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澄之年谱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一句俗话，也像一条真理。
　　中国古代散文流派之一的桐城派，出在安徽桐城，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枞阳县。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和姚鼐，都是桐城人。桐城派也有四祖之说，另一位戴名世也是桐城人。对桐城派的研究，大都要追根溯源，考据到更早的一位人物头上，他就是桐城人钱澄之。还有一位是钱澄之的同乡挚友方以智，方以智与钱澄之同被称之为桐城派的先导。你看看，桐城这个地方确实了得！这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
　　我有幸在《钱澄之年谱》付梓前读到这部书稿，这是因为在枞阳这一方水土上，有我的军中同事钱奕珠先生，他是这部书稿的第二编撰人。我记得奕珠同年入伍的那批枞阳兵，有好多才子，还出了一位将军。奕珠也是当年军中的笔杆子，到了地方之后，并没有派上用场。想不到的是，待在社会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竟然自我修炼为吴越钱氏历史文化和谱牒文化研究专家。支撑这顶专家桂冠的是，奕珠先后编著出版《枞阳钱氏八百年》、《吴越史记》、《吴越国王年表》，执笔编纂七部二十卷650字的《枞阳钱氏合修流光宗谱》及《吴越钱氏镜水公支谱》等钱氏支谱。奕珠先生整理续编的《钱澄之年谱》，是他作为钱澄之后裔，对吴越钱氏历史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也是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一大贡献。
　　恕我孤陋寡闻，以往对钱澄之知之甚少，经过多天恶补之后，我以为钱澄之的文学成就，远远超出桐城派的三祖或四祖。而且，他在诗学、易学等领域，都有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而且，他的以诗记史，他的《所知录》，对于研究南明和清初历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为什么钱澄之的名声，又远远不及桐城派的三祖或四祖呢？
　　本来《钱澄之年谱》收录了《清史稿》中的钱澄之小传，我还是较真地在《清史稿》中查阅了原文。一查就查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我最先在列传中查找到的是方苞，因为他入仕了，所以他的名字非常靠前，夹在一些满族人名中间。继而在文苑类，依次找到戴名世、刘大櫆和姚鼐。在儒林和文苑两类中都没有钱澄之。我硬着头皮继续找下去，原来，钱澄之和方以智，都在遗逸类。遗逸是个什么类别？史稿在这类人物最末一位谈迁小传的结尾处，写有这么一段话：“明末遗逸，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不为，发愤著书，欲托空文以见志，如迁者，其忧愤岂有已耶？故以附于各省遗逸之末。”原来是这么个道理。
　　钱澄之字饮光，晚号田间，多种著作以田间冠名。从本书附录可以看到，钱氏同时代学人对其评价甚高，四川学人唐甄在《田间文集序》中写道：“出于险，终于穷，不丧所守，而能成其学，吾罕见其人，饮光先生有焉。”唐甄又借题发挥写道：“今世之所谓学者，误矣：多诵广记，博征肆辩，附缀多端，自谓雄文盖世，而不知其犯吾警也。”唐甄批判的现象，到如今依然比比皆是，看来给钱澄之点个赞，颇具有现实意义。
　　钱澄之存世的年谱有多种，其母本皆为《钱公饮光府君年谱》，其编撰人钱撝[改简体]禄，为钱澄之之子。府君是对已故者的敬称，由此可以推断，钱撝禄为其父编撰年谱，是在其父谢世之后，或在谢世之后编定。这部年谱只编撰到钱公六十一岁，而钱公享年八十有二，还有二十一岁一直空着。作为钱公后裔的奕珠，不以学历却步，深信学历不等于学力，慨然为先祖钱公续了后二十一岁年谱，并对前六十一岁年谱增补了大量注释，可谓功莫大焉。
　　《钱澄之年谱》当然的第一编撰人钱撝禄出生于1657年，续编撰人钱奕珠出生于1947年，前后相距290年。如此长的历史跨度，语言差异性自然太大，奕珠的续编稿与撝禄的母本，叙述语言能够贯通吗？通读了全本年谱，我的感觉是文气一气呵成，不存在代沟。奕珠编撰的史料依据是钱公晚年的诗集和书信。钱公有以诗记史的习好，诗作又极为宏富，纪实性也强，而遗存书信无疑记载了他的生活轨迹。奕珠先生采用摘句式编撰法，实实在在地填充了钱公后二十一岁年谱。尽管年湮代远，我对钱奕珠先生笔下的文字，深信不疑。有了这样一部完整的钱公年谱，对于钱公世系认祖，对于钱学研究的继往开来，将都提供大大的便利。贤哉，奕珠！仰不愧于钱氏列祖列宗，俯不怍于枞阳一方水土。
　　一点读书心得，忝为序。

　　刘富道

　　2019-1-5写于武昌

　　刘富道，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长江》丛刊主编。国家一级作家。著有长篇传记《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汉阳事件》《汉口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