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红苕帮○左海艳说起故乡安岳的美食，大家也许会想到米卷

散文
红苕帮
○左海艳

说起故乡安岳的美食，大家也许会想到米卷、柠檬宴、伤心凉粉，这些上过央视的食品，都是从土生土长的作物原料而来。但在安岳人的心中，最有感情则是的土里土气、低廉普通的红苕，安岳人对它可谓爱恨交织。
  按照父辈们的说法，以前农村人跟红苕一样，灰头土脸、满身泥巴。就算在遥远的北上广，那里也知道我们安岳的红苕，给安岳人取了一个关于红苕的外号——“红苕帮”。这群人，穿着蓝色的卡衣服，散布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四面八方努力打拼，想要洗去和红苕一样从土地里带出的泥巴，想要脱离红苕帮这个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三妈（三伯娘）。从我有记忆以来，她就是一个利索的大背头发型，我如今三十四岁，她那发型持续的时间比我年纪还长。
那个时候，长辫子是大同的审美观，像三妈那样时尚的短发，在乡村很少看见。就连初中毕业的母亲，也是两条麻花辫呢！那时到了婚嫁年龄的姑娘，父母为她们选择夫婿，第一选择是大山沟——大山沟里地多，可以种更多红苕，姑娘嫁过去就不挨饿了。我的大姨、舅妈，就这样从一个山沟，嫁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山沟。母亲却在外公的棍棒追赶下选择了住在小镇上的父亲，没要爷爷家一分钱的彩礼。母亲的这桩婚事，当年轰动了小镇和山沟沟。母亲觉得自己解放了，离开了土地，不再翻挖红苕，不再背着沉甸甸的红苕，在泥泞坎坷的山路上往返劳累。母亲尽管嘴上说着厌恶栽植和收获红苕，但在小镇边缘地带，她还是不辞劳苦地开垦出几绺荒地种上几垄红苕。在我小时的记忆里，没有单独的白米饭，它总是和红薯一起出现在碗里。红薯总是埋在锅底，母亲怕我们只吃白米饭，每次舀饭前都要把红薯和饭拌一拌，让每块红薯都要沾上几粒大米。
  其实，父亲也不是小镇上的原住居民。他之所以搬到小镇上来，也是因为红苕。父亲的舅公第一次去自己妹妹家，快到晌午了，还不见妹妹做饭，心里就生气了。不一会儿，妹妹从灰笼里用棍子挑出两只硕大的红绍，拍了拍灰，虔诚地捧在手里又吹了几下，说:“哥！趁热吃！”
与此同时，年幼的爷爷眼巴巴地看着太奶奶手里红薯咽口水。太舅公一下子就掉泪了，收起一包太奶奶的家当，把她带到了小镇上。后来就有了我的大伯二伯三伯和父亲，还有大姑小姑以及我们。
  我读小学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显得可爱而又古板。他夏天穿白衬衫，冬天穿中山服，经常给我们聊故事。他没参加工作前，除了上学，其余时间花在土地上，地里接触最多的就是红苕，要不是吃红苕叶、红苕鼻孔（藤和块根的连接茎部），早就没命了，哪里还有机会给大家讲课。他说，安岳人一走出去，别人就喊红苕帮，说我们放屁都是红苕味儿。还说我们个子矮小，都是背红苕担红苕压成的，吃红苕变的，等等。最后 他意味深长地说：“娃儿们，要认真读书啊，不要做红苕帮啊！”
   我读初中时，母亲不再把红苕埋在锅里了。父亲一直痛恨红苕，只要有大米，绝不吃红苕。他觉得吃红苕没有尊严，红苕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喂猪了。倒是很会做小菜的奶奶，把红苕变成了一道美食。她把红苕仔细地洗干净，削皮，切成细细的丝，裹上一点点用鸡蛋调好的面糊，放在油锅里炸至金黄，捞出沥油装盘，然后再撒上白糖，那种白色和金黄色的交相辉映，惹得口水直流，咬上一口，又甜又脆，哪里还吃得出它原来的味道！这道菜也只有逢年过节奶奶才会做，所以在我们这帮孩子眼里它显得尤为珍贵。而父亲，依然是不沾红苕的。
   慢慢地，小镇上能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它们都被一幢高过一幢的水泥楼代替了，我的小学老师已经退休了，我的奶奶已经离世多年，我的父亲母亲一厘地都没有了。用世俗的眼光来说，三妈和母亲现在是几个兄妹中过得最好的那一个。红苕帮这个词，渐渐地消失了。
但红苕却没有被安岳人遗忘，新一代的“红苕帮”用传统方式把红苕打磨成粉，运用现代工艺精制成苗条的粉条，再经过科学包装储藏，早在周礼镇建成西南地区集散地。红苕以深加工的产业形态助农增收，以“周礼粉条”为代表的红苕绿色食品，走出安岳走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