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汉东：马英九恩师钱復首次披露海峡两岸秘闻

　　今年是吴越国王钱弘俶遵循祖训、以苍生为念“纳土归宋”，实现中华一统1040周年，值得纪念。
　　钱復宗长自幼受大师胡适、傅斯年等人亲炙勉励，学贯中西。他与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等都有工作关系，马英九是他一手栽培的学生。他是台湾地区风云人物，被誉为“外交才子”，曾任“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等职，对两岸交流作过很多贡献。他在担任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期间，多次代表他的学生、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出席博鳌论坛等国际会议，对两岸经贸合作，加深民族认同，做了大量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去年冬天，应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之邀，钱復宗长及夫人田玲玲参加“谈‘钱’论道——家风家训高峰论坛”，我代表钱氏宗亲全程陪同钱復宗长在沪上的活动。钱復宗长为钱武肃王三十六世孙，我乃三十七世孙，他长我一辈。我们相识已久，每次我应邀访台，他总在百忙中会见我，设宴款待，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宗亲情谊。最令我难忘的是2015年5月，我在台湾师范大学作《从历代古窑址谈中华陶瓷艺术之美》的演讲时，他亲自担任主持嘉宾，向学校师生作推荐，让听众对我有所了解。他在认真听完我两个小时的演讲后，又作了点评，给予我很高的评价，晚上还专门在台北圆山饭店设宴款待我。宴会上高朋满座，畅所欲言，我为自己能有机缘与钱復宗长近距离接触、聆听他的教诲和故事而感到万分幸运。在这里，我想把我的见闻记录下来与读者分享。

　　温总理钱復共话钱氏家训
　　钱復宗长经常往来于海峡两岸，与祖国大陆各界交往颇多。钱復先生说，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的会面印象很深。2009年4月18日，钱復随同台湾的代表团到海南岛参加博鳌论坛。代表团抵达后，温家宝先生就跟团员们会晤。温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朴实厚道的人，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说：“其实咱们是一家人，钱先生是杭州人，西子湖畔，钱家很有名，出了很多名人，包括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外交家。”又说，“钱老，你们的《钱氏家训》了不起”。他甚至当着大家的面，背诵起了《钱氏家训》里的一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温家宝说：这与中山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同一个道理。中山先生一直不忘记的就是国家的统一，他说了一句非常通俗但非常深刻动人的话，“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有福气，不能统一便有害处”，“我想，我们生命的根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身上流淌的血也是相通的”。钱復先生说，他当时惭愧得不得了，因为作为钱王的子孙，他对《钱氏家训》并没有多少了解。
　　回到台北，钱先生马上在谷歌上搜索，并全文打印出《钱氏家训》。他说，他先复印了9份，给他的儿子女儿和七个内外孙，以及在美国的大哥（那时，钱先生曾任台湾地区“财政部长”的长兄钱纯还在，正在美国探亲）、二哥。二哥钱煦拿到之后，如获至宝，又印了6份给他的6个外孙女。钱煦知道外孙女们的中文程度不高，所以连夜把《钱氏家训》翻成英文，让他的外孙女可以看懂。所以，现在这些二三十岁小辈，都能朗朗上口读家训。钱復先生说，在谷歌上搜《钱氏家训》的同时，他还看到了海外内很多有关《钱氏家训》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姓钱的人写的，也有不是姓钱的人写的，大致上共同的论点就是，由于这个家训的传承，造就了钱氏人才辈出。可见《钱氏家训》对于钱家的影响了。
　　为何有如此影响？钱復先生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家训“个人篇”中认为最重要是，读书比任何事情都要来得重要，故钱家出了这么多饱学之士。说到读书，钱復说了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自己出生于北京，两岁多时因为抗战爆发到了上海，一住就是10年，所以对上海有特殊的感情。钱其琛任外交部长时，他也在对岸任“外长”。他说：“2005年，钱其琛先生约我在北京见面，那时他的身体尚好，我们谈了很久。他问我是钱王第几世孙的，我告诉他是三十六世孙。钱其琛是上海嘉定人，我顺便问钱其琛是钱王第几世孙？他说是三十三世孙，我笑道，应尊称你什么呢？他笑道，不要管他了。我还告诉这位学长，你念高三，我念初一，那时候常常罢课，你常到我们教室来说‘小朋友回家去，今天不用上课’。
　　所以你那时是我们很欢迎的人。钱先生听了哈哈大笑，然后问我回上海的学校去看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告诉我：‘这所学校现在还在，叫五四中学。如果你预备去，我来帮你联络。’三天以后，我去学校，校长把我小时候的准考证，全班同学的名册，统统都拿出来给我看。真的是感动。时隔将近57年，那些同学的名字只有几个我还记得，往事如烟矣。”
　　其二，家训“家庭篇”中，对于男婚女嫁选择对象有明确的指示。女子嫁先生，不是地位高有钱，而是要多读书、有修养、有道德。男孩娶媳妇，不是要嫁妆厚、家世高，而是要娶一个贤德淑慧的媳妇。这两点就保证了钱氏家族文化代代传承，夫妻举案齐眉，子女孝顺，努力上进。那是因为家训里早就定好了标准，只要我们的族人，能够身体力行就好。钱復说他相信《钱氏家训》是中华家风中最优秀的典范之一。
　　钱復的父亲钱思亮曾在北大任教，兼任化学系主任，后任台湾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杰出代表。钱復说，“先父就是践行《钱氏家训》的典范，他给我留下来的最大资产，就是四个字：洁身自好。”家庭教育很严格，最重要的是身教，“父亲绝不公款私用，但可以私款公用。公家的钱，绝不自己用！公家的汽车，太太小孩绝对不许坐。他老人家做了31年领导，前一半生活很苦很穷。家里经常明天买米的钱、买菜的钱都没有，妈妈要拿东西去卖、去当，换回钱才能够有饭吃。母亲讲父亲不是有特支费吗？依照政府的规定特支费一半是要用收据报销，另外一半你签个字就可以拿回来了。父亲说不可以，这笔钱是要给更需要帮助的人的。”钱復自己前后做了36年机关首长，他的特支费如果拿一半回家，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要租房子住。他跟父亲一样，所有的特支费都留在会计处，同仁中哪一个有急需赶紧拿去救急。钱復说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台湾来了一个反对党。“反对党专门找大官的麻烦。大概三年前，特支费的问题被挑出来了，几乎所有的大官名字都在上面，我不敢说我是大官，但是小弟的名字没有在上面”。这在台湾引起较大的反响。

　　兄弟三人认祖归宗
　　钱復宗长出身书香门弟，家学源远流长，其祖上就与台湾有点联系，六世祖钱公曾在清代嘉庆十一年（1806年）任台湾府知府，为当地最高行政首长。据《台湾县志》记载钱公曾参加清廷剿海盗蔡牵战役，因军功加道衔赏戴花翎。
　　曾祖父钱绳祖于咸丰八年（1858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河南各地为官，颇有政声。2012年7月，河南新野县在城市建设施工中，挖掘出《邑侯钱大老爷实政碑》，碑身被施工机械碰断。碑高164cm,宽63cm，厚16cm；碑文10行，412字，列举了新野知县钱绳祖“体察民情、大兴教育、捐俸赈灾、修葺城垣、兴修河防、创办育婴堂、办保甲以绥靖治安秩序、重修议事台、钟鼓楼”等政绩。2014年钱復应邀去河南省南阳考察，他说：“我的曾祖父在光绪、宣统年间，任河南省淅川直隶厅同知，先父在新野县出生。”
　　祖父钱鸿业曾为上海特区地方法院代理院长，在沦陷时因不屈于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被日本特务暗杀。钱鸿业临终对家属说：“我是法官，眼看国家将亡，我死不足惜，你们是学科学的，将来要报效国家。”钱鸿业殉国之事引起轰动，重庆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这在孩提时代的钱復心中，烙下了为人臣者当如何为国尽忠的深刻印记。
　　钱纯、钱煦、钱復兄弟仨在父亲钱思亮的教导下，均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也热爱家族的文化，他们到台湾后，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回到祖籍地杭州钱王祠及临安钱王陵认祖归宗。
　　2011年立夏，位于西子湖畔的钱王祠格外庄严肃穆，院墙四周披上了金黄色的飘带，印有“钱”字的醒目彩旗迎风招展，台湾三钱认祖归宗来了！这是三兄弟多年的夙愿，他们分别从美国等地会集台湾，随后一同乘飞机飞抵祖籍地杭州，开始了寻根之旅。良辰吉时，钱王祠内“五王殿”前，鼓乐钟声齐鸣，人们静穆肃立，隆重的祭祖仪式开始了：恭颂祭文，敬献鲜花，齐诵《钱氏家训》……

　　蒋公身边工作十年
　　钱復自小聪明过人，有志从政。1952年，他考上台大政治系。1959年，为了考验自己，他只身带着20美元到美国耶鲁大学求学，结果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青年时期即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1963年，钱復当选台湾首届“十大杰出青年”。他与连战、陈履安和沈君山并称“台湾四大公子”。
　　1965年5月，钱復从美国回到台湾后不久，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他，详细询问其求学和工作情况，并亲切地对他说：“以后要常常麻烦你了。”最后阶段对他进行口试的是宋美龄。口试大概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结束后，蒋介石问宋美龄：“你觉得这个青年人如何?”宋美龄回答得很干脆：“英文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从此，钱復出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
　　钱復正式踏上仕途，加入蒋介石的幕僚群。事实证明，他才子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每逢重要场合，如果由他担任翻译，总给人一种大将之风的感觉，很少有翻译不清楚的时候。
　　台湾早期，太穷太苦，依赖援助，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而那时的大陆正在遭遇“文革”。1966年11月11日，蒋介石叫钱復过去，告诉他第二天将有一个重要宣布，首先有4个字要知道怎么翻译——那便是“文化复兴”
　　Renaissance；其次，要将每年的11月12日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钱復问他原因，他说，中山先生一直对文化很重视，一个是阳明山的中山楼盖好了；第二个，鉴于大陆现在的遭遇，许多文化宝物都遭到了人为破坏，我们要保护中华文化。
　　钱復说，在蒋公（介石）的倡导下，台湾学术界更加注重中华文化研究。此前“中央研究院”、台大、师范大学已经有很好的基础，1967年后更加重视。当时台湾人不能到大陆来，很多事情的研究无从下手，但台湾跟美国往来较为密切，所以很多人念完大学选择去美国深造，像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都藏有大量在台湾无法看到的中国典籍。很多年轻学者到那里去接受教育，再回来传授这些知识。
　　蒋介石在大陆失去政权后，痛定思痛，故到台湾后特别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一些部门将人选推荐给蒋介石，他都亲自找来谈话，看走路样子，言谈举止，尔后确定培养对象。他的宁波口音较重，不苟言笑，他会客气地召唤年轻人，请坐。然后问家里有些什么人？是什么学校毕业的？近来读什么书？如读的书是他感兴趣的，会亲自与其交流，以此作为考察的手段。如谈话者被看上的，他就在名单上画个圆圈；如是不满意者，就用笔轻轻点一下，不动声色。
　　蒋介石喜欢读书，推荐指导钱復阅读他认为有价值的书，而且大都是他亲自看过的，有批注和圈点，如梁启超所著的《论李鸿章》《戊戌政变记》，沙俄时代内阁总理维持伯爵所记、由王光祈翻译的《李鸿章游俄纪事》等。钱復印象最深的是，蒋公关照仔细阅读由田村维则所著影印本《胜海舟传》。胜海舟是日本幕府末年有名的武士，1860年曾奉派率日本船舰答聘美国培里提督的“黑船”访问日本。当时日本舰艇无远洋航行设备，在海中遇到大风浪，同行者均建议折返日本。只有胜海舟认定此行奉天皇谕令，必须不顾险阻完成使命。最后他们一行狼狈抵达旧金山，忠诚完成使命。书不算长，钱復连读三遍，尔后蒋公问他读书心得。他说公职人员接到命令，必须尽一切努力完成任务，个人荣辱得失不应考虑。蒋介石听了满意地点点头，非常嘉许。
　　钱復还说，蒋公喜欢山水风光，也懂得中华古老的风水之术，弹丸之地的台湾几乎走遍。看到好山好水时，会禁不住点头示意，脸带喜悦；见到穷山恶水，一声不响，掉头就走。这让钱復颇受启发，他一边观察蒋介石是如何欣赏山水景观的，一边思考山水好恶究竟表现在何处，渐渐地，也悟出中国的风水之道。
　　钱復透露，蒋介石平时也爱看看电影，印象最深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官邸前前后后看了十几次，这个故事寄托了他浓浓的乡情。如果蒋介石挑不出喜欢的电影，就会说“放那个”。他还特别爱看由李丽华和严俊主演的传统古装戏《狸猫换太子》等。
　　蒋介石平时很少发脾气，是一位慈祥的老先生，但偶尔也有破例的。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7月15日，尼克松宣布：他即将出访中国。在宣布这一消息之前的20分钟，台湾驻美国“大使”沈剑虹才得知这一惊人的消息。这一消息公布后，台岛上下顿感震惊，可见美国人是多么的不靠谱。时年85岁高龄的蒋介石听到消息后，不禁破口大骂：“尼克松不是个东西！”

　　建言经国取消戒严
　　去年是蒋经国取消戒严30周年。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自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此举结束了国民党赴台38年来对台岛一直实行戒严的历史。而钱復，正是积极建言台湾取消戒严者。
　　钱復深受蒋经国赏识，几乎每天一上班就要他到办公室谈话，下班前也要他去办公室汇报工作，还被委以驻美联络重任。他说：1972年12月经国先生带他去金门考察，在街上看到一家照相馆，就拉他进去拍照，并且坚持俩人合影。过了几天，蒋经国亲自将照片交给钱復，上面题了“君復兄留念”等字。
　　后来，蒋经国又要钱復多用时间代他管教两位公子孝武、孝勇。钱復说自己太年轻，只比公子大10岁、12岁，恐怕不宜。蒋经国诚恳地说：“他们都很尊重你，有些事情做父亲的不便向子女说，说了伤父子感情。”于是钱復常常老气横秋给公子们率直的建议。
　　因为这层关系，钱復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劝说蒋“解严”。这件事情改变了台湾历史的进程。钱復曾先后两度向经国先生建议取消戒严，虽然当时蒋经国认为这会动摇“台湾之本”，在口头上没有松动，但内心受到的触动是极大的：钱復是他最亲信的人之一，而且钱復代表的是美国人的意见，他不得不认真考量。最后蒋经国采纳了钱復的建言，从而为台湾民主跨出划时代的一步。
　　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以确保本省治安秩序为由，而颁布：“自五月二十日零时起，宣告全省戒严”之戒严令。1986年3月钱復返台后，曾到中山楼和蒋经国谈了一小时。他利用机会报告美国政府将对台湾的人权状况认真检视，如不理想则停止军售。当时“江南命案”等事件大大影响了台湾的“国际形象”，钱復在美国直接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已看到结束“戒严”乃大势所趋，尽管这个话题在当时政治上还是禁忌的，但他仍决定冒险向蒋进谏。“这一层意思，我说了约半小时，经国先生很认真地听，没有打断我，等我结束以后，他回答说：‘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许多委屈，但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尔后钱復再次语重心长地向蒋经国进谏，希望引起他的重视。过了四个多月，有秘书到华府看钱復，说台湾正在积极处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先解决的可能是戒严问题。此后钱復又接到蒋孝勇从台北打来的长途电话：“父亲要我告诉你，他想了很久，认为还是你的意见对。”三周后，蒋经国会晤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直截了当地表示：“将很快终结此项紧急命令（戒严）。”钱復的提议终获采纳。尔后，台湾开放报禁、党禁，民主化遂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国民党的长期统治，积怨很深，那些新成立的政党和出版物大都将矛头对准当权者，重炮轰击，街头的群众示威活动也此起彼伏。但蒋经国却告诫党内干部，国民党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展现它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
　　钱復表示，他已是83岁老人了，前60年活得高高兴兴的，认为民主政治最好，一生拼命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品质与效率。他以前向蒋经国建言“戒严是不对的，是错的，不该做这个事情，民主是对的，自由是对的，你要做”。最近这个二十年，“我后悔说了这些，民主和自由到了台湾都变假的了。现在搞成了绿色恐怖，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李登辉搞“台独”真相
　　李登辉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非常重视钱復，钱復不仅有美国的背景，而且在岛内没有权力基础，不会对李构成威胁。1990年，钱復当上了“外交部长”，但随着李登辉的“台独”倾向明显，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95年，李登辉执意访美，钱復极力阻止，认为会破坏两岸关系，结果大大得罪了李登辉，被排挤出权力中心。1996年，钱復被李登辉发配到“国民大会”当“议长”。
　　钱復始终认为“大陆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上位政策”，是针对李登辉对“一个中国”政策转变，针对他的“台独”倾向。“我讲这句话是警告他的”。大陆政策在当时最高指导原则是国家统一纲领，只要有这个政策和纲领在，台湾的安全与安定可以保障，不会有任何问题。我要跟大陆统一，你怎么可以打我，外交政策换任何人主政都不受影响。想不到这些年问题变得这么严重，这样糟糕。李登辉无视台湾同胞要求发展两岸关系的愿望，无视两岸交流给台湾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巨大效益，利用“千岛湖事件”，恶化两岸关系，推行“务实外交”，拓展其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实质是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谋求“台独”。
　　所谓“千岛湖事件”，是1994年4月1日清晨8时5分，载有24名台胞游客、2名导游、6名船员的“海瑞号”游轮，在浙江千岛湖被烧毁，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海峡两岸的“千岛湖事件”，此纯属一起重大刑事案。“千岛湖事件”发生后，台湾岛内一些高官和政治人物，自4月12日开始便纷纷发表措辞强烈的指责，并以所谓“草菅人命”“土匪”等词语进行恶毒攻击，将此变为政治事件。李登辉更是以“中共是一堆恶势力，是土匪”进行谩骂和攻击；“台独”势力趁机煽风点火，鼓动“台湾独立”。4月12日，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宣布“即日起暂时停止两岸文教交流活动”“自5月1日起停止民众赴大陆旅游”。自此李登辉开始全面、公开推行“台独”分裂路线。台湾当局的举动为两岸关系和两岸交流蒙上了阴影，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蒋氏父子时代，台湾坚持“一个中国”和“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凡是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台湾一概与之“断交”；凡是中国大陆加入的国际组织，台湾必退出，不允许在国际社会搞“双重承认”和“双重代表”，形成“两个中国”。
　　李登辉主政以后，改头换面，推出了“务实外交”“银弹外交”“经贸外交”“政党外交”“度假外交”等等，并强调“务实外交要重里子，不要重面子”，与许多国家发展了“官方”或“半官方”的实质关系。
　　李登辉推行“务实外交”的目的，在于打破涉外孤立局面，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与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质关系，谋求“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最后在国际上造成“双重承认”的事实，形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1988年初，李登辉亲自出马，以“台湾来的总统”的身份访问新加坡，名义是“度假”。这是国民党退台以后，台湾地区“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无“邦交”的国家，事后李登辉对记者说：“台湾来的总统”，“这样称呼虽差强人意，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并且表示，不管哪个国家，以什么名义邀请，他都愿意前往访问。
　　1989年，李登辉利用欧美反华的机会，对“弹性务实外交”更加狂热。他在会见联邦德国学者时称：必须承认现阶段台湾当局“治权无法有效在大陆行使的事实，承认这项事实及寻求突破在外交上的限制，将有助于台湾重返国际社会”。于是便频频出击，仅从1989年7月至1990年5月，即利用优惠贷款、经济合作、技术输出等手段，先后同与中国大陆有邦交的格林纳达、利比里亚、莱索托和几内亚(比绍)等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使“邦交国”由原来的22个增加到28个。
　　李登辉频频出访，其目的是多元的。第一，他要让世界知道“中华民国在台湾”。他出访过程中不止一次讲，“存在才有希望”，“爱拼才会赢”，“在这里我与各国总统平起平坐，就凸显了台湾的存在”。第二，用金钱稳住“邦交”。李登辉每次出访大多带着台湾“中央银行”总裁，台湾媒体形容李登辉的出访是“送钱之旅”。据台湾公开的资料：除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外，李登辉每到一个国家都要给几千万美元的贷款或援助、捐助，有的国家只有几十万人口，伸手就要3500万美元，若不给马上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仅1994年5月中南美洲和非洲的4国之行，就累计花去1.13亿美元。
　　钱復认为，亲日附美是李登辉“务实外交”的主轴。实现访美、访日是李登辉的最大心愿。亲日是“台独”势力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李登辉“亲日情结”的本能体现；附美则是“台独”势力所依赖的靠山。为此，李登辉积极配合美国和日本的亚太战略，鼓吹建立“亚太安全体系”，并为日本政府官员将台湾划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地域范畴而叫好。在位时，李登辉曾四次策划访日，都以失败告终。直到2001年终于在第6次以“看病”的名义去了日本，圆了“访日”梦。其实他去看病是假，搞“台独”是真。
　　原本第二次“辜汪会谈”，定在1995年7月上海举行。之前钱復向辜先生做了很长时间沟通，辜先生用便条纸写蝇头小楷，记了厚厚一摞。他说，我都记下来了，但是我还讲不出来，开会时你派个顾问给我。钱復说，没问题，一定。但李登辉一定要去美国康奈尔，毁了这一切。一直到1998年才进行第二次“辜汪会谈”。所以，钱復说：“天底下的事情，谋事在人，我一定尽我的能力去做，但成事在天，没办法。我为了这桩事，除了口头之外，还有过14页的正式文件给李登辉，告诉他不可以去，去了以后有什么样严重后果。他不听，不听我就辞职，他又不许我离开。对我来讲，那一段日子很辛苦，我一直觉得这是让两岸关系没有能够顺利进行的最严重事件，也是我最痛心的一桩事。”

　　1995年6月，李登辉终于用重金敲开了访美的大门。为了打通访美的关节，从1994年起就花巨资雇佣美国著名的游说公司——卡西迪公关公司，到美国国会山政治游说。原定年酬金150万美元，后因成效显著，增加到350万美元。在巨额金钱的诱惑下，卡西迪公司说服了美国参、众两院中大多数反共、反华的议员，通过了联署邀请李登辉进行“私人访问”的决议。据香港媒体透露，李登辉为了访美，仅1995年就花了28.1亿新台币，约合1亿多美元。卡西迪公司在攻下国会议员的同时，还把政治游说直指关键人物克林顿。卡西迪公司通过华盛顿的重要人物向克林顿保证：只要同意李登辉访美，1996年克林顿竞选连任总统时，台湾将给予巨额捐献，作为其竞选经费，不会少于5000万美元。李登辉还向康奈尔大学捐赠250万美元，条件是该校要颁给他杰出校友奖，并在欧林讲座中，邀请他担任主讲人。李登辉投机取巧访美，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

　　李登辉访美，主要目的是动摇美国“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特别是6月9日他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中，16次提到“中华民国”。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麟徵曾对李登辉此行的表现评价说：就国际宣传效果而言，他无疑是一个“两个中国”的“超级推销员”。美国则称他是“麻烦制造者”。李登辉访美后，两岸关系严重恶化，他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为名，行分裂祖国、谋取“台湾实质独立”之实，因而其做法已经危及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危及台湾社会的稳定。钱復认为，李登辉的倒行逆施、分裂祖国，不得人心，必然遭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反对。李登辉宣扬两国论，推行“台独”，终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近年来，我与钱復宗长交往甚多，他的言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一名睿智博学的外交官，他的敏锐，他的智慧，他的思想，他看问题的视角，他的为人……都深深地感染我，让我欣赏，也让我醒悟。每次与钱復宗长见面，他都会谈到祖先的功德，“江浙一带五代十国的吴越国，在赵匡胤南征北战、建立北宋时，以武力消灭了8个国家，仅剩吴越国。当时的吴越国经济富庶，兵强马壮。吴越国钱姓国王，为使生产力免遭破坏，生民不被涂炭，主动放弃王位，纳土归宋，由此中国和平统一。钱弘俶作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第一人，其智慧、勇气和胆识，令世人景仰。此乃开辟了人类文明史上和平统一的先河，值得后世借鉴”。
　　慎终追远，不忘祖恩，海峡两岸钱氏后人，语同声、枝连理，文共宗、血同源，共同努力推动着两岸和平发展和交流合作。今年春天，书法艺术版《钱氏家训》线装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钱復宗长直接指导并撰写长序。他在序言中指出：“望读者诸君在阅读、践行钱氏祖训的同时，欣赏书法艺术，让中华优秀文化代代相传，弘扬光大。”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钱復宗长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他虽经历了政治的潮起潮落、人生的云卷云舒，但他始终恪守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温文尔雅，包容谦卑，成为钱氏后人学习的楷模。

　　钱汉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编审

　　2018年5月8日写于海上长城大厦

　　原文《钱復见证海峡两岸风云》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5期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新媒体 实习编辑 钟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