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师者传道 文脉绵长——关学师道精神的随想

       中国文化的传承，因有师道精神而拥有经久不衰的力量。自古及今，因师道精神的存在，中国文化才得以血脉相承。因师道精神而光大的中国文化的道脉，也成为中国人顶天立地的精神脊梁，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世界的伟大基石。道因师而传，师因道而成就伟大的中国精神——尊师重道。

       何谓“师道”？一千多年前的韩愈，面对儒家道统日渐沦丧式微的局面，他大声疾呼“先王之教”“仁义之道”不得不讲，为了恢复儒家的道统，他在《原道》中构建了一个儒家传之久远的价值系统：“尧是以传之舜，舜是以传之禹，禹是以传之汤，汤是以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传其焉”，为了这样一个儒家道统的赓续传承，韩愈成为那个时代划破长空的勇士，他不遗余力的倡导“师道”精神，其用心之旨趣就是让“古道”得以新生，道统得以延续。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明了韩愈弘扬师道精神之难：“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以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韩愈所倡之道，即为儒家生生不息之道统，韩愈所为之师，非术业之师，而是能传圣人之道之师。因此，他大开门庭，广收弟子，不怕“群聚而笑之”，以无贵贱、无长少之胸怀，坚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信念，以师者之名，弘道于他的时代。为此，刘学智先生在《关学思想史》中评价韩愈的弘道精神时说：“在儒门冷落的情况下，发明和倡导儒家道统，弘扬先秦儒学传统精神来说，就足以确立起他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力挽狂澜者的地位”〔1〕。

       在中国历史上，晚唐藩镇动荡和五代十国前后一百多年的纷乱，儒学的道统危机令人堪忧，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地挑战。到了北宋时期，社会趋于安定，然而土地兼并炽烈，“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贫富分化十分严重，改革弊政是朝野上下的基本共识；政治上需要一改自晚唐藩镇割据以来的“朝廷之权，散在四方”“君弱臣强，正统易数”的局面，建立以儒家纲常为体的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制，成为宋代君臣共识；思想上也需要一改长期以来的佛道泛滥，人心不古的现状，建立以儒家为根本的社会道德体系，继而收拾涣散厌倦的人心，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以周敦颐、程颐、程灏、邵雍、张载为代表的“北宋理学五子”应运而生，他们承续着韩愈的弘道精神，承续着宋初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以师道明正学”的学术传统，遵循内圣外王的修养，构建起以儒学为根本的三教合一的新儒学体系。刘学智先生在《关学思想史》一书中说：“吸收佛老，立足孔孟儒学而融通三教，在三教合一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是宋代儒学家相同的心路历程。张载创立关学的过程，亦是如此。”〔2〕 

       自韩愈而始倡的“师道精神”，不仅为构建儒学的学术谱系奠定了基础，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弘道的使命意识。赵馥洁先生在《关学精神论》盛赞关学宗师张载：“泱泱关学燃新火，济济英才继素风”〔3〕，关学所燃之新火，乃是儒学自张载而有所新发，英才所继之素风实为代代关学人物所秉承的传道之风。张载倡道关中，其门下弟子一宗“立心立命、勇于造道、崇礼贵德、经世致用、崇尚节操”的关学精神，以坚韧之心弘道致远，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思想宝库之一。学术思想之所以能够代代传承，关学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关中世风，我想应该得益于师道精神的赓续。没有“师道精神”的传承，文化必然断层，思想必然流于空疏，正是由于历代关学学人尊师重道，才有了延续九百多年的关学文化在今天熠熠生辉；正是由于历代关学学人对弘道精神的坚忍不拔，才有了明代冯从吾所编纂的《关学编》。从某种意义而言，《关学编》的问世既是学术道统的确立，也是师道精神的张扬。我们不仅看到了从文武周公到孔孟的文化传承，也看到了从张载之后的金元明清四代关中学人对于师道精神的弘扬。

       实际上韩愈《师说》所言之“师”并非“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而是载圣人之道的“古之学者”；所传之“道”也非经业之术，而是圣贤之说，所授之业，不仅仅是传授一般性的知识，而是授经国修身之大业。由此可见，能传道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老师，而是有古贤者之风，能行古贤者之道的人。传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一对一的传授知识，讲授学问。在我看来，传道至少包含着身传、言传、意传、道传四种。所谓“身传”，即行不言之教，如张载居横渠以身垂范，“勉修古礼”，侍亲奉祭，必诚尽于心，亲力亲为，以身传德教，“关中风俗，为之大变”。所谓“言传”，即以谆谆教诲古先哲之微言大义，如孔子之于曾参传孝之道，马融讲学于绛帐，张载讲学于横渠，思容段先生讲学于兰州，薛敬之、南大吉讲学于渭水之滨；所谓“意传”，如佛祖灵山传法，拈花一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又如禅宗谒语，一旦顿悟，心领神会，毕生弘道。关学人物中如张载面见范仲淹，以“儒者自有名教之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最终翻然志于道，穷究佛老，反求六经，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再如兰州段坚与秦州周小泉，以“非圣弗学”“惟圣斯学”之问答，遂使周小泉慨然以“程朱”自任；所谓“道传”，即以毕生所学而拖命之传，往往所受之传者，肩负着光大师门，延续道统的使命。如张载晚年将毕生著述，交于苏昞，苏昞与范育及张门弟子，合力完成先生遗著，使其学问之道，广行天下。再如鄠邑王丰川侍奉二曲于左右，得其学问德行之真传，二曲殁后，丰川与二曲门人整理先生遗著，使二曲之学，传之于后世。由此可见，只要有载道之师的存在，道就不会灭；只要有弘道之心在，师道就如绵绵之水，滋润万古。

       传道不拘于时，不拘于贵贱之分，不拘于形式之别，对于载道的君子而言，一句话，一本书，一次听讲就有可能使圣贤之道，蕴化于内心，从而改变一生志向，使自己成为载道而行的勇士，弘毅坚韧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公元1041年，北宋康定元年，这一年范仲淹授命守卫延州（今延安）。二十一岁的张载与焦寅，有感于西夏屡犯边陲，一腔热血的张载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戍边建议，史称《边议九条》。范仲淹为此接见了这位年轻的后学，在与其交谈中，发现张载更适合考取功名，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于是建议张载：“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向他推荐阅读《中庸》。张载的这段经历，在关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是张载从喜谈兵事向独立求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也确立了他以儒家为根本的人生志向。明代杨鹤认为“横渠之学凡数变”，刘学智先生认为“数变”之说源于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但“如果从时间上来说，其一变当发生在张载随焦寅习兵到‘康定用兵’之年见范仲淹之前”〔4〕，在这之后，张载便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定位和学术方向，《新订关学编》记载：“先生读其书（指的是《中庸》），遂翻然志于道，已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穷就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5〕。其次，因为这次非同寻常的见面，学者以为张载受学于范仲淹，便将张载视为范氏门人，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将张载列入《高平学案》中，并指出：“晦翁（朱熹）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范仲淹）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但实际上，张载并非范仲淹门人，张载之学实际上是苦心得之，张载与范仲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师承关系。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刘学智先生的《关学思想史》一书中能找到答案，谨就张载得到范仲淹的学术鼓励与指点而言，二十一岁的张载已经接过了弘道的使命，使得张载在二十一岁之后至考中进士之前这一阶段，沉浸于儒家经典的学习，这种以意传道之功，成就了一代儒宗张载。稀世天才见面，无需多言，一句话，一本书，便如火光刺破心中之迷茫之漆暗，是心灵顿悟，更是内心真我的回归。以意传道，贵在神悟，若无神悟之天资，意则不能达，心则不能悟。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张载二十一岁时，没有遇见范仲淹，而是别人，他的人生方向或许会发生变化，或许成为一代名将，而不是千古儒宗。

       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张载病逝于西归途中临潼，享年五十八岁。在此之前的熙宁九年（公元1076），张载受“蓝田吕氏兄弟”吕大防的推荐，时隔数年之后赴京就任太常礼院官员。张载有感于国家大礼不能遵循古道，与同僚争而不能得，便再次辞官，欲归横渠，倾心于自己所坚守的大道。但是，张载终究没有回到横渠故里，也没有如其所愿，继续教化乡里，砥砺后学以礼为教。五十多岁，应该是张载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刘学智先生认为张载从熙宁二年第一次西归，那一年张载刚好五十岁，五十岁至五十八岁，正是一个学者学术思想“臻于成熟，到了可以随心所欲以‘造道’的时期”，五十八岁去世，甚为可惜。

       学者的生命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生理的生命长度，一个是思想的生命高度。思想的生命高度是从生理的生命长度结束的时候，似乎才真正开始。张载病逝之后，门人苏昞、范育、蓝田吕氏兄弟等，承担起了整理先生遗著的使命。在我看来，这既是对张载思想的一次整理，也是对师道尊严的一次礼敬。夫子著作的传世，是道的延续，是夫子思想生命的延续。门人苏昞，陕西武功人，其先世乃汉苏武，据明·冯从吾《关学编》记载苏昞：“同邑人游师雄，师横渠张子最久”，熙宁九年（1076年），张载西归途中过洛阳，与“二程”兄弟论学，苏昞就侍奉左右，担任了这次学术交流的记录者，史称《洛阳议论》。苏昞是张载门人之秀，当时张载《正蒙》书成，告诉苏昞：“吾为此书，譬之树珠，根本枝叶，莫不悉备，充荣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盘示儿，百物俱在，顾取者何如耳！”苏昞根据夫子之意，将夫子遗著《正蒙》合珠联壁，依次排编，终成《正蒙》十七篇传之于世，学者魏冬先生在《新订关学编·季明苏先生昞》中说：“今横渠《正蒙》赖苏昞而传，横渠之学传之于后世，苏昞先生自有功焉”〔6〕。

       如果说范仲淹之于张载的“传道”是以意传道，使其心领神会，终归弘道之路，那么，在明代兰州段容思和秦州周小泉的传道方式，近乎禅宗传法中的“偈语”。言简意赅，心领神会，道归儒宗。兰州段坚先生是“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明代兰州属于陕西管辖，因此冯从吾在编纂《关学编》的时候，将段坚列为关学人物。史书上说段坚“生而刚方颖异，读书即知正学”，十四岁便慨然以圣贤之学而自任。十七岁时，段坚的父亲去世，段坚一遵“横渠教法”，“治丧不用浮屠法”，而是遵循周礼古法，开一时新风。段坚为学至微至精，为人伊川遗风。刘学智先生在《关学思想史》一书中认为，段坚的学术思想源自于山西薛文清（薛瑄），“他（段坚）从齐鲁淮楚达吴越之地，后得阎禹锡、白良辅二人，遂以为师，阎禹锡授之‘文清之旨’”“就是说，阎禹锡向他讲授的是薛瑄之学”〔7〕，因此，段坚之学来源于河东薛瑄，他是薛瑄的再传弟子，这一条学术脉络，也因师道而清晰。周小泉，祖籍甘肃山丹人，字廷芳，号小泉，后随家迁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周小泉世袭行伍，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听人讲《大学》时，才知道读书问字，这一点与清代李二曲先生颇为相似，问学甚晚，但都能后期而直追。周小泉与段坚相识是段坚在兰州讲学时，周小泉作为守卫兰州的一名士兵前去听讲，遂结下师生之缘。《关学编》记载他们之间唯一的一次对话，即段先生勉励周小泉：“非圣弗学”，要他一心只学圣贤之道。周小泉回答也甚为干脆：“惟圣斯学”，从此周小泉穷通五经，慨然以程朱之学而自任，当时人以为是程朱再世。他们之间，因一次讲座，一段默契的对话，遂成为师道精神的践行者。

       学问之道，需要的是一种方向，一种力量，一种守望，一种坚守。范仲淹、段坚所能传授者，仅仅是点名了为学的方向，他们便成为道的化身，从而让古之道风，如南山之木，其心向阳。段坚从白禹锡那里承续了薛瑄之学，而周小泉从段坚这里再次接过了薛瑄真传，学术传承的道脉，因师者传道而历久弥新。

       梁启超先生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想之所以被誉为天下的“公器”是因为承载学术思想的人，是道的化身，是道的践行者。他们以身垂范，让“道”在民间，更有生机，更有力量，更具温度。师者传道，行身教，以不言之教，而化风俗于乡野，这便是师者身教的力量。当我们通读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历朝历代的史书上的《儒林传》，我们发现那些大儒以身教所传之道，乃是百姓日用之道，乃是自文武周公而下的礼乐之道。他们用身教告诉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如何让人走向自我德性的完美；他们以不言之身教，告诉人们什么是“止于至善”；他们以礼为教，使得一方风俗为之一变；他们知行合一，躬行实践，诠释着学术与师者的尊严。

       回望关学发展九百多年的历史，翻阅冯从吾以及之后的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刘古愚等人编纂续写的《关学编》，那些学术大师所授之学，关乎天地人心；所行之教，关乎生民之命。他们不是刻板的、冰冷的教化，而是充满了温度的人间大爱。关学宗师张载的一生，都在为恢复三代之礼而呼吁，他不仅是重构宋代礼仪之教的开创者，也是伟大的实践家。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自周公而下的礼，成为建构社会秩序的一种规范，成为百姓日用的一种习惯。嘉佑二年（1057年），张载中进士，在云岩县做县令（今宜川县一带）。敦本善俗，使全县老者有尊养，妇人孺子能有教，体察民情，真正以身实践他所倡导的“尊高年，慈孤弱”的社会理想。他在云岩为官，极力推行儒家的道德伦理，重视地方教育，云岩风俗大变，真正做到了上传下达，政令畅通。由于张载治世有声，熙宁二年（1069年），经时任御史中丞的吕公著推荐，刚刚即位不久的宋神宗召见了张载。宋神宗向张载咨政问其治世之道，张载以恢复三代而应答，宋神宗极为满意，准备大用张载。由于当时正处于“熙宁变法”之中，张载和王安石政见不一，况且张载之胞弟张戬与王安石多有不和，张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以身体原因，西归横渠。

       从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张载僻居横渠长达八年之久。在这八年当中，张载除了“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读书治学之外，便是将所学所悟之点滴，用于实践，用张载自己的话说：“吾学既得诸心，则修其辞命；辞命无差，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为了恢复丧失殆尽的丧葬之礼，他一改当时流俗节序，勉励乡民按照古礼行丧葬之仪。他教孩童洒扫应对，尊重长者。他教人事亲奉祭，要亲力亲为。《关学编》记载张载教化乡民之后，“相效复古者甚众，关中风俗，为之大变”。这种以礼为教，躬行实践之风，从张载开始成为关学的传统，被历代关学宗师继承发扬。

       不仅张载如此，他的胞弟张戬亦如此，以身传道教化一方。史书记载张戬，待人“未尝不及于义”又“未尝失色于一人”，他鸡鸣而起，勉勉矫强，任道力行，为一时师表。张载称赞胞弟：“有弟如此，道其无忧”。实际上，“躬行实践，以礼为教”就是关学精神的体现，也是关学文化的优秀传统。张载去世之后，蓝田吕氏兄弟中的吕大钧为了进一步改变乡俗，躬行张载“以礼为教”的学术旨趣，他编纂了《蓝田吕氏乡约》，这是中国第一部成文的乡约。《蓝田吕氏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十六字的内容，使身教与乡俗紧密结合，诚如《吕氏乡约》序文所言：“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愿与乡人共行斯道”。这种为提振乡俗，躬行礼仪之道，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身教之法，他们依靠着自身的影响力和对文化的见识，对中国社会的乡村治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从张载到吕氏兄弟的《蓝田吕氏乡约》，这一关学文化中的“以礼为教”的风气，成为后世关学人物的传统。比如，元代人称“紫阳先生”的杨奂，为官一生，不治家产，而喜周人之急，人有过失，他必谆谆善诱劝导，不计其怨怒；再比如，高陵杨恭懿，《关学编》中称其“笃信好学，操履不苟”，他事亲至孝，父亲去世，他遵朱文公《家礼》为父行丧葬之礼，元代关学大儒萧维斗称赞杨奂：“笃志于学，真知实践，主乎敬义，表里一致，以躬行心得之余私淑诸人，继前修而开后觉”；又比如兰州段坚先生，主政南阳，倡明濂洛关闽之学，重视教育修建书院，亲自讲授《教民俗言》《小学》《孝经》等书，推进乡俗改革，持大体重风教，不急功利，不以毁誉得失动其心，南阳百姓皆受先生感化，治行为天下第一。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影响世道人心，继而引导人们走向至善之境。作为载道的师者而言，知行合一，躬行义理，使得学术思想如春风润物般，滋养人心，是其一生孜孜以求的追求。师者传道，在身教之中，让学术充满了大爱，充满了尊严，更充满了温度。

       关学宗师张载的学问最早是“秘不示人”，他认为学者为学多流于口耳，而不笃于实行，与其说给别人听，不如涵养己心，切己体察。直至有一天与程颢对话时，才开始接受“道不辨不明”的道理。程灏告诉张载：“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习，自谓至足。必欲如孔门不愤不启，不诽不发，则师资势隔，而先王之道，或几乎熄矣。趋今之时，且当随其资而诱之，虽识有明暗，志有浅深，亦各有得，而尧舜之道，庶可驯至也”。程灏的意思是学问需要讲，讲出来才能不使先王之道熄灭而失去传承。虽然人的资质不同，志有深浅，但只要讲出来，人终归是能有所得，有所启发。学者魏冬先生在《新订关学编》一书中说：“由是观之，横渠讲学，启自明道。关中此后，吕泾野、冯少墟等，皆重讲学”〔8〕。

       中国古代的讲学之风由来已久，但私人讲学最盛当从两宋开始。“讲学”作为学术传播的重要途径，历来被儒家学者所重视。“讲学”既是思想的碰撞，又是道统的延续，是“为往圣继绝学”的重要方式。讲学授徒是言传，也是身教。古代学子跟随儒学大师，在书院研习经典，感受师者传道的人格魅力，从而让自己也自觉地走向了弘道之路。回望整个关学九百多年的发展史，讲学传道从张载开始，其薪火相传，未曾终绝。其中，如明代的吕泾野、冯从吾，清代的李二曲、王心敬、贺瑞麟、牛兆濂等，他们不仅在陕西讲学传道，而且涉足南方，所到之处，听者如云。他们用脚步丈量着学术的深度，用思想传续着圣贤之道的光芒。

       关学经过两宋、金元之后进入到明代，呈现出中兴之势，而高陵吕柟则是两宋、金元、明初关学发展的集大成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吕柟（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学者称“泾野先生”。他在明代关学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其学术影响大江南北，他七岁受《小学》之教，十二岁入县学，习《尚书》。明·弘治十年（1497），受时任陕西提学副使杨一清赏识，入西安正学书院读书，次年在长安开元寺偶遇渭南薛敬之，拜其为师，从此吕柟之学承续了河东薛瑄之学，走向了以朱子学为方向的为学之路。

       吕柟一生为官之余，便以讲学为主要活动。他一生当中前后有四次重要的讲学经历，第一次是因宦官刘瑾一案遭受牵连，被罢官回高陵，这一阶段吕柟在高陵东郭别墅和东林书屋，讲学传道；第二次是因为嘉靖帝大礼之争，吕柟受牵连入狱，随后被贬山西解州（今山西运城）为官，这是吕柟一生当中重要的为官经历，在解州他参与地方治理，史书记载他体恤民情，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他重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兴办解梁书院，讲学传道，《关学编》中说他“政举化行，俗用丕变”，他在解州完成了《解州志》《司马文正公集略》等书的撰写，有力地推动了解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理学思想的传播。嘉靖六年（1527），吕柟因解州治理有功，被调任南京吏部，开启了他人生最重要的第三次讲学经历。他在南京，与湛若水、邹守益同朝为官，湛若水和邹守益为“心学”的主导者，而吕柟是程朱学的主导者，他们三人共讲一席，风动江南，环向而听者前后几千余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记载吕柟讲学南京：“九载南都，与湛甘泉、邹东廓共主讲席，东南学者，尽出其门”。除此之外，吕柟还经常参与湛若水在南京新泉书院的会讲，一起辩论学术问题。吕柟的一生除了北京短暂为官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南京讲学。嘉靖十八年，六十一岁的吕柟致仕回家，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当中的第四次重要的讲学经历。吕柟在高陵兴建北泉精舍，开展讲学著述活动，完成了《高陵县志》等重要著述。嘉靖二十一年，六十四岁的吕柟因病去世，高陵百姓感念其德行，罢市三日，解州百姓及生前弟子门人，虽不能至高陵奔丧，皆在家中设灵位，祭奠吕柟。吕柟的一生坎坷而艰辛，为官不损气节，有功于民众，为学则诲人不倦，门下弟子关中一带有吕潜、张节、李挺等。

       吕柟一生的足迹，使得关学学风靡江南，因讲学传道的授业弟子，更是分布各地。其实，在关学史中还有一位关学宗师，他的讲学足迹也涉足江南，他就是清代关学宗师李二曲，他被是清初海内三大儒，他的一生艰辛而曲折，苦力奋发，无师自成，是关学中最有励志代表的人物之一。明·天启七年（1627）正月，二曲出生于陕西周至县，原名叫李颙，因盩厔之名源于：“山曲曰盩，水曲曰厔”，遂常署名“二曲野夫”，学者称“二曲先生”。二曲先生出生于一个贫寒之家，他的父亲是一位军人，叫李可从，人称李壮士。崇祯十四年（1641）随陕西督师汪乔年出征湖北征讨李自成，殒命于湖北襄阳。父亲牺牲时，二曲十六岁，从此他与母亲彭氏相依为命。二曲从学的经历非常艰辛，九岁才发蒙读《三字经》，随后又辍学，期间跟随舅父学习过几天《大学》《中庸》。父亲牺牲之后，他们母子二人生活更加窘迫，无法继续读书。深明大义的彭氏，为了让二曲读书，不惜为人纺织供给二曲读书。二曲边务农边读书，十七岁时因读《冯少墟先生集》而“恍然悟圣学渊源，乃一意究心经史，求其要领”，如此勤奋为学至二十四岁时，乡人以“夫子”相称。

       清代何臻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当年鲁迅先生便以这幅对联送给瞿秋白。对于李二曲而言，他的知己便是骆钟麟，清·顺治十六年（1659），骆钟麟在盩厔任知县，听闻李二曲有孝行，为学苦于心志，遂慕名拜访，两人一见如故，遂为终生知交，亦师亦友，并对二曲的生活予以关照。二曲因骆钟麟的欣赏，遂为远近百里学者所仰慕，王心敬《关学续编》中记载：“三十三岁（指李二曲），临安骆候莅邑，亲睹其言行丰采，大咤‘为振古人豪，不求当诸今人？’遂事以师礼，时时诣庐请教。而同时东西数百里间，耆儒名士，年长一倍者，亦往往纳贽门墙，彬彬河、汾之风焉。”〔9〕二曲一生讲学传道，最初多仰赖骆钟麟，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时任常州知府的骆钟麟邀请李二曲赴常州所辖各地讲学。次年春天，二曲至常州，展开了他一生当中为最为重要的讲学经历，此次讲学历时三个月，“注籍及门者，至四千人，一时故老，咸咤为百年未有之盛”。至此，二曲学问声名大振，康熙十二年（1673年），鄂善修复关中书院，二曲应邀主讲关中书院，这一年二曲四十七岁。关学因李二曲遂在清代有兴盛之势，清代李元度在《国朝先正事略》中评价二曲之学：“关学自横渠后，三原泾野、少墟、累坐累替，至先生而复盛。”清代陕西学政许孙荃在《四书反身录》中称赞二曲及其关学：“独以醇正称于天下”。鄂善更以“一代真儒”向朝廷力荐李二曲，但被二曲因疾而辞。

       二曲先生一生热衷于讲学传道，一如明代大儒冯从吾，究其原因则是道丧之时，必有鸿儒力挽狂澜担当起弘道之大任。弘道的根本在于挽救人心，他认为：“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系，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由此可见，倡明学术的根本在于扶正人心，而扶正人心的根本就在于讲学传道，二曲认为：“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

       一部《关学编》其实就是一部关学人物传道的史志，一部《关学编》更是一部关学先贤践履儒风的心路历程史。师者传道，道因师者而明，师者因载道而重，千古悠悠，文脉兴盛，道不远人，皆于师者薪火相承而绵绵不绝。

       人能弘道，非道以弘人。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担当起弘道的重任，不辞辛劳，门下三千弟子，有七十二圣贤。董仲舒、郑玄在汉代担当起弘道的重任，夜以继日而注经，使先秦诸子的学问得以流传。魏晋南北朝，虽玄学盛行，但不乏弘道之人，他们坚守古道，与俗世中彰显士者之风。隋唐两代，儒释道并行，韩愈挺身而出，载道而行，至两宋，理学兴盛，从濂溪、张载等五子至朱熹，师者传道，无非而为“天地立心”，无非教士大夫读书人为“生民立命”，无非教读书人以“继绝学”之心，扶人心匡世俗，止于至善。

       师者传道，以心传，以道传，以言传，以身传，道载千古。只要有师者在，道就永存，只要有师者在，文脉就能够赓续而传承。师道精神，其实就是关学精神的一部分，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关学人物尊师重道，传道致远。这种风气使得关学的道脉历代不绝，从张载到晚清民国，历代关学宗师，皆能用于载道，勇于造道，诚因如此，关学的生命力才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它重要的作用。

       时代需要关学精神，时代更需要师道精神。我们更需要在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民族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