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古老的《诗经》里在水一方的伊人，也许并非现如今人们想象中那仙气飘飘的窈窕淑女，而可能歌颂的是一位辛勤劳作的劳动妇女呢。她鸡鸣而起，推开清晨的薄雾，择一湾溪流，濯一篮衣衫，就着溪水简单梳洗，又匆匆离去。她踩着自己忙碌生活的节奏，却不经意间踏出了如诗如歌的旋律。岁月的河流带走她平凡的传奇，何云芳踪……
——题记
公元1927年，时局动荡不安，一派兵荒马乱。而在内陆地区一些闭塞偏远的农村，彼时却波澜不惊，依旧过着亘古不变男耕女织的生活。我的婆母便在这一年，诞生在四川梓州一个名唤“回龙山”的乡村。
婆母排行老四，前有两兄一姐，后有小妹。婆母的父亲是一位能工巧匠，主业是瓦工，人称“何瓦匠”，还颇会纺织、编织等。加之正派公道、能言善辩，方圆数里若有纷争，都爱请他去断断是非曲直。
婆母自幼聪慧伶俐，虽未念过书，但六岁便能放牛，八岁便能纺线，十岁上下便会织布、刺绣，甚至能用毛笔手绘绣稿。她创作的绣稿，孔雀、喜鹊、小猫、牡丹等动物花草无不栩栩如生。尤其爱在其父调解纠纷时，专注地趴在窗户上全程观摩。婆母的长姐为此颇为不满，认为她是借此偷懒少干农活；其父却慧眼识人，从此把她带在身边，不时考考她对各种纠纷的见解。此后几十年，婆母那过人的人生智慧和修养，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积累的。
待到1945年前后，婆母十多岁时，她的娘家人男丁做瓦、女子纺布，靠着日复一日辛勤劳动已经积累了殷实的财富。外公原本准备买田买地兴建房屋，但在外做工时听到风声说快要解放了，地主日子将要不好过了，遂打消了念头，改把钱财换作儿子的家底和女儿丰厚的嫁妆。女儿许配了人家，就把有名的裁缝请到家里来做两年衣服，四季的衣服做上好几大箱，风光大嫁。解放时外公积极向政府上交大量钱财，因此家里成分定为了贫下中农。
1946年，婆母十九岁，嫁到了河对面范家堰的公公家。婆母一生感念她的父亲，在那童养媳盛行的年代，姊妹三人都是成年后才出阁放作人妇。婆母一生也极感念新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因为在新中国男女平等，女子也能吃上饭、读上书。姐姐常说，以婆母那先进的思想理念，如若解放前的战火烧到了婆母的乡村，婆母必定是个能立下赫赫战功的进步人士。
公公长婆母两岁，生得魁梧、白净。公公的父亲一脉数代单传，夫妻二人都读过书，其中祖父学到了《诗经》，但一生无为，在旁系兄弟众多的大家族中举步维艰。每当家族大锅饭开饭时，族人就搬出大道理来奚落一番，意指读书人要谦让，只能最后盛饭。祖父一家被欺压到长年吃不饱饭，祖母二十九岁含恨离世、伯伯和大姑母病死饿死，因此祖父深感读书无用，坚决不让公公读书。解放后，婆母一度想到村上识字班上学，带着孩子去学习了两晚，才学到几个字，便被祖父所阻拦。
公公自幼年丧母后，便被寄养在他家境较好的娘舅家，衣食无忧，倍受溺爱，喜爱上了垂钓打猎等闲情雅趣，烟酒茶赌无一不会；但对于家庭与责任，却是一点概念也没有。与婆母结婚当天，公公还在场上赌馆与人掷骰子；被家人拖回家拜完堂后，洞房都未入，旋即又偷跑回赌馆。其荒唐的青少年时期像极余华笔下《活着》的主人公。一次为猎取“毛狗”，公公与其猎友于离家十数里的山里，在“毛狗”洞旁边守候数昼夜。因此，婚后家里大小事务，自是指望不上公公，多是婆母操持。
婚后第三年，婆母便生下了大哥。自二十一岁到四十二岁之间，婆母一共生下了十个孩子，其中抚养成人的一共是七子一女。原本在大哥与二哥之间、三哥与四哥之间各有一子女，然而因病不幸早夭。原本数代单传的一脉，到我先生加之子侄这一代，已赫然成为一个庞大的家庭。
公公快成家时，大家族不想为他准备彩礼、花费钱财，就草草地分了家。公公和祖父、小姑母三人仅有狭小的住房两间。哪知外公根本不用他们花钱，不仅准备了丰厚的嫁妆，还出钱给物张罗了婚礼。外公许给公公家的最好的聚宝盆，正是婆母这个可人儿。公公家窘迫的状态，在婆母嫁进来后一天好过一天。
公公家有一张织布机，婚前自己捣腾一通，一机布被织得稀烂，荒废多日；婚后，婆母三天就把这机布抢救成一匹织工精细的成品，连线头都不易看出。从此，婆母农作之余便会织布，常常一天就织出一匹布，交由公公拿去很远的场上出售，卖出钱便换回粮食，足够家里吃穿用度。婆母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织女，谁家的布织毁了，便请她去指导抢救。
虽然婆母织布换回了粮食，但大家族里只有一架公用的石磨，族人每天一早便拿粮食去把磨占住，未出阁的小姑母从早上守到天黑也用不上磨，婆母只能晚上去磨米磨面。族人因为看不惯婆母的小家过得风生水起，竟还密谋坑害公公的性命，恰被正在织布的婆母听见，当面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婆母生下大儿子后，外公担心他们一家在大家族里有什么闪失，干脆让公婆一家搬回了回龙山下。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原为佃农的公婆家里也有了自己的土地，靠着种地、织布，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也是在解放后这十年里，公婆家里陆续添了六个儿女。在能干婆母的精心料理下，全家人吃得好、穿得漂亮，生活蒸蒸日上。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农村号召过共产主义生活，同工同酬同劳动，几个生产队的人在一起吃大锅饭，一家一户去排队盛好饭菜拿回家吃。公公家里人口众多，每顿饭都是由十来岁的大哥领着二哥、三哥、四哥一起去打饭，每逢雨天走斜坡泥泞路滑时，推的推、拉的拉，护送饭菜从未有过闪失。而别人家有的半路上打翻了饭菜，一家人都得挨饿。一开始，饭菜洒了也就洒了，后来掉在地上立马有人拾起来塞进嘴里，婆母由此闻到了饥荒来临的味道。
此前因为兴办钢铁厂、煤矿、建筑队、筑路队等，到农村招过工，很多人还停留在解放前被抓壮丁的认知中，因而畏畏缩缩不敢去。这时因修建成昆铁路，亟需大量木材做枕木，凉山州普雄林场面向农村招工，也是1958年的最后一次招工。公公身材壮硕，饭量大、力气大，婆母便毅然为他报名前去参工，认为至少他一人的吃喝不用愁了。祖父本意不想让公公去，但婆母晓之以理，说再不出去就要饿死了，从此公公便在普雄、盐源、小金等地当了将近二十年的伐木工人。
就算当上伐木工以后，公公也有好几次因为太劳累而动摇过。特别是1962年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搞精兵简政，林场也削减工人，和公公一起干的同乡有几人趁机回家了。如果婆母以家里需要为由提出申请，公公就能正大光明地辞工回家，但婆母从没叫过苦，没有给公公辞工的理由。后来三哥也走上了同样的路，在米亚罗川西林业局工作；五哥在公公退休时接了班，在小金林业局工作，后转为干部。
公公虽说干着繁重的体力活，确实解决了他个人的吃饭问题，而且在屈指可数的几次探亲时往家里拿回了些皮袄、牛肉干等吃穿物什，并在退休后光荣地拿上了退休工资，但公公的工资基本都用于囤他的烟酒，几乎没往家寄过钱。除开七十年代有几年，婆母断断续续到公公工作的地方当“家属工”、在林场里挖草药的经历，二十年里就有十多年是婆母一人在家养育众多子女、为祖父养老送终，可以想见何其艰难辛苦。
1958年到1962年，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艰难的饥荒年。只能由生产队统一派工挣工分，不能自己搞生产；只能吃大锅饭，不让开小灶。婆母一人照顾祖父和五子一女，从来都是和衣而眠，以便喊出夜工就出夜工，尽可能多挣工分。
一个偶然的机会，婆母发现一位邻居奶奶常常半夜三更摸出去偷集体地里的粮食，以此养活家里的三个幼子，可能因为是干部的亲属，总之从没受到过惩处。看着自己家里的八张嘴，婆母只得放下礼义廉耻，放下骄傲自尊，每次看到那个邻居奶奶出门便紧跟上去，但很智慧地从不拿得比她多。拿回家的玉米、豆类、蔬菜等时令粮食，须趁夜里升火做熟，匆匆往每个孩子嘴里塞几把，又赶紧把灶火扑灭，以防检查到开了小灶而受罚。夜里这样一折腾完，又快鸡鸣天亮、出工干活了，因此婆母那时平均每天只能睡上两三小时。在婆母的艰辛努力下，祖父直到1962年逝世，也没有挨过饿。而已出嫁的小姑母及其一双儿女，还有舅母等亲人，都是在1961年饿死的。
1966年，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已有六子一女的婆母还流产过一个孩子。公公为此非常生气，认为婆母不珍惜他俩的骨血，甚至有段时间因此拒绝回家探亲。其实在那缺衣少食的年月，这么大一家人能活下来，子女四肢健全地长大成人，已经是天大的奇迹了，也是婆母一生颇为自豪的事。那时不但日子清苦，还不时有族人为难。在我先生尚且年幼时，婆母曾对我先生说，就算那些人百般加害，她还是不会离开这个家，会坚决地将我先生及哥哥姐姐养大。虽然婆母没有上过战场，但在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守护着家人，何尝不是她一个人的保卫战、持久战？
1962年，农村继续过集体生活，但伙食团下放至一家一户，人民公社食堂正式取消，家里可以开小灶了。由于人口众多，在生产队常当“超支户”，婆母得自力更生解决一家人钱物用度短缺的现实问题。这时，婆母闺中习得的纺编刺绣绝活儿派上了大用场。远近乡邻那些爱时髦的大姑娘小媳妇常常带着食品物资，来找婆母讨要绣样。婆母的绣样不但是时兴的，而且是原创的呢。村子里的姑娘要出嫁了，都要请心灵手巧的婆母缝制精工刺绣的嫁衣喜鞋，并于婚礼当日请婆母去梳头妆扮。一袭华美的嫁衣，一个精美的妆容，一番吉祥祝福的话语，每每换回一个丰厚的红包，足够一大家人一阵子的开销。很长一段时期，婆母都凭借敏锐的艺术感站在村里的“时尚前沿”。有一阵子农村女子时兴“干部头”，成群结对地来找婆母为她们剪掉长发。
婆母的女红好到什么程度呢？姐姐回忆，有一年家里养了蚕，结了茧，舅舅来将蚕茧缫了丝，婆母亲自将丝染成了桃红色，织成丝绸，又用丝线绣上精美的图案，一对国色牡丹丝绣枕套和喜鹊闹梅丝绣花边的床单，便在一个农民之家新鲜出炉了。可惜婆母用以创作并养活一大家人的织布机等家什，在“文革”那场浩劫中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砸掉了。更可惜的是，出自婆母之手的那些精美的织品、绣品，如今一件都没能留存。婆母从没学过美术，为何能画出那么逼真的绣样、绣出那么生动的绣品呢？五哥分析，那正是源于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深沉的热爱啊！
婆母在“文革”中被批斗，还因为她的名字。婆母的好友杜氏，是一名从事“迷信”职业的“仙娘”，“文革”时成为批斗对象。杜氏的名字中有个“芳”字，而婆母闺名“云芳”，还有另外两个名字中有“芳”字的乡邻女子，此“四芳”便一同被批斗了。 五哥回忆，生产队的干部为了惩罚婆母，在婆母已怀上了六哥挺着大肚子时，罚她在烈日下翻一大块地的红薯藤，而婆母就因此落下了脱肛的病根。那时三哥已参加工作，有次回家探亲听说这事，若不是婆母苦苦拦着，愤怒的三哥就要去把那个干坏事的混蛋给收拾一顿。
婆母向来注重与生产队搞好关系。除了文革时那一任生产队干部外，其他历任干部都在婆母的维系下对这个人口大家照顾有加，有什么招工、派活儿等讯息都会早早透露给婆母。三哥参工时报名的人挺多，但久等不见通知，就去找招工的人询问。招工的人啥也没说，只给了三哥一个空酒瓶。三哥回家问这是啥意思，婆母说赶紧去供销社打一瓶酒送去。管供销社的干部被婆母认作本家兄弟，当即免费给三哥灌了一瓶酒。就这样，那一次整个大队就三哥一人顺利参工去了。
婆母广交周边朋友，与邻里的关系相当和谐。不仅有“四芳”这样共患难的密友，还让儿女们认了好几位“同年妈”。家里日子难过时，儿女们不时去她的好友家里蹭饭。家里宽裕些后，又与儿女们感恩回报，邻居们有困难必鼎力相助。至今仍有许多当年因有婆母资助才完成学业、改变命运的人，念念不忘婆母的恩德。
改革开放是婆母最为拥护的，因为她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她对儿女们说，“人不穷，天不穷，不会划算（计划筹谋）一世穷”，开始带领一众儿女红红火火地大搞副业。她陆续借来人家的母猪、母牛、母羊，养至生崽后连本带息还回，鸡鸭鹅兔更是成群地饲养，如此搞上了家庭畜牧业；她指导儿女们编制竹门帘、竹窗帘、草帽等，卖到供销社，如此展开了家庭手工业……此后每当邻里有人抱怨政策、抱怨政府，婆母都会义正辞严地怼回去，说现在这么好的政策，勤劳的人都能吃饱穿暖，还有什么理由怨这怨那？
婆母对孩子们有科学的分工，人人都能参与到她的副业中来。我的先生至今还记得，当年为了喂养鸭子，与六哥一起去捡“天螺丝”（蜗牛）的情形。为了能让鸭子更好地吞咽“天螺丝”，还要把它们一颗一颗地用石头砸烂。“天螺丝”要雨后才大量出现，因此我先生那时雨一停就与六哥背着笆篓出门上山去捡拾，常常因路滑摔跤而搞得全身泥乎乎的。
儿子们陆续长大，婆母为了他们的生计而绞尽脑汁。二哥身子弱，中学毕业后，去伐木身体又吃不消。婆母听闻隔壁公社医院的院长德艺双馨，便想让二哥拜其门下，为此数度上门，每次都要带上鹅蛋或鸭蛋或花生等土特产。鹅蛋、鸭蛋要挑大个的，凑上一百只；花生要挑粒大饱满的“三胞胎”，装上一大筐。要知道，那时拜年走比较亲近的亲戚，互赠的礼物不外乎就是一把面条、两个柚子之类的。院长被婆母三番五次的诚意所打动，遂将二哥收至门下。深奥的医书二哥自是读不懂，但院长给他的《赤脚医生手册》熟读半本便能看病问诊。后来二哥当上大队的赤脚医生，鼎盛时期每天流水进账千元，成家后养育一儿两女再不用愁。
儿子们到了婚娶年龄，婆母又操心他们的终生大事，生怕姑娘们嫌弃家贫，不肯嫁进门。因此但凡有媒婆上门说亲，便拿出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面条殷勤地招待。大哥成家时，因为大嫂娘家开出的彩礼太高，已在宣传队的大哥前去退婚，却被大嫂看中其一表人才，愿意放弃彩礼，直接跟着回了家。仓促之下，婆母东奔西走张罗了数十桌酒席迎娶，把公公送她的崭新皮袍送了大嫂，五间房子最大的一间给了大嫂，又许诺来年的布票都给大嫂置办新衣，后来又在分家时给予许多家畜家什，总之不让大嫂感到受委屈。贫穷的家里顺利娶回了大儿媳，探亲回家的公公却很不能接受，抱头大哭一场，认为婆母和儿子们忽视了他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威。
儿媳妇们陆续进门后，婆母又担心留不住她们，所以对她们比对女儿还要好。在钱物用度上，婆母也是补贴了这家又补贴那家，甚至不惜节衣缩食为儿还贷。六嫂曾经和六哥闹到要离婚的地步，都说婆母对她比亲妈还好，就算离了婚也要认婆母这个妈。
也许是年少时见惯了家族恩怨、听多了婆媳纠纷，儿子们陆续成家后，婆母坚定地不让大家挤在老宅里围在她身边。用婆母的话说，就是大家不要都在家里争“南瓜窝窝”。用上好的土地，为大哥换了一块公路边上的地用来修建楼房住宅；听说生产队的保管室要卖，就借钱贷款买回来，二哥成家后就可以搬去住了；三哥去阿坝当森林工人，公公深知个中艰苦，拿着扁担想要追到三哥单位去把三哥打回来，是婆母坚定地支持三哥的选择；四哥当兵退伍不回自己家，却要到百里外四嫂的老家去落脚，婆母虽然耿耿于怀却也没有加以阻挠。
婆母深知言传身教的重要，在儿媳妇们面前凡事谨言慎行。有一次公公探亲在家，婆母让其上街买菜，公公对物品的多少完全没有概念，竟然买了两麻袋红薯回家，就算顿顿吃，吃到红薯烂了也吃不完。婆婆也隐忍着不责备，生怕媳妇们听见了如法炮制，遇上点事便责难她的儿子们。
婆母养育了七个儿子，唯一的女儿真正是贴心棉袄。姐姐十多岁便协助婆母操持家务，见证了婆母的艰辛、操劳与智慧，也继承了婆母的优良品质，以照顾兄弟们一大家人为己任。幸好姐夫也是出自于多兄妹的大家庭，是极有家庭责任感之人，在婆母年老和走后的日子，姐姐、姐夫数十年如一日，无私忘我地为大家庭里大大小小的人和事操劳奔波着。
我的先生出生时，婆母已四十二岁，因有1966年那次擅自流产的前车之鉴而无奈生下。但捉襟见肘的家里，再添一口真是难上加难。婆母生怕把幼子饿死，想要送出去给别人养，是十多岁已懂事的四哥、五哥和姐姐劝住了她；三哥为了防止弟弟被送走，赶紧抱着他的小弟弟躲出去了。先生三四岁时，有一顿家里吃萝卜，他吃完了还没吃够，吵闹着还要吃萝卜，四哥说：“哪里还有萝卜？全部都给你吃了呀!”四川话中“萝卜”的“卜”与“全部”的“部”同音，先生便不依不饶地哭闹：“萝卜没有了我就要吃全部，我要吃全部！”多年后，这段“吃全部”的经典笑话，还在弟兄们中讲一次、笑一次、心酸一次。
公公1977年退休回家，亦只渔猎烟酒茶赌。先是以打猎为主，爬不动山后就以钓鱼为主，钓不了鱼后就主要在村子的场上喝茶、打长牌。退休回家的公公方才知道他的工资是远远不够用的，看着尚未成人的几个孩子就发愁，竟扬言要将女儿、六儿子和小儿子分别派给几个已成年成家的儿子抚养。这项举动遭到了全家尤其婆母的强烈反对。婆母说，既生之则应育之。非但如此，婆母还在已接父亲班的五儿子接济下，极力支持女儿、六儿子和小儿子读书，恢复高考制度后鼓励儿子女儿们都去参加高考。
也许是二十年里工作太单一，公公退休回家后很不适应，面对家里大小事务心烦意乱，所以常和婆母闹矛盾。退休工资自己一个人用了还不够，反而怪罪婆母养了鸡鸭卖的钱没有给他喝茶用，因而无故把家里的鸡鸭打死。闹得最厉害时，竟然要与婆母离婚，某天竟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等家什全砸了，把一锅刚煮好的饭也扔进了竹林。但公公自是依赖婆母的，哪里真能离婚呢？八几年时婆母因病住院，公公还亲自为其炖猪脚，其恩爱可见一斑。
八十年代中后期，打工潮初兴，我的先生还在上高中，婆母已届花甲之年。看到物价不断地上涨，婆母在家里呆不住了，觉得供不起小儿子读书了。一天，她到学校来找小儿子，说要出去打工。问她出去能干什么，她说什么都干。好在后来婆母打消了出去打工的念头。1989年闹学潮时，小儿子正在省城上大学，大字不识的婆母竟独自到省城探望，找到已停课的小儿子，将他带离省城，去到阿坝州理县三儿子工作地，有如神助般帮小儿子躲过风暴。小儿子工作后，儿女常劝婆母不要再种粮食了，但她自立自强了一辈子，总说老了不能靠儿女，坚持自己种着地。
进入九十年代，婆母终于圆了年轻时想学识字的梦想，开始和六哥上小学的儿子一起学习。她说，以前自己不识字，每每儿子们写信回来都只有请别人念，现在她已把最小的儿子供到工作了，她也要学习认字写字到能读念、回信的水平。以婆母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和过目不忘的学习能力，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一些常用字。不知怎样的机缘，婆母后来竟然信佛了，把她的识字水平全用到诵读佛经上去了，佛经上的繁体字也能认出个大概。
进入古稀之年，婆母将修建寺庙当作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她把儿孙们孝顺她的钱都拿出来，一砖一瓦地，将朱君公社的朱真寺重建了起来，并修通寺庙到公路的水泥路，自己成为这座小寺庙的住持，长时间住在简陋的寺庙里。小小的寺庙香火不多，但婆母认真地记着账，每隔一段时间就让当教师的女儿帮助对账。
这朱真寺，传说是解放前一位神医云游到此地，拯救了很多病中百姓，人们为了纪念他而建，文革中被毁。婆母重建了朱真寺，也继承发扬神医济世救人的精神，帮助了许多贫苦中的人，成为当地人心中的佛。
住在朱真寺，婆母将寺庙周围的土地都开荒利用起来种菜。年纪大了没有体力，就借天公之力，雨后再去播种、施肥，种出的新鲜蔬菜每年都要往周边的学校送去好几百斤。“5.12”汶川大地震后，时年八十一岁高龄的婆母还为灾区捐献了七千元人民币。
走进新世纪后，村上搞起了场镇建设，有钱人在公路两旁修建起小楼，却不让菜农在屋檐下摆摊卖菜，双方僵持不下好一段时间。后来婆母挺身而出加以调解，说场镇建设的地原本也是农民集体的，如若自己占了好地、住了新楼，却不让农民在屋檐下摆摊卖菜，不如收回集体土地重新分配。场上的居民一听言之有理，从此与摆摊的菜农相安无事。菜农们拍手称快，对婆母感恩戴德。
信了佛，婆母从此就吃素了，甚至粽子、月饼中有肉和猪油，她也吃得出来。佛家有过午不食的戒律，想必婆母一个人在寺庙清修，营养严重缺乏，竟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记忆渐渐模糊，姐姐发现后就将她接到镇上的教师公寓照顾。但她老人家始终知道自己有七个儿子，在镇上女儿家生活，别人是会说闲话的。所以一得机会，她老人家就会跑出女儿的家，一个人凭着潜意识往老家跑。儿女们怕她老人家走失，在公公去世后，商议决定今后婆母的生活主要由二哥一家来照顾。
恰在这时，姐姐的女儿要生孩子了，二哥的孙子也刚出世，姐姐和二嫂就都要去带孙子了。四嫂已退休在家，两个孙女要稍大点，便主动回来与二哥一起照顾婆母。二哥从医多年，四嫂亦曾照顾自己瘫痪的老母亲几十年，有经验、有耐心，大家方才放心些。
婆母八个子女中，大儿子颇擅吹奏长笛，其他子女也都多少遗传了婆母的艺术细胞。在婆母接下的绣样、竹编订单太多时，儿女们也纷纷加入，自然形成了生产小组。而我的先生则更多地受益，幼时偶尔随婆母学画绣样，少时想要考入美术学院未果，遂于学习、工作之余勤奋自习，书法、篆刻等颇有心得，中年后更是重拾美术梦想，师从名师大家研习国画，艺术俨然铸进了他的灵魂。
婆母一生重视子女读书，八个子女都读到了中学以上。但由于各种原因，只有小儿子读到了大学。我的先生五岁便被送进学校，自幼勤奋好学，中学时的图书馆藏书很快被他看了个遍，考入大学后读起书来更觉如鱼得水。在职读硕以后，若不是因为在乡下高中才开始学英语，英语实在差得太远，差点就能考取文史专业博士。婆母读书的梦想，在小儿子身上算是得到最好的实现。
正所谓百姓爱幺儿。据说我的先生小时直到三岁都抬不起头来，婆母说“这个娃儿怕不是个‘pa子’（软骨病）哦”，对体弱多病的小儿子最是疼爱。婆母常说，“若不是他姐姐总是想方设法为他补身体，他咋个长得大哦”。大嫂嫁进门第二年，婆母为她缝制了一件粉红色的衣服；我的先生才一两岁，哭闹着也想要，婆母只好给他也缝制了一件，外出时别人还以为他是个女孩呢。我的先生小时十分淘气，一次竟骑在婆母借来生崽的母羊背上玩耍，害得母羊滑胎；还有一次甚至害得一只母羊被吊死。不论闯下多大的祸，婆母都没舍得打骂。
我的先生大学毕业即进入部队，十多年后转业回川时，婆母已将近八十高龄。只在小儿子大学时到过省会城市一次的她，应该是很想跟着小儿子到成都生活的。我的先生为了转业时回到入伍之地成都，曾以婆母的名义在成都买了一套小房子，并将婆母的户口迁移到这套房子处。但是这套房子太小，小得连厨房都无法设置，仅能称为标间，如何作为一个家、如何能接婆母来同住呢？因此婆母户籍虽进了大城市，和小儿子在一起，人却仍在乡下，只能逢年过节见到小儿子。我先生自己也是颠沛流离，辗转多处临时居所，当了八年“成漂”后，才装修了这间小房子住进去，为此深感不孝自责。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处承载着我的先生和婆母情感的小房子。在婆母走后，还围绕着它发生了不少事。先是房屋所有权属变更，婆母既已不在，若要变更至我的先生名下，就须作为婆母的遗产，由其他七个兄姊分别前往户籍所在地公证处，出具自愿放弃此处遗产的公证书。兄姊们散落在好几个地方，这一系列公证自是很费了一通折腾。后来我们想要置换一处有电梯的改善住房，碍于成都当时的购房资格限制，又不得不将这处意义重大的小房子出售。历尽波折虽寻得有缘人，但除去当年精装的开销，和卖方担负的20%所得税，应该算是妥妥的贱卖了。
婆母在最后的两年，已然不认识所有儿孙，见到小儿子回家时，仍秉承年轻时的待客之道，很殷勤地招呼：“你吃饭了没？我去给你做饭！”看到小儿子身上的花衬衣，婆母竟然对衬衣上的图案饶有兴趣，说“这花做好好哦”。那津津有味的神情，大概和年轻时看到新绣样时如出一辙吧。
我与婆母的缘分极短。当我第一次见到婆母时正值金秋，她的曾孙已长大成人准备参军入伍。以大片果实累累的稻田为背景，我给他们拍下留念的照片。我的先生向她介绍“这是您的小儿媳妇”，她慈祥地微笑着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最后目光停留在我穿着的阿迪达斯运动鞋上，羡慕地说：“你这双鞋子很贵吧，至少得花二十元吧！”
第二次见到婆母是在冬季，她的外孙女结婚时。在我们彼此的心里完全没有婆媳关系之忧，因为婆母应已到阿尔茨海默症中晚期，回归到小孩子似的无忧无虑。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与我基本没有什么交流。
第三次见到婆母是在她生前最后一个国庆节，她瘦得只剩下皮包骨。我用勺子喂她吃五嫂买的芝士蛋糕，她用无牙的嘴吃力地咀嚼着，许久也只吃了两小口。她还跟我解释，“我并不是真的肚子饿了，我只是心里觉得饿”。又说，“你和我说会话吧”，但又没真的说出什么来。十多天后再见到婆母时，她已静静地躺在了棺木中。
我与婆母的缘分又似极长。在婆母走后第二个年头，我竟然不可思议地怀上了小女儿。连连挫折中，这个孩子的到来，于我和先生就似关上门后打开的那扇窗，又似枯老树枝上萌发的那颗芽。小女儿心明眼亮、敏而好学，莫不是婆母转世，以另一个身份再次来到我们身边？
婆母走时很安详，享年八十九岁。儿孙们都回来送她，齐聚一堂竟有五十多口。她的女儿亲自主持操办她的后事，在二儿子家堂屋指挥若定，恰如她当年操持一大家繁琐事务的风范。
婆母和公公合葬的墓在回龙山半山腰上，正好俯瞰大儿子、二儿子、六儿子的院落，以及在外工作生活的儿孙们回老家的必经之路。隔着那条通往城市的乡村公路，还有一条流淌多年的小河——数十年以前，正值芳华的婆母，想必常常在这条清澈的小河边取水或浣洗衣衫吧……
路丁癸卯岁首于蜀都北门里
作者简介：
路丁，生于1978年4月，四川大竹人，四川轻化工大学工学学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管理咨询师。曾于乡镇及市级机关工作，现供职于省级某部门。代表作有诗文集《停在最美的那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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