里，因为受到不同的影响和对世界不同的理解认知，自然产生不同的个体。 人类诞生需要特定的环境，人类社会进步需要相应的土壤，这样的“土壤”不同于种庄稼的土壤，它叫“文化土壤”，“长”得出人。生物意义上的人是从动物演变而来，文化意义上的人在社会、环境、意识共同作用下的文化土壤孕育。 道泉滋养道泉村人，道泉村人发枝散叶，开始难于温饱，便滋生走捷径的幻想。箧村哲得到庄道士的神镜，道泉变成了盗泉，道泉村风气为之一变，民风淳朴的道泉村偷盗成风，撬杆儿（小偷）遍地游走。偷窃成为道泉村人的标签。文学作品虽然玄幻魔怔，但作者逻辑严密，构思奇巧，再加生动幽默的语言、精当的用词，丰满的情节，迅速让读者毫不迟疑地选择信服这是现实的翻版，“道泉”成为美好记忆，“盗泉”沉重地压在每个人心上。 “道”“盗”相搏，不一而足；“道”“盗”强弱，依时顺俗。男性社会里的计谋、诡计、武力、劣恶，在女性那里就转换成为另外一种方式。张生全在《道泉记》里刻画的鲍苗、徐桃、杨柳、箧幺姑儿，都与风花雪月的故事勾连不断。生存下去、生活得更好，依靠的是女性资本，脱离了道德约束。她们成为不幸的代名词。不幸的她们或者软弱地自我决断，或者强硬地在尘世挣扎。 世人可以同情鲍苗，也可以原谅徐桃，对妖艳的箧幺姑儿，恨多于爱。这些女性的不幸不是性别强加给她们的悲哀，她们自己把对生活寄予期望的权利，转嫁给性别。愚昧的乡村约束了她们的思想，贫乏的见识贱卖了她们的尊严。 在作者隐晦含蓄的表达中，读者没有看见任何赤裸香艳的低级情色，但鲍苗用身体换取保管室里的粮食、徐桃与做生产队长的大伯子偷情生下小儿子廉口、箧幺姑儿以身体做本钱赚来“美好”生活，却如山是泥石组成一样清晰，更如山压顶一样令人肝胆欲裂。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那是一个个如我们母亲、姐妹一样的女性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瘫卧在床的杨柳，那一声声哀嚎，是愚昧，是悲哀，是无数乡村女性对不公命运、对悲惨人生的愤怒呐喊。 道德禁锢不再有效，个人信仰同样缺失，悲剧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自我觉醒的重要渠道，便是读书。这是挣脱野蛮愚昧、摆脱落后狭隘的重要途径，也是“道”胜于“盗”的有效手段。 《道泉记》里有两个读书人：廉背和志慧。廉背代表社会主流，志慧代表先进女流。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历史的车轮都会滚滚向前。女性的屈辱，重男轻女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知识的贫乏往往被人忽略。因为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往往被忽略。志慧能够在“荣华富贵”的同胞兄弟中茁壮成长起来，并且有别于他们；能够被廉家“把背口”异姓男性视若姐妹；能够被道泉村、蜀山乡、东坡市仰视、赞扬、认可，是她有知识、有见地、能独立。 有的悲剧是先天铸就，有的悲剧是后天造成，消除悲剧不能等、不能拖，一拖一等，人生沦为伤春悲秋，甚至如鲍苗、徐桃、杨柳、箧幺姑儿那样万劫不复。志慧一生遭遇的挫折不可谓不大：辛辛苦苦考上的大学被人顶替，忙忙碌碌筹办的茶神节被人投毒，心心念念企盼的爱人心肠歹毒……她都能一一化解，泰然处之。这就是知识的力量，是知识让她掌握命运，而不是她被命运掌控。 其实，每个人、每个地方、每个时期，只要有进步、有蜕变，都会有挫折、有矛盾，甚而至于有意想不到的艰险和阻碍，消解的唯一方法，只有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志慧依靠读书自立，廉背因为读书明理。他们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不但自我觉醒，而且开始改变文化土壤，促使“道”战胜“盗”，让“盗泉”重新变回“道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吸取不同的“营养”。廉背饱受顶替志慧上大学的磨折，四年反省，终于从《庄子》中悟出人生至理，勇敢解脱思想包袱，再将对“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领悟，广播于道泉村；志慧一贯大度，也知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意思，但她立足乡村，承包荒茶岭，在志荣的农业、廉把的矿业之外，重新找到一条产业之路。智慧茶生活的不同茶室名，是她对不同人的人生、不同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全面阐释。 急功近利的廉把与色情人生的箧幺姑儿，归宿何处已经不重要；醉心于农业的志荣，在盛夏时节出发去当春官，作者说“庄稼迟疑误一季，人迟疑误一生。一年太久，只争朝夕。”志荣的人生理想，与庄稼、与土地、与乡村深刻连接在一起；廉背、志慧开始新的事业，是在闭塞的道泉村，重新掀起乡村振兴新浪潮。新的起点，是从文化振兴开始。 所谓的文化振兴，不是简单的根植农业、开发矿业，也不是高深的科技开发，而是从把“盗泉”变成“道泉”开始，把与偷盗密切相关的桤木树连根刨出，摒弃过去的陋习，改变道泉村的意识形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志慧、廉背是改变文化土壤、加速乡村振兴的带头人、实施者。 感谢作者在《后记》中写出了他关于“偷盗”的困惑。这是给全书作了一个恰当而重要的注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为今天乡村振兴奠定的最好基础，也是给致力于乡村振兴的所有人的一个提醒：“不知礼节”的“仓廪实”、“不知荣辱”的“衣食足”，只会生成廉把、箧幺姑儿这样的暴发户，最后不知归途何处。 《道泉记》确实是一部值得广泛推荐的长篇小说。它虚构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它的语言幽默风趣，它带给读者阅读快感，它让一个故事呈现一个地方的前世今生。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关于“道”“盗”相搏话题的纵横捭阖，是今天应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深入思考。我们一定要记住：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普罗大众的丰衣足食，以及安康愉悦；而是否幸福，文化是个重要指标。 冯俊龙，男，汉族，1970年代出生。四川西充人，住成都。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历史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创作。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四川日报》《文史天地》《同舟共进》《党史博采》《巴蜀史志》等报刊，人民网、新华网、中国军网、中国作家网等媒体发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文摘报》《作家文摘》《中外文摘》及中宣部学习强国、人民日报文艺、封面新闻、搜狐、网易、澎湃新闻等转载(摘)。获头条号青云奖、四川报纸副刊奖等奖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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