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近”与“取舍” | 庞惊涛读杨庆珍散文集《人间草木有深情》

                                                                 （本文作者 | 庞惊涛）

   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是这几年文学界比较关切的两个概念，更是作家们积极介入并深入的写作领域。作家杨庆珍以自己数十年生长于西岭雪山下的大邑，与人间草木相亲、与四季山珍相近的日常为内容创作的两部生态散文集《人间草木有深情》《山中四季皆滋味》（成都时代出版社，2024年11月），以强烈的生态文学个体创造价值，为书写成都生态文明这篇大文章提供一个具有示范性的文学样板。尤其是《人间草木有深情》这部散文集，更可以看成是成都生态文学时代表达的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杨庆珍首先以具有识别性的女性作家细腻、深情的写作，标明了自己承袭中国文学史以来的生态文学传统的立场。从19世纪初的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到19世纪中叶的约翰·巴勒斯，再到20世纪初的奥尔多·利奥波德，他们几乎完整地开启并垄断了整个19世纪自然文学的话语权。他们的大地伦理和大自然叙事，虽然影响深远，但是我认为并不能成为中国生态文学依样葫芦的范例。事实上，在生态文学这个概念没有出现之前，我们的先秦文学里就有了类似生态文学的写作。《诗经》中那么多的草木篇章，《楚辞》里比拟美人的香草，乃至于司马相如在《子虚赋》和《上林赋》中的铺陈，都是生态文学最早、最根本的代表作，对后来的生态文学影响深远。魏晋以来，陶潜的诗作，虽然被认定为隐逸诗，但谁也不能否认，他诗中有着强烈的生态美学启示。这为唐代山水田园诗的滥觞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石。

   杨庆珍生活的大邑县，是成都乃至中国比较少见的一道全面、立体、丰富的生态屏障。这里不仅涵盖了平原、丘陵、高山、雪山等地貌，其超过5000米的落差，使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为日常可见的景观，同时，又由于生态本底的优越性，大邑的莽莽群山中更是珍藏着无数千岁以上的珍稀树木，当地的很多村民更保留着淳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基于对这样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文化的切肤体认，更基于对这样一条生态文学脉象的自我依从，杨庆珍的生态文学写作，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感：不必在地理上舍近求远、在时空关系上舍远求近，到西方的自然文学里去寻找灵感和启发，甚至就是照搬西方自然文学的模式、强调和姿态，而是努力在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里去汲取养分。她只是部分借鉴了自然文学写手们对自然的态度，但根本的还是在实践和遵循着一种可贵的传统：承续中国文学史以来的生态文学传统，而开出具有中国特色、成都气象的新花。

   这样的远近视角和取舍态度，让杨庆珍的“草木深情”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时代认同。《陪陆先生喝一盏雾山茶》中的雾山茶，虽然有着强烈的地域标志，但写的仍是中国生态文学传统里一以贯之的精神；凤凰鲸柏、九子银杏、接王寺的红豆杉，既是一般旅者所见的成都奇珍，却又不是一般旅者认知里的珍稀树木，因为事关每个人在这世间的修行，所以其所见所感一定因人而异。作家就是要从这样的草木存在里，领悟到这种异象，并写出这种异象，如此，古树存活于今的意义便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此外，她在处理和安顿自己和故园风物、花下流光乃至葳蕤野草之间的关系时，更保持了女性诗人们千古以来的热烈、分享和开放精神。因此可以说，杨庆珍的《人间草木有深情》，是继承中国文学史以来最为宝贵的生态文学传统的一部非常典型的代表作。

   具体到她提及的这些草木，我认为它们就是灵秀成都、人文成都、市井成都和古典成都的最好代言，它们都在反复强调人和自然不能割舍的情缘，它们都不是西方自然文学隔绝、封闭式的，而是开放、接纳、抱持、参与甚至是拥抱式的，人和生态的关系，除了隐逸、孤独、享受，还有分享、共建、交流以及维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封闭的，一个是开放的；一个是私享的，一个是共享的；一个是冷寂的，一个是热烈的。如此，杨庆珍这部具有开放、共享和热烈的成都生态文学样本，便有了从个体经验向群体价值演进的意义。

   对杨庆珍而言，开放、共享和热烈，是沉淀的成都岁月、大邑时光予她的丰厚回报，于那些对川西草木审视得还不够那么细腻的读者而言，尤其是对成都生态文学的开放、共享和热烈，尚未有切肤感受的读者而言，遇见这样的草木，一定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对于一个70后的写作者，我们如何高擎生态文学的大旗，处理好和自然文学之间的远近关系，并作出时代写作的取舍，杨庆珍用这部《人间草木有深情》，作出了具有启发性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