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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书架，发现在众多十分伟岸、十分体面的丛书中，竟然藏着一本瘦小的《老舍演讲集》。翻开扉页，写着2001年8月购于西南书城。再翻内容，一点勾画的笔迹都没有，证明我还没读过呢。24年都过去了，怎么没有读呢？ 终于，有一丝记忆从脑海底部浮上来：当年，在某一天，从收音机里偶然听到了老舍的一篇演讲，极其幽默风趣，我好喜欢，就去西南书城看能否有相关书籍。嘿，居然被我找到了这本《老舍演讲集》，赶紧买下。可能因为当年工作家务特别忙，没及时读，后来就彻底忘记了。还好，多次处理旧书，它竟然幸存下来。 老舍，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荣获国家荣誉“人民艺术家”称号。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曾经家喻户晓。然而，1966年8月24日深夜，他将自己放逐于北京太平湖，以求告别屈辱，从此太平。 《老舍演讲集》共27篇演讲稿，不到14万字，是浩劫之后的1999年出版的。距他离世将近六十年的今天，我才读这本书，有强烈的恍若隔世之感。 事实上，从书中我读到，就在他的生前，他的第一篇演讲与最后一篇演讲的内容和风格，已经恍若隔世了。第一篇《唐代的爱情小说》是1932年在华北联合语学院与美国加州学院中国分院联合举办的讲座上的演讲。最后一篇《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是1966年初在北京接受日本记者采访。 《唐代的爱情小说》是纯文学学术演讲。 在我简略的中华文学史知识中，印记深刻的是唐诗、宋词及明清小说，而唐代小说并没留下多少痕迹。此篇老舍要专讲唐代爱情小说，所以，仅题目就吸引了我。 老舍告诉我们，小说一词，起源于周朝哲学家庄子。但庄子的“小说”是“普通语言”的意思，不同于现在概念的小说。我国最早解释“小说”的是《汉书》作者班固。班固认为最早开始写小说的，是古代小官吏。他们把街谈巷议之事搜集起来，是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是民情。其目的是研究历史，并不看重小说的文学价值。 老舍把中国小说发展分为汉代以前、汉代至唐代及唐代以后三个时期。 汉以前小说是史学家和哲学家在著作中举的实例，往往是寓言或讽喻的方式。汉代多是志怪小说。直到唐代，日常生活才成为小说的通用题材。唐代小说内容涉及面很广，但爱情故事居于首位。老舍先列举了《北里志》《教坊记》两本书，都是颂扬歌伎的。可惜我从来没听说过，但我立即联想到了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也是写的歌伎。果然，接下来老舍又重点介绍了白居易弟弟白行简的小说《李娃传》。这篇小说大胆抨击了宗法制度，书中父亲的蛮不讲理和姑娘对爱情的忠贞形成了强烈对比。 补充说明一下，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绝对不容许婚姻自由，也就是说，爱情和婚姻毫无关系。为儿女包办婚姻是父母的职责，子女必须绝对服从。这不仅是对父母的服从，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服从。否则，你在社会上就没有立锥之地。 老舍说，因为唐代的歌伎都是受过教育，知书识字的女子，而文人学士的妻妾则多数是目不识丁的“黄脸婆”，所以，当时文人学士的狂放多少是情有可原的。《李娃传》这类来自生活的爱情小说虽然感情真挚动人，但当时被斥责为“危险读物”。 因而，就催生了反映正统观念的小说，元稹的《会真记》最为典型。据说这篇小说是元稹自己的忏悔录。 小说中张生爱上了莺莺，但最后为了服从宗法制度而背叛爱情。他这种背叛，却得到当时社会的大加赞扬，甚至连受害者莺莺本人也认可。她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多么可悲啊！被抛弃了还要说男人做得对，自己不敢怨恨。她还卑贱地说：“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就是说虽然你玩弄了我，但最终娶了我，这是你的恩惠呀！ 莺莺的话，将宗法社会女人地位之低，命运之惨，真切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五百年后，王实甫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了戏剧《西厢记》，他抱着美好的愿望，让张生和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我却认为，《西厢记》其实削弱了原著的批判性，增加了娱乐性。如《拷红》一折，就有明显的娱乐性。 总之，唐代爱情小说的作者都是有名的诗人学者，他们用优美的文字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美丽动人的生活图画。而且，几乎所有的唐代爱情小说在元代、明代都成为了剧作家们构思戏剧的素材。 我认为，这应该看作是唐代爱情小说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欣赏了《唐代的爱情小说》这篇纯文学学术演讲，再来对比最后一篇《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就能理解我为什么会说“恍若隔世”。 《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并不是演讲稿，只是老舍生前最后一次讲话的录音，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声音。 这篇文章是日本广播电台（NHK）记者1966年1月来华访问采访老舍时录制的。七个月后，老舍就含恨离开了他在访谈中颂扬的这个世界。 他这样赞颂北京解放后的变化：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他们往往是一个人挣钱一家子花。今天，大家都有工作了，家庭生活，就不是一个老的、封建的、家长制的家庭了。……大家都有工作，生活上富裕了，家庭也就更和睦了，不会因为一个钱的关系吵起来。以前我写的小说，为了一点小事情，家庭就不和了，打架了，拌嘴了。现在个人有个人的工作，都有工作，小的纠纷就很少了。 各位读者，你们认为真的是这样吗？ 他还举了个例子说，我写的骆驼祥子，终身被剥削，一辈子做人们看不起的牛马。现在哪，一位老三轮工人对我讲，他很早就拉车，是拉两轮的，后来他就蹬三轮。到他儿子这一代，现在就开四个轮的，开汽车了。 我相信老舍说的这个例子是真的，但只是个例，他找出来就是为了表明他的立场，他在尽力使自己融入时代。 最让人吃惊地是他对传统风俗的批判。他说，以前过年都要烧香求神拜神，是搞迷信。结婚做生日添孩子都要大吃大喝是铺张浪费，现在提倡节约，勤俭持家，才是新风气。他还批评以前腊八节，把粥抹在树身上，希望明年多结果也是迷信。 在我们今天看来，传统节日和习俗正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灵魂所在。它们承载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是我们与祖先、与自然、与社会的纽带。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些传统节日和习俗，就等于放弃了我们的文化身份和精神家园。 这些道理，老舍当然懂得，但是，他却给传统习俗扣上迷信的帽子，可见他时时事事都在要求自己能跟上那个时代的步伐。 日本记者又问老舍：先生要是写新的小说，主题、重点是什么？还幽默吗？ 老舍小心翼翼地回答：总觉得自己认识不够（应指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也就不敢动笔写长篇小说。又解释说他过去写的东西幽默，是一种苦笑。以后写幽默就要从心里发出的笑声，而不是啼笑皆非的笑声。 现在读这篇文章，总感觉老舍内心有一种恐惧。由于恐惧，他不能不放大光明的一面，如三轮工人的个别例子；也由于恐惧，他只能违心地去批判他很热爱的传统文化，批判他很热爱的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民俗。 以上我们已经读到老舍前后两篇文章的巨大反差，但老舍并不是一下子就突变的。从《老舍演讲集》全书，可清晰地追寻到他变化的轨迹。他民国时期的作品，《诗与散文》《文艺中的典型人物》《灵的文学与佛教》《略谈人物描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纯学术论文，只是在民国后期的作品有了些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渗入。 而到了共和国时期，他在论述文学的同时，就开始加入政治元素。比如在《<红楼梦>并不是梦》的结尾，就加上了“我们的专家应该马上放弃那些猜谜语的把戏，下决心去严肃地以马列主义治学的精神学习<红楼梦>和其它的古典文学作品。”在《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中，时代的痕迹更加明显，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人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应该是从斗争中寻求真理的百折不挠的战士，以文艺作品鼓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写出划清敌我界线，明辨是非的作品。” 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们看到，老舍在主动地融入时代，对文学作品如何顺应时代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再后来，他在《文学语言问题》中，就直接吹捧某某写的文章，都是说国家大事，写得那样幽默、通俗，是最好的文章，有高度艺术性和思想性。 …… 不再举例了。总之，在那个时代，老舍不能不一点点地变形，最终变成了只唱颂歌的人，变成了也许连他自己都不认识的另一个人。同一个老舍的前后演讲，自然就“恍若隔世”了。 可悲地是，虽然老舍就这样严格地改造自己，还是没有逃脱噩运。用当年的游行语来说，他最终成为垃圾，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今天，黑夜时代已经过去，所以我读《老舍演讲集》，也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刘小革简介： 刘小革，名字与“文革”无关 四川省作协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退休前任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著有散文集《迟到》《有一种痛》。 主编四川省散文学会理论部评论文集《读你》、赵先前散文集《雪崩》并参与《路魂》《川黔散文选》等多部散文集编辑。 目前任《格调》杂志美文专栏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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