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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中华文学》杂志总编辑曾训骐（笔名曾令琪）先生“耗数年之时收集资料，积一年之力潜心写作”，终于将一部20多万字的心血之作和学术评传——《末代状元骆成骧评传》，交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2014年7月第一次出版印刷），全国公开发行。据悉，该书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国内第一部骆成骧传记，继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和好评。 近日得闲，认真拜读该书，对训骐先生家乡资中县诞生的清代四川唯一状元骆成骧的生平事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骆成骧在文化、教育领域的重大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激励着、鞭策着我想写一篇小文章，既是真切缅怀，也因顶礼膜拜。
骆成骧（蓬州闲士摄于天府家风馆，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古人云：十年寒窗读书苦，一朝成名天下知。 历史充分证明：考中一个全国状元，何其艰难。 曾记否？早在公元1511年，四川新都人杨慎（字用修，号升庵，1488—1559），赴京殿试，状元及第，授官翰林院修撰，后来成为明代著名文学家、学者、官员，被誉为“明代三才子”之首。 时隔384年后的1895年，四川资中人骆成骧（字公骕，1865—1926），又才有幸成为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个中艰难，可想而知。 高中状元全川唯一 想当年，从成都尊经书院赴京应试的骆成骧考试如愿成为新贡士，在三天后的殿试中，他又就光绪皇帝出的四道有关军事、民生、节俭和水利农业等考题，一气呵成，很快成文。这篇应试文章尽管只有1704字，却都直指时弊，建言变法图强。其文以经典警句开端引得光绪皇帝龙颜扬眉，大加赞赏，钦点了骆成骧为状元，让其独占鳌头而大魁天下，成为继1511年四川诞生明代状元杨慎的384年后，才诞生的另一位四川状元——资中籍学子骆成骧。不难想象，这是何等难上加难的大好事！ 资料表明：清朝共267年，偌大的四川，仅在1895年出了唯一的状元骆成骧。状元的荣誉是巨大的，科举的魅力是无穷的。高中状元，骆成骧一举成名天下知，破了清代四川无状元的“天荒”，登上了封建社会读书人能抵达的巅峰，让川人终于扬眉吐气。 据史料记载：当时，骆成骧深知朝廷上帝党和后党的矛盾，但作为臣子，骆既不回避，也不便挑明这些矛盾。因此，在殿试策中，他没有空发议论，而是巧妙将清代所强调的“祖宗之法”与当时大清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相结合，将变法之主张融入字里行间，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所以，他以“臣闻殷忧所以启圣，故盛世不妨有水旱之灾；直言所以竭忠，故诤臣不必避斧钺之罪”开篇，再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切肤之感，希望在内忧外患的特定时代，光绪皇帝应亲掌大权，变法图强。 光绪帝最为欣赏的，应该是骆成骧殿试文章开头部分的那几句经典锦言，特别是“主忧臣辱，主辱臣死”那八个字。 因为，光绪帝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骆成骧的这种拳拳之心，激发了光绪皇帝不为傀儡、变法图强的雄心。所以，在最后敲定三鼎甲（即第一甲一、二、三名）时，光绪皇帝将初定为第三名的骆成骧调整钦定为第一名，骆成骧因此成为大清开国后267年以来四川唯一的状元，也是四川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
骆成骧状元殿试卷（蓬州闲士摄于天府家风馆，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事实上，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以文章（含诗歌）之优劣取士乃是一大正途。我国的科举制度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两宋，兴盛于明清，在中国实行了1300余年。尤其是两宋以后，中国的读书人要想出人头地，必须闯过“六关”，即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闯过县试和府试，可称“童生”（明代后）；过院试，可称“秀才”；过乡试，称“举人”，可择优放官；过了会试，便可称“贡士”；而过了最后一关殿试，即可成为“进士”。由此可见，一旦成了“贡士”，就离成功就只剩一步之遥了。 关于骆状元，川内民间流传过诸多传说。比如，清朝官员忌讳汉人入皇室，几代皇帝都不肯点川人中状元；甚至还有人扬言：川人要中状元，除非是“铁树开花马长角”。而后来，骆成骧中状元，恰恰应了“马长角（各）”的说法。结果，乙未科殿试前，慈禧太后梦见“三马奔槽”，意为“骆成骧”和其字“公骕”名字中的三个马旁，“槽”也就是“朝”。此乃贤臣奔赴朝廷效劳之意。于是乎，骆成骧就这样中了状元。 骆成骧既然能在数千举人中拔得头筹，成为大清近300年历史中唯一的川籍状元，为全川父老争了光，其实，靠的是他在考场撰写的文章，而不是什么“马长角”。可见，封建科举制度下的全封闭下的入闱考试，现场作文的难度有多大？要脱颖而出有多难？更何况，是几千名举人竞考；同时，一道参考的那一科，还有大名鼎鼎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共同参加会试，也有后来中国近代教育重要奠基人和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先驱、世界级艺术大师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1867—1920）。当时，骆成骧在会试中的名次是190名，并不理想，其名次最多处于“中等”，但毕竟成了“贡士”；梁启超会试落第；康有为会试获第5名，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3天后，殿试如期举行。 光绪乙未科的会试和殿试，正值1894、1895年期间，中国因朝鲜问题爆发甲午战争，被日本打得大败；随后又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土地，赔偿巨款，整个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中举行的会试和殿试。对此，殿试自然会考察贡士们对时事的见解。 纵观骆成骧的一生，从少年立志寒窗苦读，到青年大魁天下，名扬四海；从创蜀学堂，办大学堂，到三贤开馆，重龙授徒；从留学东瀛，考察宪政，到应邀赴桂，主政法政；从提学山西，到筹办川大；从三电飞天，怒斥袁贼，到潜心文教，培养英才，等等。这些精彩纷呈的人生历程充分证明：骆成骧状元在晚清和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创办蜀学堂和京师大学堂 公元1898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清政府与德、俄、美、英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戊戌变法开始；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帝下令奖励新学人才；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戊戌六君子”被处死。继而，中国近代深陷内忧外患之中。 在这种历史背景和时代大潮之下，在京的四川人都显得异常活跃，骆成骧成为主要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他们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创办蜀学堂。当年，在京师任职的14名四川籍官员联名上呈军机处的奏折中，翰林院修撰骆成骧列名仅次于恩师、四品卿衔、内阁侍读杨锐。当时，朝廷的变法已出现危险征兆，政治风云形势严峻，川籍官员可谓是冒着风险，呈上了奏折，申请创办蜀学堂，将川籍官员中学业有成的举贡俱入其中，孜孜讲业，俾采学之人，以“正人心、开风气”为宗旨，上以备朝廷之器使，下以为乡里之师儒。 《蜀学堂入学章程》共11条，入学签名者73人，以举人、拔贡居多；而骆成骧以状元的身份，不仅是蜀学堂的创办者，又是一个积极认真的教员、职员兼学员。这些学员，已经成名入仕，还孜孜不倦学习包括英文、算学等新知。可见，四川先贤们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后辈后学敬仰和学习。 二是创办京师大学堂。在维新运动的103天中，光绪帝共发布谕旨230多道，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各个领域。其中，在文教方面，包括命设京师大学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奖励私办学堂、令各省举办中小学堂、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和在京设立报馆等。 1895年5月初，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奏请加速筹办京师大学堂。5月15日，光绪帝颁谕，同意开办。后来将5月15日视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之日。梁启超根据光绪帝的旨意，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计八章52条，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道。”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成为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期间，骆成骧与大学士孙家鼐一道，做了很多工作。光绪帝钦点骆成骧为京师大学堂提调。当时，共设5个提调，骆成骧为首席提调。提调相当于教导主任，接近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可见，骆成骧作为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的创建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留学日本考察宪政 1904年，39岁的骆成骧，从广西乡试考官返京，主蜀学堂事务；1906年，41岁的骆成骧，奉命赴日本留学，并考察宪政。 骆成骧以状元之功名，竟能抱盛名之躯，在人生仕途看好的当下，毫不犹豫，毅然接受委派，东渡日本，发奋求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忠君爱国的可贵情怀。 当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让更多中国人的头脑逐渐清醒，继而抛弃幻想，寻觅着一条新的务实之路；同时，也在反思：一个区区的日本小国，为何能打败堂堂的大清帝国？继而，从上到下，兴起了一股留学之风，特别是留学日本，此之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也。 在这种大背景下，清政府向日本派出大批官费留学生。其中，学习法政的最多。1906年7月，骆成骧到达日本，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五班（政治部），全班58人，全是中国留学生。骆成骧潜心学习、考察和研究日本的法律、政治和经济。1908年秋，43岁的骆成骧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到北京。这充分体现了骆成骧的确身怀忠君报国、济世救民之心，不以自己在国内的仕途和功名为念，不愧为封建时代有良知的读书人。 应邀赴桂主持法政 1908年，广西巡抚张鸣岐将法政讲习所改为法政学堂，聘请骆成骧为监督。 “当年，新式教育在中国刚刚起步，司法人才奇缺，边疆省份困难尤其严重。例如广西开办法政学堂之初，合格学员不足”。这段话出自曾训骐的《末代状元骆成骧评传》。事实上，广西法政学堂的生源和教师都较为匮乏。为此，巡抚张鸣岐做了不少工作，他奏请朝廷将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骆成骧调往广西，主持法政学堂工作。 由于骆成骧是乙未科（1895年）状元，一是在学界有很高的声誉；二是人品端方，清廉耿直；三是刚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从日本留学归国，且有专著问世；四是1903年曾主持过广西乡试，取士公正，为广西选拔了一批人才，在广西官民中口碑很好。 骆成骧受朝廷指令，从北京出发去广西桂林任职。来到桂林叠彩山下的广西法政学堂，他非常敬业，并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社交能力，按照张巡抚的指导方针，礼聘名士和法政专业毕业的留学生任教，团结了不少人才同堂执教。 当时，广西没有中学毕业生，就先办了一年半的讲习科和三年毕业的别科，讲习科分官、绅两班，别科招考省内学生和省外前来投考的举贡纳捐人员。两科名额300人，全部官费，后来规模逐渐扩大。 那时，广西桂林成了四川人才的荟萃地。新军协统胡景伊（1878—1950）是四川人；四川华阳（今成都）人颜辑祜、颜楷父子也在那里。颜氏父子是知名的学者、书法家。因骆成骧曾受颜辑祜老先生之托给他的女儿、颜楷的年轻貌美且有才的妹妹颜机提亲，介绍给尹昌衡。结果一拍即合，很快订婚，随后喜结连理。后来，骆成骧与尹昌衡因此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骆成骧不仅爱教书，还强调一定要教好书。他常说：“误人子弟，犹如男盗女娼。”他还经常让“官班”和“绅班”学生彼此竞赛并奖励获胜者；即使官员到学堂听他讲课，他也像对待学生一样，将官员们全部安排到“官班”，接受法政启蒙。 两年后，广西举行了一次法政考试，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官考试。朝廷从中录取最优等、优等和中等生共32人，骆成骧在法政学堂的努力结出了硕果。骆成骧也因成绩显著，而与颜楷、王芝祥合称“三杰”。 提学山西潜心教育 1910年，骆成骧告别广西，北上山西太原就任提学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厅长）。清代之山西商业发达，银号驰名全国，但读书的风气不浓，主要原因在于重利轻学、环境闭塞、眼界不开、民生凋敝。因此，整个清代，山西科举一直较弱。全国出状元114个，其中江浙两省69人，山西一个都没有，与云南、甘肃一样；山西仅出一个榜眼，三个探花。 对此，骆成骧首先设法转变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培养通省文气，让读书人看到希望的曙光。他先制定和完善了教育规章制度，制定了好几十条，上书学部尚书被全部采纳；年终，山西教育评绩为全国第一。 他还深入各地视察，摸清实际情况，单车千里，风雪炎暑，督促各地方政府发文，督促兴教尚文，否则免去地方官员职务。为了教育，他还敢于据理力争，是非常爱才惜才的。 在担任山西教育学政期间，骆成骧将个人薪酬和朋友馈赠的资金全部用于教育，包括把孔祥熙送给他的一千两白银，用于奖励优秀学生；把四川都督陈宦送他的四千元大洋，全部捐赠给濒临解体的四川高等学校，成为四川大学史上第一位捐赠如此巨款的兴学重教人士。他对教育是如此慷慨大方，而自己的生活却非常清贫，用餐常常两菜一汤。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山西现当代教育蓬勃发展，成绩突出，追本溯源，曾任山西提学使的骆成骧的榜样引领功不可没。 筹办川大促进留学 真正作为近代高等学校的原四川大学，是从1896年创建的以学习“西文西艺”为特征的四川中西学堂为肇端的。 1902年，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合并，组建四川大学堂，后又改为“四川高等学堂”，这是四川大学的正源。 稍后于1905年创办的四川师范学堂，以及五大专门学堂，即四川法政学堂（1905年）、四川农业学堂（1906年）、四川藏文学堂（1906年）、四川工业学堂（1908年）、四川存古学堂（1910年），与四川高等学堂一起，形成了清末四川高等教育的主要阵容。 1912年，骆成骧回到故乡四川，被公选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个民选议长。后任国史馆纂修，国学专门学校校长。他晚年寓居成都，后半生的时光，几乎都是在办学和育人中度过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高等学堂改称四川高等学校，四川师范学堂改称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五大专门学堂分别改称四川公立法政、农业、外国语、工业和国学专门学校。 1916年，四川高等学校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全国六大高师之一。 1916年9月8日，四川各界社会名流和地方绅士曾鉴、赵熙以及省城各校校长骆成骧、周翔、颜楷、廖平等24人，联名上书四川省省长公署，要求“主持地方筹款”，在四川高等学校基础上，“速建大学”。省议会予以通过。然而，1917年教育部再次扼杀此决议。期间，骆成骧在四川法政学堂、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兼任教师。 1922年，全国新学制公布，普遍酝酿改办大学。当年5月，经川军总司令兼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刘湘决定：四川高等学校管理处改称四川大学筹备处，并任命骆成骧为处长，筹办四川大学。1923年，骆成骧到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四川大学的前身）任校长，并开始筹办成都大学，张澜（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副主席）就是因骆成骧的推荐，才当上成都大学第一任校长。因骆成骧热心教育，又是饱学之士，人们都尊称他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位列七贤之首。 在川大筹办过程中，骆成骧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为学校写校歌，激励师生激流勇进，以自己擅长的七言古诗的形式，挥毫写下了校歌。歌词凝练精悍，意蕴丰富，立足岷峨、天府，溯及华夏文明，将大禹以后、文翁兴学以来的文化传承、创新意识，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切中了四川大学海纳百川、锐意创新的改革实践和培养人才的远大目标与胸怀。 总之，骆成骧于1912年担任四川高等学校校长，一直到1916年。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四川大学的筹办，付出了许多心血。 近代四川留学风气浓厚，原因有二：一是清政府大力倡导，一是骆成骧高中状元的巨大冲击。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41岁的骆成骧奉命赴日本留学，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并趁机考察宪政。 得知11年前的乙未科（1895年）破了清代四川无状元“天荒”的骆成骧，高中状元早已功成名就，而11年后，又以状元之身远涉重洋日本留学。消息一出，对桑梓之地的四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就连聂荣臻元帅（1899—1992）晚年回忆录中，都说到骆成骧中状元对他们那一代人发奋勤学的重大影响。 1908年，43岁的骆成骧从日本学成归国，就任广西法政学堂监督；1910年调任山西提学使。骆成骧的高中与留学，影响了整个四川（巴蜀地区）的文化学人。之后，四川的留学风气越来越浓；四川人留学，也主要到日本和法国为主。 状元的影响是巨大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可以说，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张大千、巴金、郭沫若等近代从四川走出去的名流伟人，都深深受到骆成骧高中状元和留学深造的影响，以致清末民初之际，四川和湖南、江浙一道，成为全国留学最多的省份。自民国以来，时间跨越100多年，骆状元所在的故乡——资州所辖各县，特别是资中县，文风鼎盛，甲于巴蜀；四川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大省，除了历届政府的大力倡导外，骆成骧状元发奋苦读、学成报国的榜样引领也密切相关。 纵观骆成骧状元的人生历程和长期投身文化、教育事业的生动实践，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读书人的勇气和担当；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胆识和奉献；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真正为学问家心怀天下、不为名利的崇高品质。 骆成骧曾状元曾说过：“以百人为一心，则天下无不可成之事。而要其所以可成者，不在百人，而在一心也。以百年为一日，则天下无不可竞之功。而要其所以可竞者，不在百年，而在一日也。” 感谢曾训骐（笔名曾令琪）先生“耗数年之时收集资料，积一年之力潜心写作”，为广大读者倾情奉献的这部20多万字的心血之作和学术评传——《末代状元骆成骧评传》。该书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深入地了解了清代以来的学人榜样——骆成骧先生不平凡的一生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大贡献。 如今，骆成骧状元的名字因时间久远已逐渐被人们淡忘，但他那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勤奋学习的定力，以及将毕生超凡的智慧和才华，无私奉献给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可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后学钦佩景仰和虚心学习。 2025年4月2日于成都光华村皓月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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