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白：抗争与革命，文学的永恒命题

诗集《抗争》概念海报

摘要：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本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与命运抗争和自我革命，是文艺创作者无法回避的创作使命，文学创作无法回避政治，政治离不开人心拥护，作者离不开读者的支持，指引文学创作的政治就是人心，广大群众的声音和真实意志，如同旗帜指明了正确的文学创作方向。

关键词：政治与文学，与命运抗争，自我革命

抗争与革命，文学的永恒命题

◎ 易白

这本诗集书稿，整理得十分纠结，内心仿佛经历了一次漫长斗争。比如早期诗行中用到“革命”或“抗争”之类的词语，算不算敏感？有些词究竟能不能用？

于是，小心翼翼查阅了法规，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这部法律界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不仅明晰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法定的国家事权，也明确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族公民的责任和义务。[1]

我写诗时，为何用“革命”和“抗争”等词汇？我个人主观感受，觉得这样的用词，更体现态度，更具有力度；因为除了弱肉强食的动物界，在人类世界里，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环境，无论生命个体，或是民族命运，都离不开“革命”与“抗争”。

记得当兵时，团副初见官兵，开场白几乎不问“兵龄”，而是问“小伙子，你干几年革命啦？”我一听，内心就十分纳闷，和平年代哪来的革命呀？要革“谁”的命呀？也许受传统诗词影响，我对文字敏感了些，写诗“炼字”总习惯咬文嚼字；读写一句话，先拆解词语，再拆解每个字反复推敲。

“革”字有变革，更改，免除，丢掉等义；“命”字本义指“上级对下级的指示”，后来延伸出“命运”义及“生命”或“寿命”等义；“革”和“命”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曾有人认为“革命”一词，出自马克思主义著作，其实“革命”一词，出自华夏上古三大奇书之一《易经》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指西周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改姓受天命，上顺天时，下应人心。

自孙中山[2] 革命起义后，“革命”一词被广泛运用诸多领域至今，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也称为“革命”，如思想革命，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等等。电影《辛亥革命》中“孙文”一角，有句经典台词：“死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是为了改变命运。革命是许多年轻人用生命的代价，换取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而孙中山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也成了金句。

革命先驱王振翼（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曾说：“我活着就是要干革命的！”[3]

人生之路，又何尝不是一次次革命呢？以我为例，平日里忙过饭点时，肚子就要闹一下“革命”；加班太晚时，感觉身体里的细胞也要闹一下“革命”；也许人的身体闹“革命”，是为了提醒人类注意作息时间与饮食规律，是为了让人好好活着。

创业时期，我跟团队“涮”火锅庆功，或赶工期通宵加班“撸”泡面时，也常引金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相互共勉。

记得有一回，我给一个平台投稿，因文中用了“革命”一词，“审稿机器人”将稿件给“枪毙”了，理由是文章“命中敏感词”。平日里写网文不难发现，私有化的网络平台，可不会跟作者讲什么道理，讨论何为文学？何为政治？何为法律等问题，而是强调发文数量、更新频率，诸多平台审稿思维及特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内卷”的网文界，在资本与利益推动下，一些平台运营目的是“盈利”和“上市”，内容输出方面“保证不出问题”，不让监管部门揪住“小辫子”，就是最好保证“幕后资方利益”。所以稿件中，一切可能动摇“幕后资方利益”的隐性可能，平台坚决“一棍子”打死。网文界此类平台甚多，这便导致诸多网文写作者，想方设法创造各种“新词”或“代词”，诸多应运而生的网络词语，无疑成了“网络文化”中的“语言产物”，乍一看以为是错别字，阅读时反复推敲，感觉像极了在破译“地下党”的暗号。

难道是监管部门，不让人说“真话”了吗？显然不是，这绝对是广大群众对监管部门的极大误解。虽说“言论自由权是我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但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得破坏社会秩序，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或者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4]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维家，就曾在《别老拿“言论自由”来说事》一文中指出：“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有边界的，古今中外，慨莫能外。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即使是鼓吹最自由的美国，公民发表言论也不是毫无限制、随心所欲的，如美国最高法院规定，煽动言论、威胁言论、不实言论、淫秽言论等都不受法律保护。”

这方面我深有体会。记得那是三年前，美国一位华裔编辑，问我要两首诗准备编入诗歌选本；当时我拿出诗歌手稿《你们究竟为了什么》，结果编辑看了稿件，语气委婉问我：“能否换成其他诗，美国这边舆论监管比中国更加严苛，怕出版社审核过不了。”于是，我又配合将稿件换成探讨命运抗争的短诗《种子的选择》，还有早期创作的乡愁选题诗歌《故乡的港口》。后来这本书，面向全球出版了，并在亚马逊上架售卖。当我从书讯中看见那句“美国国会图书馆纳入收藏”时，内心才忽然明白——美国，不是绝对自由的。

由此可见，在舆论监管方面，我国可要比美国宽松得多；诸如我前述那些网络“敏感词”，如果用来实事求是写成政研文章、建言文章或理论文章，投给国内大报名刊“中稿”的话，稿费还是不低的。

而在网文界，严肃正经或中规中矩的文字，似乎不太受网友们待见，倒是娱乐八卦、幽默搞怪、标新立异等“猎奇”做派，投网民之所好，成了“流量密码”。反观写诗还用“革命”或“抗争”等词汇的我，倒像是年轻人眼中的“老古董”。

记得有一次，我在网络上发了几首古诗，一网友在评论区留下四个字“老干部体”，令我读后顿感满脑“懵圈”。[5]后来检索，才得知“老干部体”是个新词，指传统诗词创作发展过程中，特定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有人定性此类诗词套话连篇、毫无生气，不仅地方小报有，一些专业诗词刊物也有。但又客观辩证指出：“网络诗词也不乏正宗‘老干体’，俨然成为当今诗词创作一大流派，堪称社会主流”。

但我还是想辩驳一下：“中国人的现代诗歌创作应承古拓新，哪怕用‘大白话’写诗，也需传统理论技法支撑创作想法，唯有如此创作之路才能走得更远。”不过，被扣上“老干部体”这顶帽子无论褒贬，终究是来自群众的声音，我内心倒是喜欢的；今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最重要是遵从本“心”写好“自己”。

也许一些没当过兵的人，无法理解我为何写“爱国主义诗歌”，实际上任何时代与国度的文艺创作者，都无法回避对“政治”与“哲学”的思考，[6]更无法回避“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唇亡齿寒的关系。

以我国为例，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医教保”等生存问题都与“政治”和“立法”息息相关；而我国的政治制度本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试问，文艺创作又该如何回避政治？

于我而言，其实“政治理论”本身无错；坏人运用政治理论时，理论可以变成犯罪“借口”；好人践行政治理论时，理论绝对是“真理”，更是“旗帜”和“导向”。

如果文艺创作者，总试图运用政治理论，达成“歌功颂德”或“献媚讨好”之举的话，恐遭广大群众冷眼与批判，因为“歌功颂德”之类的话，应由广大群众来说，才更具有广泛说服力。文艺创作者应“遵从本心”而非“献媚讨好”，或回避事实创作“不痛不痒”及“自我麻痹”的“伪文学”作品，因为“伪”的本质是虚无主义文艺。

“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这是2005年，莫言[7] 在香港公开大学演讲时所讲的话。

我并不否认莫言提出的偏见。但我认为，文学可以是广大群众的真实声音和意志体现。比如，2010年我写组诗《亡魂之歌》，曾经扑过火的我一气呵成写完；于我而言，那绝对不是在唱赞歌，更不是什么工具，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平日里在“网络互动写作”中，我观察评论区就发现，读者们普遍有个关注点，就是不太关注作品本身的写作技巧，而是关注作者有没有说“人”话，有没有说“真”话？

细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一些网络读者的评论，写得比我更有才，甚至手机屏后那个戳着手机屏写评论的人，可能是个快递小哥，可能是个车间工人，可能是个高层领导，可能是个专家学者等等，我永远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也许来自各个阶层，来自各行各业。但“他们”，于我而言亦“师”亦“友”；仿佛冥冥之中，为我指明了创作方向，也对我的创作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

习总书记曾说：“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这番话，不正是很好的文学创作导向吗？

然而，令我痛心的是后疫情时期的“躺平现象”，我是个从小就与命运抗争，并且忧患意识极强的人，我是不太赞同这种“躺平做法”的，尤其是“躺平”了成天刷手机，追综艺，追影视剧等“自耗模式”，也许不断自耗生命“躺平”的朋友们，经历“苦难”时才能真正读懂我诗集开篇，序一组诗《抗争》中那句“躺平后发现，汤在沸腾”吧。因为当一个人，放弃与自我命运抗争时，仿佛就像是一种“慢性自杀”。试想一下，如果整个社会，人人都“躺平”或“摆烂”，人人都不愿与自我命运抗争，人人都不敢跟生活较量到底，一个民族的命运还能好到哪去？

各级政府推行新立法，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时，人人都忙着“搞钱”或“回避”政治，而“不愿”或“不敢”积极向各级政府建言献策，立法制度又该如何集思广益？我们的社会发展又如何进步？在这个问题上，文艺创作者肩上的责任，无疑是巨大的，更不应该“回避”或“沉默”；以我国的“政治特征”与“制度本质”看，我坚信只要是真实的感受，真实的发声，并非“恶意扭曲”或“造谣传谣”，只要“初心”是积极向上的，是为了“发现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发声，都属于是人之常情，也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当然这些问题，也十分考验创作方法和尺度拿捏，比如《我的意见只有问号和感叹号》这首诗，那是我唯一没有过度“炼字”，没有使用任何技巧的“口语诗”，也是我写得最不像“诗”的一首诗。诗中涉及地域、领土、制度等“敏感词”，都是我不敢提炼的文字，一旦“为了写诗而写诗”过度提炼文字的话，恐有脱离事实之嫌，而该诗原本就是一篇回应某部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稿”的《建言献策》文章；当时再三考虑之后，为避免长篇大论，也为了节约某部领导宝贵时间，最终才将长篇大论的《建言献策》文章，压缩成一首“口语诗”公开发表。

当时许多文友，暗自为我捏了一把汗；但在我看来，这首具有“质疑”“问政”和“批评”性质的诗，其实就是一个公民，运用科学的创作方法，行使了宪法中规定的权利，积极响应某部“征求意见稿”的举动罢了。曾毕业于某政法大学的一位文联领导，曾在电话里关切问我：“诗歌发表后，有没有什么部门找你去谈话呀？”我举着手机，淡然告诉他：“没有！”

这件事过了很久，突然有一天，我接到“网络监察”部门请我去办公室喝茶的电话；一路上，我内心就在想：“一定是因为这首诗”。

结果走进办公室，一位网警问：“你办的文学网站，是不是让境外黑客给‘黑’了？怎么论坛里会有色情、气枪等广告帖子？”震惊之际，我连忙致电运维人员核实，才惊愕得知“是网站域名被境外黑客‘劫持’了”，随后我们迅速加固“防火墙”，批量删除违法广告帖子，及时配合相关部门做出整改举措，这件事才得以平息。但整个事件始末，网警对《我的意见只有问号和感叹号》这首诗却只字不提。

6年后，我把这首诗发给在网信办工作的战友，特意在电话里请教道：“为什么这首诗发表至今6年了，还没有人删我稿子？”电话那头，响起了爽朗的笑声，回复道：“你这首诗算什么？无非就是个人感受罢了！”我放下手机，内心想了想觉得也是，诗中抒发下个人真实感受，难道不是一个公民该有的权利吗？何况文艺创作者，本就肩负着一定的创作责任和使命，难道不该说“真话”吗？这种感受，这种言论，对于搞新闻的人而言，又算什么呢？

这次汇编书稿时，我内心就在想，如果我把《我的意见只有问号和感叹号》这首诗，从诗集书稿中“拿”掉的话，岂不是等于“否认”或“放弃”了，我作为一个公民该有的权利？这可是具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呀！当年搞新闻工作时，新闻人该有的那股较真精神哪去了？这不正是，党员该有的“斗争”精神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正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吗？我但凡有一丁点退缩念头的话，岂不是辜负了部队曾经对我的栽培？

整理书稿时，看见《“屈原同志”》这首爱国主义长诗时，我内心又想起了，2007年秋天部队在四川大凉山驻训回撤时，营长望着孩子们，对我发出的灵魂质问：“你写的诗，能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解决下眼前的困境吗？哪怕呼吁几个人来扶贫，也很有意义呀！”我还想起了，一位“老政工”跟我说过的话：“党的诗人，责任重于泰山！”

注视着手稿，我还想起多年前借调政治机关时，新闻干事让我采写基层的党建新闻稿，我说：“不了解政治，怕写不好！”结果挨了一顿批评：“你为什么要惧怕政治？在政治机关工作，你难道不该学习政治，研究政治吗？”后来，我静下心认真拜读学习《求是》杂志和《人民日报》等大报名刊上的政研文章、理论文章，同时注重运用理论在生活中观察，在创作中实践；领导读了我写的诗文后，称赞我“眼界和思维”提升了。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经历是，10年前配合检察院汇编普法教材，我第一眼扫视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一摞摞法律书籍和案例材料时，当时内心简直快要崩溃了。没日没夜挑灯夜战时，我竟然读着读着，一不小心就打起了瞌睡，陪我加班的老检察官，慈祥拍了拍我肩膀说：“小伙子，打起精神来！认真学习，耐心解读，学法用法是一笔无形财富呀！”

如今回想，若不是读过些法律条文，我又怎敢依据宪法，写《我的意见只有问号和感叹号》这首诗呢？若不是当年静下心读过些法律条文，我又怎会知道那些被网络平台“枪毙”的稿件，是因为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等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文艺创作者应是社会观察者，也应是人生中的修炼者；在塑造自我的同时，除了要多学习政治理论、法律法规等综合知识，更要多倾听广大群众的真实声音。文艺创作者有了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及知识储备，才能进一步完善创作思维；有了广大群众的真实意志指明创作导向，才能运用更加科学严谨的方法，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习总书记指出：“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他进一步阐释道：“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

这些年来，除了读书学习；写新闻、散文、小说、剧本及诗词歌赋等创作实践，无疑对我创作“现代诗”的思维，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写小说时，我就突发奇想“诗歌能否讲故事？”再如写剧本时，我就在想：“剧中角色是诗人，他的台词应有诗人的思想、行为及诗歌语言等特征”。又如写散文时，我对组诗、长诗等“结构设计”思考，又迸发出新的创作设想：“起源于战国，形成于两汉，兼具诗歌与散文性质的‘赋’，若遵循其本质、规律、特征、审美等传统元素，采用‘现代诗’和‘散文’等思维与技法融合创新，进行一次实验性创作又会怎样？”后来写歌词时，我又在想：“宋词不也是合乐的歌词吗？现代流行歌曲作词填词，能否融入古诗词或现代诗的语言，或思维，或审美……”等等。

而在写新闻时，我又时常在想：“诗歌也如绘画，分为写意和写实等，讲究‘客观与事实’的新闻采写思维，能否用来提升‘诗歌语言’及塑造‘诗歌意境’的说服力和逻辑性？”

记得有一次，军区报社的陈帮和前辈，拿了篇新闻稿件《是谁“过滤”了基层的声音》找我画新闻插图。当时我一看文章，内心“吓”了一跳！结果这篇经过深入调查，探讨基层民主问题的新闻稿见报之后，竟然被军区首长读报时特别关注，并在读报批示中表扬了。这说明高层领导，非常关注来自基层的声音，而那篇稿子探讨的正是民主问题；这说明真实存在的问题和声音，并非不让采写和编发；公民的发言权、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等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过民主问题。可见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 [8]

所以整理诗集书稿时，我又将一些自审时“枪毙”掉的诗作，给重新排进书稿里面。至于审稿时，这些诗能不能“过”，到底该不该“删”，我认为“写稿”的人应大胆去写，舆论导向等问题交给“审稿”的人来把关。

但前几日，我再次“自审”书稿时，还是把《我的意见只有问号和感叹号》这首诗从书稿中删掉了。首先从技巧上“自审”，我自己感觉内心过不了关，的确写得不咋样。从时效性、传播性等角度看，作品仿佛缺失了生命力，已经没有再次发表的必要。因为在2018年4月，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成立了；而在2019年2月，国家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尤其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中国反腐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极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信心和斗志！我坚信6年前诗中所“质疑”和“批评”的问题，在“时过境迁”中将慢慢得到解决和完善；而“时间和历史”终究会改变一切。

这次整理诗歌手稿，我把从前发表过的一些军旅诗歌，反复修改后编入书稿中，算是给自己和作品，一次成长进步的机会吧。集中的“军旅诗歌”和“爱国诗歌”，创作取材都源于我在野战部队训练、工作、生活的内心真实感受。对于一些“喷子”，我想告诉他们，如果没在祖国边陲站过岗、执过勤，没在军事演习中见证过“战神怒吼”之威力！没真正以“军人”视角，望见过祖国边陲的日升月落和满天星斗，没亲眼目睹过那些令人震撼或感动的“人事物”，就别轻易批判我的诗在唱赞歌，因为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比如，我写《守望国旗》那首短诗；那天刚好轮到我站岗执勤，站在山顶上望见日出时，我忽然想起正是天安门升旗时间；所以那一刻，我心中那面日出而升的“国旗”，如同我当时眼中望见的“太阳”；当“日出”与“国旗”同时升起那一刹那，我眼中的主观视觉感受是“圆”的，太阳正如军人保家卫国的火热斗志。

那天下岗后，我立即掏出小本子，第一时间记下脑海里的诗行，并将诗歌手稿抄了一份，寄给素未谋面的《大理日报》副刊编辑。后来翻阅报纸时，看见自己写的诗歌《守望国旗》登报了，内心顿时无比激动。

还有一次，我以战士的视角，描写眼中的驻地印象和青春感悟，写完后投给驻地文联主办的期刊，又是一个素未谋面的编辑，让我的两首诗歌在刊物上发表了。后来发表的作品多了，编辑问我要不要加入驻地作协，还给了我一份申请表；岂料第二天，我就被机关借调走了。离开驻地时，我内心虽深感遗憾，但这些创作发表经历，都让我坚定一个创作信念，就是遵从本心，写好自己。

记得有一回部队驻训，我跟着教导员徒步行军，翻越大山前往指挥所。岂料天空“轰隆”几声作响，忽然下起滂沱大雨。在山洞里啃干粮避雨时，我盯着教导员肩上的军衔问：“老教！你参军多少年啦……”得知军龄后，我惊愕感慨：“你都当了这么多年兵啦？部队生活这么艰苦，又这么枯燥，你也算熬出头了，为什么不转业呢？”教导员告诉我，他从小就是个没爹没妈，没饭吃又没学上的孤儿，后来在党的关怀下，他才考上军校参了军。

当时，教导员向我推心置腹道：“我是吃着人民的大米长大的，部队就是我的家，人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为何要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呢？党和国家培养一个军官多不容易呀！做人要懂得感恩，我会一直待在部队，一直报效国家，一直服务人民！”

雨过天晴后，我跟着教导员继续翻阅大山，当时满山遍野盛开着小黄花，远处正好传来阵地上“轰隆隆”的火炮怒吼声和爆炸声……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毛主席填词的《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值得关注的是，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929年的6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红四军内部关于建军原则和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等问题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同志理解和接受，他也因此未能继续当选前委书记。此后，他身患疾病，在闽西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地方工作。10月，毛泽东带病坐着担架赶到刚解放不久的上杭，住在汀江岸边的临江楼。第二天，适逢重阳节，毛泽东倚楼远眺，诗兴油然而生，吟成这首《采桑子·重阳》。”这是毛泽东创作于逆境中的作品，有沉郁的思索，但全然不见怨天尤人、消沉郁闷的牢骚与哀叹，呈现给世人的是积极乐观、豁达昂扬的人生追求与洒脱心态。[9]

这样的词，该是何等豪情呐！无疑是一曲革命人生的壮美颂歌！如此感受，又是何等真实呀！所以我觉得，创作主旋律文艺作品，若没深入基层和一线；又没保卫国家、服务人民的亲身经历，内心毫无真实感受可言，不建议在诗文中“喊口号”；若没亲历过底层群众困苦与无奈，最好别在诗文中草率为底层发声。

以中国疫情爆发时期为例，数以万计的“抗疫诗歌”曾一度刷屏网络，实质上诸多诗歌没什么人关注；那个时期群众的关注点是“为何隔离？何时解封？我要上班，我要赚钱！”而平日里，关乎民生民计，如“衣食住行医教保”及“反腐败斗争”等新闻，向来是热点话题及媒体头条且多年来都占据流量风口；因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10]　

“你为什么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又赚不到钱的事情呢？”曾有茶友这样问我。“是呀！我也曾无数次在夜深人静时，深刻思考过这个问题。”写过新闻和小说，写过剧本和歌曲的我，为何还在坚持深耕“诗歌创作”呢？我为何不去深耕下网民爱看的中短篇小说，或者效仿“愤青”那样，今天批评下这个社会现象，明天评论下那个热点话题等等？写些“蹭流量”的“垂直内容”赚平台的钱，难道不香吗？又或者写个号称“必能成为爆款，必定票房大卖”的影视剧本，然后掀开笔记本里那“高大上”的项目计划，以“三寸不烂之舌”站在会议室路演，向那些并不解行业的土豪们画个“大饼”，最后项目还未落地就败光投资人家底。可是这样真的合适吗？又或者写个稀奇古怪的“口水歌”博下热度，做做热点话题之类的，这样难道真的好吗？

在深圳这座寸土寸金，又处处高消费的城市，作为“上有老下有小”又带团队谋求生计的中年创业者，不打起精神来争分夺秒“搞”钱，反而坐在创业园里，想方设法挤时间搞纯文学创作，有时一些客户莫名奇妙的询价电话，突然打断了我的诗歌创作，我极不耐烦地口头报价，连报价明细表都懒得做，挂断电话立即继续创作，我脑袋难道是被门“夹”了吗？无数次深思熟虑，深夜中与灵魂对话过后，我的答案是：“不，人活着得有情怀！”

柏拉图认为“当爱情轻敲肩膀时，连平日对诗情画意都不屑一顾的男人，都会变成诗人。”我是认同的，所以我将少年时期写的情诗手稿也编入集中，这么做不是为了告白或追忆，而是觉得这些情诗手稿，是懵懂青春该有的产物，那是青春该有的模样。尤其步入中年后，反观当今社会，诸如“高价彩礼、不婚主义……”等社会现象；我愈发觉得在不敢轻易触及“真爱”的当下，我更应该将这些情诗手稿拿出来发表，青春不应没有恋爱，婚姻不能没有真爱，美好的爱情应成为一种向上的动力，遥远的思念应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成长记忆。拜金主义婚姻及婚外式出轨，毫无疑问是当今社会的悲哀。

到底什么是爱情？这个永恒命题，20年前曾让我苦思冥想，所以在情诗《如果我们相爱》手稿中，我当时就大胆抒发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我认为这些诗行算不上什么隐私；每个人生来注定要面对诸多情感问题，或爱情，或亲情，或友情等等；如今看到当年那些未经修饰的青涩诗行，我内心反而觉得如此弥足珍贵。

而那段青春懵懂岁月，无疑开启了我小小的诗心，养成了我坚持写诗的好习惯；从早期拜读大量中外名家诗集，再到之后学习如何写歌词；然后为了锤炼文字功底，又开始学习传统诗词；再到后来参军到野战部队基层，也因写诗这一习惯被领导发现，我从战斗班排被调去当文书，闲暇之余开始学习新闻写作；也许是兴趣使然，后来又因写作特长被调到政治处搞新闻；再后来又因涉及散文、小说、剧本等创作投稿经历，让我积累了扎实的文字功底。

记得那时，部队每年八一、中秋、国庆、春节，还有新兵入伍、老兵退伍等节点都要策划文艺晚会；野战部队的军营文化建设十分强调“兵味”，倡导“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在“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下，写小品剧本、编排节目；参加军乐队、文艺队集训等任务，几乎都落在了我头上。上级“命令”是必须想方设法，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如能为单位拿个名次的话，下至班排，上指连营都会很高兴。当时各营连无论做什么都要争名次，争不到第一，也要争个第二、第三，总之名次就是不能“垫底”。否则全团开交班会讲评时，名次“垫底”的单位主官，可算丢脸丢到家了。所以当时基层部队“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手抓，训练之余对战士们成长成才的“传帮带”，都坚持“一专多能”的方向栽培，只因现代战争构成十分复杂，文艺有时在战争中也是一种武器。

后来，在实践音乐创作理论过程中，我立足朗诵性与歌唱性、传播性与受众性等创作思考，重新审视自己曾写下的诗歌手稿，又心存诸多遗憾。受“传统诗词写作”与“音乐曲式结构”制约，以及诗歌的“朗诵性”和“歌唱性”等思维影响，我平日里写现代诗歌，都习惯性注重结构、节奏、韵律等技术问题，既要考虑朗诵时的流畅性，也要考虑歌唱时的节奏感与律动感等诸多细节设计。

早期在流行音乐创作过程中，作词或填词时，强调诗性的我，总是反复打磨手稿。令我最难忘的作品，应该是12年前的“军营民谣”处女作，训练之余将歌词改了成百上千次。音乐制作人看后，建议歌词应该再直白些，我则认为诗歌在匹配曲式结构的前提下，没必要迎合市场或听众理解，写好自己就行了。后来得到听众反馈后，我的创作又不断倾向于通俗方向，目的是希望作品跨越年龄鸿沟，争取“男女老少”的受众理解。

什么是政治？我认为“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而这一点，也是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永恒命题。政治引领文学，所以文学创作无法回避政治。学习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及多种知识，不断充实提升自我，倾听广大群众的真实诉求，都是文学创作者的必修课。好的政治思想，可以赋予创作者“高尚灵魂”和“良性导向”。诚然写好自己，塑造自己，固然没有错；但过于关注自己，创作“初心”必然也是“渺小”的。文学创作，若没有批评和建议，没有情绪和感受，没有牢骚和呐喊，必然也是“麻木”的；如果文学创作，只有歌功颂德，必然是一种缺憾，也是不够完整的。

所以我认为，文学创作者除了与自我命运抗争，在人生追求、创作思维、作品呈现方式等诸多方面，也应不断自我革命，要敢于跟生活，跟命运抗争到底！

2023年10月，广东深圳

诗人 易白

诗人简介

易白︱本名王增弘，字一心；在各级各类媒体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及理论文章170余万字；曾获全球华语诗歌大赛“诗歌贡献奖”；文艺创作三十余载，诗、文、歌、画、影、音等文艺作品，在省部级、国家级、联合国等比赛活动中获奖百余次；曾因文艺创作成果突出荣立二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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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及引述注解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根据宪法，制定的法规。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2001年1月1日起施行。此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2] 【注】孙中山——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3] 记者郝雨：《王振翼：“我活着就是要干革命的！”》，大同日报，2021年6月9日（第2版）。

[4] 周玲云：《不信谣、不传谣，守好网络社会的法律底线》，澎湃政务，2020年6月18日。

[5] 懵圈——网络用语，表示对某些事情感到迷糊、不知所措，被人说糊涂了。

[6] 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党的领导是文艺繁荣的根本保证》，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0日（第20 版）。

[7] 【注】莫言——中国当代作家，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8] 求是网： 《今年以来，总书记这样阐释民主》，海外网，2021年12月9日。

[9] 汪建新：《战地黄花分外香》，党史学习教育官网（来源：解放军报），2021年05月30日。

[1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热点思考丨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2022年12月29日。

编辑：青鸟

来源：今日头条，综合《易白》订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