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四林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逻辑

　　十八世纪后，西欧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兴起，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蓬勃兴起，当时正闭关锁国，封闭、保守的中国社会遭遇了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封建主义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的危机和社会的矛盾也在不断的加剧。尤其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下，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救国”成为了当时的历史任务，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求救亡图存出路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比如，1839年，林则徐在领导禁烟斗争后，开始收集各种外文报纸和书籍进行翻译，因为在与侵略者斗争中他意识到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他组织翻译了《四国志》，希望借此打开国人的思想认知。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接受“二十一条”并企图称帝，以及张勋复辟都对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些事让他们深刻感受到，封建专制虽然覆灭了，但是封建思想还有残留，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必须从思想文化入手。

　　陈独秀和李大钊均都表示要“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因此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李大钊不久后也和陈独秀一起负责《新青年》，在上面发布了大量的具有反封建色彩，抨击封建思想文化的文章。之后，康有为等人又掀起了复古逆流，李大钊从民主与科学、文学革命、中国古代礼仪习俗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驳斥。相比李大钊，陈独秀的反传统思想更加彻底，他揭露封建奴隶道德的现代弊端，对儒家文化进行全面批判。他说：“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要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他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认识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性，逐渐转变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给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认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1920年，因为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发表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陈独秀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反复比较之后，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他开始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法论分析我国文化发展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分析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才产生了孔子的学说。在上海的一次演说上他提出：“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换个说法：‘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原句体现的是封建文化中的唯心史观，而陈独秀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批判，表明陈独秀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新文化运动时期，因为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在看待传统文化时使用中西文化比较方法的影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看待传统文化时，也特别重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毛泽东曾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如果想要为当今的世界尽一份力，就不能脱离中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得不加以调查和研究。在思想文化上，毛泽东也是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再深入了解了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对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了新的认识。既然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必须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指导思想文化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对待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了对这一问题有更加科学和理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利用唯物史观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陈独秀曾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东西方之所以现在处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根源在于双方不同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是一切社会组织进化的基础。1924年，瞿秋白在《社会科学概论》里指出:“既有物质的经济基础，譬如是小农经济社会，便必然发生精神的社会现象。”这一内容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阐述了封建时期产生的意识形态是和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基础密不可分的。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文化斗争，尝试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超越和创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并不是所有流传至今的古代文化都是优秀的，一些文化会阻碍社会历史进程，或者本身优秀的文化因为当下国情和时代的改变，也会出现制约作用。“必须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别开来。”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那就是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批判继承，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取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继续发扬。而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毛泽东也指出：“不是什么文化都能从中国的土壤中长出来”，因此我们要选择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即使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能盲目地运用，必须要和中国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尽管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但由于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应用还不成熟，在具体的结论上，中国共产党人普遍认为传统文化的形成是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且大多数都是从负面角度去看待。

　　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组织了一大批反动知识分子，宣扬法西斯文化，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并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破坏了民族古老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内涵。这一荒谬观点遭到了鲁迅、艾思奇等人的强力反击。1927年11月，鲁迅以“华约瑟”为笔名发表了《述香港恭祝圣诞》，在文章中揭露了蒋介石尊孔的目的是以此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攻击马克思主义，成全帝国主义的野心，是以保存我国文明为借口让中国成为列强的永久殖民地。国内日趋复杂和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以及文化斗争的复杂性在客观上对新的指导思想提出了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利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的革命形势。王明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就在于，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和不断变化的，任何一个现象，都能在某种条件下转变为它的反对面。”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对我国实行封建奴化教育，为了响应蒋介石尊孔的政策，还在中国宣扬日本的“皇道”文化，大肆修建孔庙。占领东三省以后，强制要求东三省的中小学学习四书和《孝经》，以此来对我国民众进行持续的封建奴化教育。随着同日本文化斗争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用唯物辩证法来审视传统文化。艾思奇以一种辩证的方式看待整个传统文化：“对于封建毒素，仍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我们不能像五四之前一样，简单地把封建文化排除在外。只要他们能发挥出一定的美，或者有一丁点的作用，就应当加以接纳。”在《论批判》中，他还提出了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辨证思考，指出尽管诸子百家各派纷争，但都有其真理性的一面。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上对我国发动了全面攻势。在思想文化上，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继续强化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教育和法西斯文化的传播，还利用消极落后的封建思想奴役中国人民。在之前的斗争中，虽然中国共产党一直是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因为国内形势严峻以及共产国际的介入，一直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但是，抗日战争这一新的历史局面，迫使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最终使得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其实在建党初期，李大钊就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包含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特性结合起来的含义。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那时才刚建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认识。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历史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作了系统论述，其中就包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去。”毛泽东还把用唯物辩证法学习中国的历史作为当时全党学习的一项重要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不应该割断历史，而是应该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总结，去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并号召全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加以总结，继承这一宝贵的财富。”他反对生搬硬套，主张要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要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民族形式、历史和现实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追求建设先进文化的道路，寻求中国传统文化新的出路，始终在进行着新文化建设。在复杂多变的文化变迁中，中国共产党人拥有极强的适应性，努力开辟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对社会思潮进行了正确的引领，科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内忧外患。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下，国家建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兴国”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我国不仅面临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意识形态领域也亟需重建。

　　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矛盾的分析方法，我们不仅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从诸多矛盾关系中把握他们相互统一、相互渗透的关系，还要把握二者相互差异、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主要是批判与清理，改造与继承并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方面着手肃清封建思想残余。面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阻力，毛泽东指出:“要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新的社会体系，就必须消除原有的制度基础。而旧体制中的老观念，却始终存在于人民的脑海中，难以消除。”这句话表明，毛泽东已经深刻认识到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对肃清落后、腐败的封建观念的重要性。在《批判梁簌溟的反动思想》一书中，毛泽东就以儒家经典等古籍为例，对民间盛行的如“三从四德”、“信鬼拜神”、“三拜九叩”等带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封建残余进行了批判。

　　1952年底，面对百废待兴的恶劣环境，毛泽东坚持坚决不能照搬苏联模式，摒弃“拿来主义”，防止“经验主义”，坚持要独立自主地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提出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独立自主”精神在我国也由来已久，在《易经》中便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说法，意思是说天的运转正常，君子要向天学习，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不仅是说个人应该发奋图强，独立自主，同样适用于国家、民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也是对独立人格和自强自立精神的经典阐释。毛泽东也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这一理念，并将之作为一个方法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指出，新中国应该为科学与艺术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面对文化领域的矛盾，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1946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这两项方针的提出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奠定了基础，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矛盾分析方法的运用。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方针，但因为当时的社会条件，很难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科学、准确和客观的区分。随着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交锋日益激烈，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出现了一些偏离，陷入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之中。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林彪、陈伯达、江清等野心家试图窃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以“革命”为幌子，为党内“左”倾错误推波助澜，导致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在短时间内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仍然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1970年，林彪集团将毛泽东奉为天才，鼓吹“天才论”，毛泽东针对这一论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文中批评了这一观点，否定了英雄史观，强调不是英雄创造历史，我们要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1971年，毛泽东在审阅《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的稿件时，强调这一时期要特别注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毛泽东，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对党内错误思潮进行了不同程度和方式的抵制和抗争。为了限制文革带来的破坏，周恩来等人发布多条中央文件，要求要同时搞好革命和生产，先后在9月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等文章，始终不放松对生产力的要求。1976年清明节，群众自行组织了以怀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目的的抗议活动。同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四人帮”变本加厉，不仅在民众中加强法西斯统治，还加快了谋权篡位的步伐。在紧要关头，以华国锋、叶剑英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采取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就此结束。之后进入了短暂的拨乱反正时期，为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造了前提和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新步入正轨。

　　1976年，华国锋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这一方针的提出给我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又设置了枷锁，加重了党内的思想僵化。陈云，聂荣臻等相继发布文章倡导实事求是，以此来反驳这一错误观点，邓小平则表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尽管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不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过要坚持“实事求是”，但是率先指出“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路线的是陈云。1977年，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在文中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脱离实事求是就会变成唯心主义者。”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该文章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国内形成了一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论点的提出突破了“两个凡是”带来的思想禁锢，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彻底纠正了过去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富国”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巩固拓展上一阶段的思想文化成果，提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事求是”出自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指求索真知，主要是指明辨古代典籍中的真假、对错。儒家经典中也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的说法，意思是说要想要获得知识就要研究事情的实际情况。朱熹也曾提出“即物穷理”命题，意思是说万事万物都是“理”的表现，要根据具体的事物探究其中的“理”，这一命题类似于“实事求是”。明清时期，又有“经世致用”的说法。古人或强调求真务实，或强调经世致用，都表明“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具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实事求是”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正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邓小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格物致知的传统，还把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把“实事求是”与改革开放的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关键时期恢复并坚持了实事求是，并要求全党以“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实际，就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那就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我们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由此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乃至共产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邓小平理论中，“小康社会”也是一大精髓。“小康”一词出自《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它是古代中国老百姓的对理想生活的通俗表达。邓小平将传统文化中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相结合，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1985年9月，邓小平指出，要搞社会主义、搞建设，不仅要搞物质条件，还要搞精神文明。要在全党乃至全社会提倡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先人后己等崇高精神。儒家思想中强调统治者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平天下”要求“修身”，而“修身”要求“诚意”和“正心”，据此邓小平在精神文明建设时期提出我们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能够使党员树立正确的奋斗目标，拥有良好的行为规范。这一内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意识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这一哲学原理。

　　在这一时期，除了邓小平，也有许多对国家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云同志一直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改革开放以前，他一直负责党的经济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他开始关注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同志从去到国外考察回国以后，到处宣传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如何快速，技术如何先进，鼓吹不仅要学习对方的技术，还要学习制度。对此，1983年，陈云指出：“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要充分注意这一过程中带来的消极因素”，“中国现在虽然很穷,但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这一发言表明了陈云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坚定了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陈云特别重视对古籍和评弹的继承和发展，均发布了相应的整理办法。习仲勋同志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习仲勋青年时期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内容，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等理论对他的改革开放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深入分析了国内的发展局势，因地制宜，提出要以广东为突破口创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时期对我国的整个发展史都是极其重要的，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力挽狂澜，坚持实事求是，快速将国家发展引入了正轨。

　　江泽民于202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个就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和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为历史逻辑的。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江泽民仍然坚持毛泽东提出来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方针。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立足于新的要求，积极进行文化创新。”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立足于新的时代要求不断创新和开拓先进文化，创造出更多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

　　2003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今天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努力，都是为未来发展打下基础。通过对科学发展观的分析，不难看出其中也具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科学发展观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现代表达。传统文化中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礼记·中庸》），“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这两句话就是典型的忧患意识，意思是说如果不为将来考虑，就会在不远的将来产生问题。可持续发展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世界观，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必须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不能破坏自然发展的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进时代，这一阶段，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国内各方面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国”成为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2021年11月，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列举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的十二方面历史性成就，其中在文化建设上，会议指出我国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国理政思想内核融入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不仅创新出一系列适合我国当前发展的治国理政理念，更对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中寻求有益启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治国安邦之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核，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非常宝贵的思想，《尚书·五子之歌》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还有“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等都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体现。习近平基于这一民本思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多次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第二，“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管子曾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推崇礼、义、廉、耻，国家将面临灭亡。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兴拱之。”(《论语·为政》)认为统治者必须要实行德治，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但是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在封建时期提出来的，有其历史局限性和弊端。习近平汲取了其中的思想精髓，并将之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道路相结合,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对我国自古以来治国理政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必然要求。德治思想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体现出的另一方面是党风建设。儒家经典中的《大学》中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致其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两句话强调了德治过程中“修身”的重要性，修身是治理国家的基础，也就是说当政者要注重自身的道德、能力的培养。习近平曾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指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申鉴·政体》)，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他还曾引用“诚于中者，形于外”(《大学》)要求全党要时刻保持“慎独”的作风，引用“安天下，必先正其身”(《贞观政要·君道》)告诫党员干部要保持一身正气。党员自身的作风和道德建设，就是全党的作风建设。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远不止这些，还有“选贤举能”的人才选用思想，“从严练兵”的治军思想等等。

　　面对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继承了“尚和合、求大同”的治国思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尚和合”变为“世界和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都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和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面向世界交上的一份关于人类和世界未来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不同于西方的竞争、超越、遏制，是互惠互利、和平合作、共建共享的：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一方案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观；对于全球治理，这一方案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对于世界文化，这一方案倡导平等互鉴、求同存异的新型文明观。在这一开放包容的理念下，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各国友好对话，尊重差异，坚持多边主义，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摒弃了西方社会中唯我、排他的视角，走出了一条有“中国智慧”的大国外交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发展方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旨在以中国智慧解决世界问题。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篇提出了“大同”社会的崇高理想，其中所描述的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与共产主义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同”社会畅想的社会发展理想状态是一个天下共有，选贤举能，个人素质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充满友爱的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畅想的未来世界，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世界各国人民交往日益亲密，阶级和社会分工被彻底消灭的开放包容和谐的人类社会形态。习近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为蓝本，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局势和世界发展进程，基于全球视野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尚和合”的和平和谐精神，“天人合一”的万物共生精神，“协和万邦”的互利共赢精神，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愿景。正如习近平所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世界各国本就置身于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不利于国家自身和全球的发展，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更应该携手共进，实现国家间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