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龙 | 浅谈小说人物个性的刻画——以章勇《最后两个僰人》为例

四川文化网 2025-2-15 19:57 515人围观文学作品

世人身上都有善恶，善恶的程度也不是固定不变。如果把人定为“好人”“坏人”，“好”“坏”也只有相对而不可能固定。人性可以分为善恶，但善与恶随时都在转变。人性散发“恶”的时候，除了引导之外，最重要的措施就 ...

　　中国有句俗话叫“相由心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几乎都秉承这样的“根本”：正面人物大多都有“气宇轩昂”“慈眉善目”的不凡外表，而反面人物则不少是“鄙陋猥琐”“獐头鼠目”的惯有形象。很多作者笔下的人物，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好人”的“好”无比坚定，“坏人”的“坏”无可救药。如此“一锤定音”塑造出来的人物，可谓“泾渭分明”，但实在让读者难以置信。毕竟，人性复杂善变，一个人有善良的一面，也有丑恶的一面，善恶在不同环境、不同时期的影响下，也在不断发生转变。并且，一个人的外表，绝对不可能全面代表他或她的内心。可喜的是，随着新时期以来小说作家们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小说人物刻画的“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现象得到扭转，作家章勇著作的《最后两个僰人》，即为其中一例。

　　只有合情合理才真实

　　这部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描写的是僰人后裔中两位孪生兄弟，在抗战结束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分别站在两个不同阵营，从相互为敌到携手互助的故事。错综复杂的谍战、精彩绝伦的打斗、钩心斗角的算计，把相互对立的两派人物刻画得生动鲜明。难能可贵的是，章勇笔下的人物形象，一反传统写作中“非黑即白”的惯常叙述，人物性格转变毫不突兀，人性的复杂通过生动的故事呈现出来，生动的故事又彰显了生活的真实。

　　作品开篇即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短兵相接。作者一改抗日神剧离奇古怪的俗套。国军排长何剑锋遭遇的日本鬼子不仅凶残、狡猾，而且身手不凡，极难对付。真实的反映了敌我交战双方的实力和取胜的艰难。当何剑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后，意外得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投降。但是，新的对手又诞生了，昔日生死相交的战友，转瞬又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作者通过塑造军统特务科长何剑锋和地下党负责人肖振虎的形象，把僰人骁勇善战、忠勇智慧描绘得淋漓尽致。肖振虎一以既之的忠贞爱国自不必说，何剑锋的思想转变，却经历了曲折迂回的过程。

　　家在农村却酷爱军旅生涯，“自然铁了心肠要在军队扎根一辈子”（摘自《最后两个僰人》，下同）的何剑锋，武艺超群，善良正直。他嫉恶如仇，英勇抗击日寇，“由于英勇杀敌、战功卓著”，获得了“虎胆英雄”称号，被提拔为少校营长，还荣获“国民革命军的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这时的他，加入军统，成为行动科中校科长，“不由得感觉到了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分量，由此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自豪感”，对上级下达秘密抓捕学生运动领导人的命令自然积极遵从；他“还没有觉悟到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与人民为敌，逆历史而行”；行动失败后，“他还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不但如此，“何剑锋被关了三天禁闭，憋了一肚子窝囊气，但他并没有把这看作是潭城军统头子唐秃头对他的不信任，反而怪罪于肖振虎让他蒙受了奇耻大辱”“他发誓一定要把肖振虎等地下党人缉拿归案”。

　　这样的叙述，合情合理，符合人物当时的心态，不像一般小说中描写正反两派人物那样，反面人物身上只有邪恶，反面人物从来只有“非”而没有“是”。何剑锋此时一心一意效忠主子，是他骨子里的侠义所致。这样的侠义，是忠勇之士的耿介，是血性汉子的刚烈，只与人性相关。有些文学作品涉及这类情节，往往就把人物描写得“心灵肮脏”“生性恶劣”。章勇以一位作家的正常心态，用上帝视角，顺其自然地把人性真实的一面写出来，故事也就真实起来，人物形象反到让人印象深刻。

　　楠竹坡激战中，何剑锋勇猛睿智，大获全胜；肖振虎不但损伤惨重，而且丢失了“运往湘西游击队的武器弹药”。这样的“敌强我弱”描写，在传统文学作品中也不常见。但正是这样的“不常见”，却符合生活的真实。

　　合乎逻辑的故事延展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虚构的艺术使真实的生活更加扑簌迷离。何剑锋装扮成走村串户的货郎，挑着货担去游击队驻扎的偏远山村窃取情报，甚至把共产党的机要员杨晓丽劫走，这不但使故事更加跌宕起伏，而且让敌人的智慧真实呈现。要知道，不是所有的敌人都愚昧无知、不堪一击，敌人的“强大”，不只是真实存在，而且战胜强大敌人的过程，将会更加激烈；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成果，更能让人铭记在心。

　　强大的敌人不仅狡猾，同时也很顽强。他们一样具有不可小觑的坚韧。何剑锋被杨晓丽“将计就计”设陷为暗藏的共产党卧底“北斗星”，遭受军统特务百般毒打，依然毫不妥协。这与那些描写“敌人都是软骨头”的文学作品相比，确实有了很大进步。

　　正常的思维，才能产生严密的逻辑。作为下级军官的何剑锋，在恢宏的历史面前，“他所处的位置和经验，还不足以辨别谁是真正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就是生活的真实。很多与历史相关的文学作品，几乎都将后来者的视角强加在主人公身上，把主人公塑造成“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角色。章勇笔下的何剑锋，“从思想框架上来说，他认为国民党是国家的主宰，是推翻清王朝后孙中山缔造的正统，他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较多地认同与接受蒋介石‘忠孝仁义’的行为和方式。在感情建构上，他又获得了国民党的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并且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勉励，军统创始人戴笠又是他的伯乐，他们都有恩于他。”有这样的描叙铺垫，何剑锋的“感恩戴德”就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阿谀谄媚”。章勇笔锋一转，写道：“但现实是最好的教科书，你国民党辱骂共产党是土匪，为什么那么多人跟共产党走，脱离国民党？”接着，作者列举国民党高级军官阵前起义、国民党元老反戈一击的事例，让何剑锋内心的矛盾起伏有源可寻。“特别是养父母和妹妹的惨死，一直像一把尖刀扎在他的心上，从而动摇了他忠诚与信任当局的根基。”这样的思想转变，不是无根之木，恰当地体现了一个有思想、有智慧的人的痛苦迷茫。

　　迷惘懵懂之中的何剑锋“之所以还没有向肖振虎明确表态今后不再为国民党卖命，那是他还心存一点侥幸，希望蒋委员长能严肃法纪、整肃贪腐、扭转败局，主动与共产党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客观描写人物心理，公允地再现历史，文学作品承载的故事才能被读者认可。军统特务也是人，是人就有善念和恶念，天使与魔鬼自有诞生的根源。章勇用生动的故事把笔下人物的思想转折展示出来，何剑锋这样凌厉的人物不但血肉丰满，而且内心的波动也让读者深刻觉悟，后来何剑锋下定决心投身共产党，与肖振虎再次珠联璧合，最终兄弟相认，“最后两个僰人”的传奇也就诞生。

　　“善”“恶”才能决定“好”“坏”

　　世人身上都有善恶，善恶的程度也不是固定不变。如果把人定为“好人”“坏人”，“好”“坏”也只有相对而不可能固定。人性可以分为善恶，但善与恶随时都在转变。人性散发“恶”的时候，除了引导之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消灭。阻止“恶”蔓延，即是发扬“善”的开始。

　　章勇刻画人物的功夫老道。他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不但都有显著的特征，比如何剑锋的敏如脱兔、肖振虎的彪悍如牛；何秃头的秃头、陶秘书的风韵、罂粟花的美丽。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独特的个性。何秃头的阴奉阳违、陶秘书的风骚多变、罂粟花的忽冷忽热，都在不同环境、不同人面前，发生不同变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章勇没有按照“相由心生”来描绘人物。唐秃头是凶狠的魔头，他的外貌却不是恶魔般的凶狠，而是“小眼睛，微胖，从面相上来看，你怎么也不会把他和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联系在一起，还以为他是一个面慈心善的大好人”；在写陶秘书时，说她“是一个长相并不惹眼的女子，但仔细打量，她却相当耐看，不仅容貌端庄，皮肤光滑，而且个子高挑，风韵犹存，脸上淡淡的忧郁颇有书香女子内敛的气质”；轮到罂粟花冷艳梅出场，章勇写她“肤如凝脂，跟妖孽一样貌美如花”；死心蹋地追随唐秃头的军统特务史中怀，“他不仅有一副受看的面孔，与那些猥琐的军统特务截然不同，而且对唐秃头言听计从，十分忠勇，在技侦方面更是军统首屈一指的行家。”包括后来发现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黑桃K”纪副主任等反面人物，一律都没有凶神恶煞的外貌，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有的甚至还“面带和善”。这样的“普通”，是文学作品的生活创作，是生活真实的艺术还原，而不是为了创作而生硬的捏造。

　　如果文学作品千篇一律地模式化，人物通过脸谱就可以看出“善”与“恶”，“好人”和“坏人”也一直固定不变，那文学作品就失去了辨识度。

　　《最后两个僰人》的奇特构思，还在于把寻觅僰人后裔穿插在纷乱战场的故事之中。僰人的“善”或者“恶”、生存还是毁灭，居然在两个政党、两种派别之中演变。作者刻画了那么多人物、描写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最后落足点在一对生死相搏却又骨肉相连的孪生兄弟身上，足见作者的用心之深。历史大潮中的浪花淘尽，英雄才会最后现身。

　　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要与现实生活无缝契合，必须赋予人物思想，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善和恶在他们体内如何流淌。这样的人物塑造，就比通过某些面部特征来“界定”人物丰沛得多。毕竟现实生活中，面相“善”的人，可能本性一点不“善”；面相“恶”的人，本性却不一定“恶”。“善恶”在不停转换，人物也不能刻画成“一成不变”。在AI不断创新的时代，读者再用外貌来辨别“好人”“坏人”、作者再用外貌来刻画“好人”“坏人”，的确有些不合时宜。章勇正好与其相反，这就折射出了他强劲的笔力与不落俗套的审美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