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老兵刘之泉

　　1919年“五四”前夕，刘之泉出生于临洮县八里铺刘家崖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5岁上以全县第七名的成绩考进了兰州中学，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的师生大会上，新任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长戈武纪在全省师生欢迎会上大骂甘肃人诬蔑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及其抗日主张，结果在刘真、杜林、方正江、安鼎铭、高尊翰（字建君）和刘之泉几人的联络下,在兰州中学、甘大、兰大等学校闹学潮，纪念‘一二九”运动，使当时的甘肃省政府迫于广大师生的压力，罢免了戈武纪.事后 ,他们五人去了延安，刘之泉因家贫无路费没去成，便考进了在当时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迁址于陕西渭南县终南山王曲镇胡宗南任校长的黄埔军校7分校第15期步科班学习。1940年5月毕业后，分配到驻渭南爱国将领陶峙岳将军率领的第五战区 34集团军80军（军长孔令雄）165师（师长王治歧）494团（团长史进青）1营1连当见习连长，一排长边超，二排长郭化如，三排长王之尊，驻军曹家坡，曾到黄陵县拜觐黄帝陵，发誓那怕战死疆场也一定要“保护中华儿女捍卫炎黄子孙”（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证）。

　　1941年1月初，165师在师长王治歧的率领下，奉命从三门峡到山西夏县、平陆一带打击日军，在平陆战斗中刘之泉任连长，因日军进攻猛烈，165师的将士们伤亡较大，其中牺牲的康乐老乡有刘正隆（刘家庙人）、萧学何（新集人），平陆战斗后刘之泉升任营长，5月初奉命参加中条山战役，并负责镇守通往团部住地古望村的南北桥。

　　1941年5月7日，日军调第21、33、35、36、37、41师团及第9、16旅团约7万人，对防守中条山的国民军共9个军、19个师20余万人发动进攻，因为缺乏应有的装备，10日165师的战士们在弹尽粮绝的处境下，与日军在南北桥上拼刺刀，三分之二战士壮烈牺牲，当时牺牲的老乡有司学忠（吴坪人）、司广德（淌平川）。南北桥失守后刘之泉和郭华如分手，他回乡参加甘南农民起义，刘送他一把日军手枪。刘之泉保护团部渡到渑池县后任494团1营营长，随后又奉命参加了潼关保卫战，因为和家人失去联系，父亲以为他已牺牲，急得哭瞎了眼睛。潼关保卫战后，刘在陕县安邑，多次对日军作战（见抗战胜利纪念章）。到1944年初调耀县任防共工作，此时就向过往行人打听刘真、杜林、郭华如等的消息，并于1944年至1945年对陕北边区秘密提供紧缺的军火、医药，年底被165师师部军统特务查着，要以通共罪通缉枪毙，就与警卫员刘仁连夜化妆想去陕北未成功，便到咸阳，宝鸡、平凉、兰州等地寻找地下党组织。1946年初在阿干镇煤矿，刘之泉找到了曾参加甘南农民起义的郭华如、杨友柏，给他俩每人一支缴获日本的二十发驳壳的手枪惩治了煤矿恶霸崔杰三，让他俩领导农民起义军转战山区。1946年春有一个叫阴文郁的（陕西耀县）人来临洮老家找刘之泉，从他口中得知刘找了近十年的杜林、刘真正在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搞地下党，刘便去迪化找到了他俩，并在他们住处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底他俩参加了淮海战役，与刘之泉失去了联系，只有刘得智、阴文郁和他联络，1949年5月刘在他俩的帮助下被调到231师（师长田自民）691团二营任营长，并派往甘肃去接新兵，临别前二位叮嘱到家乡后及早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争取早日起义。当691团驻兰州时，刘之泉打听到郭华如、杨友柏在西和活动，西和县县长张孝友为甘肃红帮头子，祸国殃民，刘就申请到西和去接新兵，到西和城后先下了县府岗哨及张孝友公馆岗哨、民团、保安团的枪，并把张抓赵来，让人民列举他的罪状，把他准备给马步芳的840新兵接收到刘之泉营部，编排军训，并找党组织准备起义，却没找到。

　　1949年5月间，国民党因我解放大军三大战役胜利抽军东援，在伪128师里抽调一营骨干（营、连、排、班长），武器弹药，入甘接兵充实，企图抗击解放大军，当时在刘树仁（临洮老乡，伪师长秘书）的支持下，刘之泉被任命为营长，到哈密整编为231师（师长田子梅）691团（团长王志海）二营营长，即入甘到兰州，随即开往天水、西、礼等县接新兵。在兰州刘即与地下党人赵万清（蒲万祥）、朱亮等联系，并派张永舒，李世芳（现住永靖县陈井乡柏林子）同志带领马登科、赵得福二人（给四人路费银元五十块）赴临、康、永泉等县活动联络，转西和准备起义，全营即到西和接收新兵。

　　为寻机起义，刘之泉怕一个人拉不起这么多人，就把自己发展起来的几个积极分子副营长赵得福（武都人）、机枪连连长张永舒（永靖人）、马登科（三甲集人）、辛元吉（辛家集人）等每人30元大洋一匹骡子，分别派到临洮、康乐、广河等地让动员进步青年来西和举义。6月份他们带来了王俊虎、鲍得渊、辛文敏、赵可福等30多名回汉青年，并有人说陇右工委康乐党支部的辛万年曾在1943年参加甘南农民起义，认识陇右工委的领导，刘便立即给刘荣、辛尧天、赵克义三人每人30块银元，骑骡子连夜去康乐找辛万年，却没有找到。

　　刘之泉乘一营在会川，三营在成县未接到新兵的机会就与副营长赵得福还有张永舒、马登科等几位连长，书记官罗月川、副官主任党济民、辛文敏、赵可福等积极分子秘密商议在7月初起义，解放了西和。

　　6月底的一天团部听说二营征收到840多新兵的消息后，赶到西和，并命令二营进军临洮，准备抵挡解放军，当时刘之听说岷县有陇右工委的人，便于建党28周年的7月1日命令4个连，30多名乡亲，及整编的840多新兵共1300多人，撕掉国军的帽徽，袖标，集合好队伍，解放了西和，命令团部进军岷县城，公然起义（见起义证）。

　　攻下岷县城后，在搅裆水边的岷县中学里部队修整三天了，还不见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第4天刘之泉化妆好就以理发为名去城内找组织，下午回来刚渡过搅裆水穿鞋时，八把刺刀把他团团逼住，原来潜藏在团部的参谋长才是军统特务，他密令一营、三营的人速到岷县中学，准备夺下二营起义军的枪，并把刘之泉枪毙。正在万分危机的时候，刘之泉就哄骗参谋长说；“我把搜集来几百元大洋的军费存放在一个十分保密的地方，现在全部给你…”就领着他们去取，幸亏回民连长马登科率领的回民连战士们急中生智，击毙参谋长一行，将刘之泉从枪口下抢出，并指挥队伍边打边冲，打得国军向洮州逃跑。

　　解放了岷县，刘之泉又听说康乐景古在1936年8月时，曾经有红军建立的政权，有地下党的组织，为了找党组织和陇右工委的同志，他便率部顺洮河沿往景古走，并准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王震兵团张达志率领的11师联合，在足古川遇到逃往岷县的一伙国民党败兵，被起义军打散，走到柳林，正碰上雍国栋带着康乐自卫队的部分人，正逃往洮州，又被打败。在石门沟小学，打跨了正在做饭的一些匪兵，第二天翻过莲花山，在景古中沟遇到路中行率领的一股匪军，被691团起义军打得向11师缴枪整编后，驻军景古。此时已经到8月20日，康乐刚解放，刘之泉马上和康乐县委书记肖焕章取得了联系。8月中旬，到起义军营部来了一个名叫赵克义的人，他以康乐县专员的身份拿来康乐县委书记肖焕章给刘的亲笔信，让刘之泉第二天来县委开会。

　　第二天刘之泉带着警卫王俊虎（三甲回族）到县委，认识了县委书记肖焕章，11师的张达志派团政委 郝崇州、副团长周童也来开会，还有县长张逸之，都在三天的会议中商议把肖焕章的游击队、张逸之的自卫队，刘的691团起义军，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临夏军分区康乐独立营，由刘之泉任营长，从此世人都叫他刘营，此时来的人中就有牛勇、孙有夫等人。到1949年10月又改编游击队，独立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警卫第一团，11月又改为甘肃省军区警卫第五团，肖焕章任团长，周童任副团长，郝崇州任政委，刘之泉任参谋长，负责指挥军队的操练，剿匪工作。在剿匪期间，刘之泉曾以甘肃省警卫第五团参谋长的身份，做为解放军代表应邀到康丰穆扶提道堂，参加了穆扶提第14代传人马孝和拜玉凤的结婚大典。

　　在任独立营营长的1949年9月初，有一天听说解放军的一个连在那尼头剿匪中被土匪围住，刘营长马上率军及时赶到打退土匪，解了围，在这次剿匪中，谢孔三排长被土匪打成重伤，刘派赵可福送他去临洮军医院治疗。

　　随后的几天，刘营长又率军到鸣鹿郭家庄的西拱北，剿灭从甘南流窜来的大股土匪，这次剿匪战斗十分激烈，解放军战士三次冲上拱北山，三次被土匪打下来，最后在11师的帮助下打败顽敌，取得了胜利，在激烈的攻山战斗中张金山连长（陕北红军）因受重伤壮烈牺牲。

　　1950年初刘之泉参谋长又率部到马集、吊滩、广河、永靖等地剿匪，并于1950年2月在永靖经政委郝崇州介绍，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7月28日隐藏在景古山林中的赵凯臣、张星伍、马歪歪等土匪头子的三四百人从马集下来在下关点围住县委驻地，刘命令牛勇等带人提前埋伏好后，利用在粮站开会的时机威逼赵，张，马匪徒们全部缴枪投诚。

　　在1949年8月刘之泉从景古出发，率军打朱家山，到康乐改编的同时，又找辛万年，听说他在11师当副连长，因守洮河浮桥出事，被11师要以军法论处，刘马上找肖焕章讲了辛万年创立康乐县第一个党支部，参加甘南农民起义的功绩，并写条子，让肖焕章到临夏军分区找到11师师长张达志陈述了上述功绩，从而保出了辛万年。

　　在把刘之泉率领的国民党691团起义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警卫第五团的过程中，大家发现队伍中跑来一匹无主毛驴，当时有个叫桑贵华的战士很想要，刘为了严肃军纪命令鲍得渊想法送给主人，为此桑对刘蒙生怨恨。

　　夏家寨的张养三是刘之泉在临洮中学同学，在西拱北剿匪归途中，他因怕土匪抢家产挠事，从刘处借去缴获土匪的一支老七九步枪打土匪，事后还枪来时恰好刘率军去永靖剿匪，守营房的桑贵华、史如海、倪庭栋三人便用刘的名义，以26元钱卖给了别人，私分了钱币，刘之泉凯旋回营知道后，把严重违犯军纪的这三人以军法论处后开出队伍，并追回了步枪，交给政府。从此，这三人对刘之泉永远嫉恨，一心想伺机报复。

　　1952年元月，甘肃省警卫第五团的四位领导都被调到省军区工作，部队跟11师去甘南剿马良。辛文敏、赵可福、牛勇等都去剿匪，辛万年在甘南剿匪中又违反军纪被11师抓住要治罪，刘之泉又请肖焕章去临夏11师师部二次保释了辛万年。

　　在“三反”运动高潮的五月份，刘之泉被调到庆阳军分区任参谋长兼军训教官，不久军分区收到军区转来的一份诬告信，原来是由桑贵华执笔，史如海、倪庭栋作伪证，诬告说刘在1949年9月贪污部队一匹马，1950年2月倒卖枪枝，结果于1952年8月的‘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刘之泉的工作被撤。从此，他就像秋风中零落的一片黄叶，随风飘荡，先到庆阳服刑两年后被迫落户到康乐县八松乡龚庄村5社丈人家。1957年5月为修房子买了30根白杨椽，却又被这些人诬告为砍伐集体的，并以破坏他人家庭团结为罪名，在1958年3月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4年，送到新疆奎屯服刑，1962年释放回家，岳父被急成心脏病，十年文革中更是受尽了非人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

　　在刘之泉80多年的风雨生涯和70多年的艰苦历程中，他深深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改革开放后今天的幸福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深刻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