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村：绵州诗魂传千古 ——《孙桐生诗集辑注》序
清道光四年，岁在甲申。西蜀绵州城内孙家巷，有一男婴呱呱坠地。以其生年适符，故名“桐生”。桐生之父文骅，年六旬晋一，老来得子，喜不自胜。视为掌中宝，自是疼爱有加。精心养育，望其“克肖于将来”。后果其然也，以诗才、学识显耀当时，以循吏、教育家、出版家、尤其红学家扬名后世。乃至于天运甲辰春三月，值其二百周年华诞之际，绵州吏民群集而纪念之。时有好学之士名胡证川者，本公门中人，且长期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然性喜文史，酷爱风雅。退职后机缘巧合，介入孙桐生研究，从此不能自拔。后积十数年之功，撰著出版《孙桐生年谱长编》；并经多方搜寻、四处查考，得孙诗五百余首，初加校勘，汇成《孙桐生诗集辑注》，欲付梓以为会议资料之用，嘱予作文以记之。
噫嘻！予来绵工作生活久矣，闻孙桐生大名已多年，然只知有红学家孙桐生，不知有诗人孙桐生也！捧读大著，爱不释手；夙兴夜寐，依依不舍。予生东坡故里，自幼爱好诗词，平生所阅诗夥也，窃以为天下好诗皆已过目，讵料世间尚有如此绝妙好诗，不禁掩卷长叹！
诗人孙桐生，出生官宦门第，乃世代书香之家。其父文骅，其侄儿兼同窗梦华，皆擅诗。孙桐生在其编篡之《国朝全蜀诗钞》中录梦华诗168首，《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录有《梦华遗稿》，收其诗草一卷、诗余一卷、赋钞一卷，俨然大家也！桐生之天资才气，实不亚于其侄。自谓“余自束发受书，即耽吟咏”，一生作诗无数……然其诗作却极少载之于书、传之于世，仅在踵其《国朝全蜀诗钞》后之《续钞》中存诗六首，致其诗名不显、其名不扬，乃至于不为世人所知，岂不怪哉？！
予观孙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各体兼备，气象宏大，格调高雅。不惟山水田园、羁旅穷愁可入诗，人生聚散、悲欢离合亦可入诗；不惟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时一地一事一景可入诗，一书一画一文一策、一觞一咏一唱一叹，似无不可入诗者！且诸体兼备，各体兼擅。既有长篇大论、长枪大戟，亦有单词小言，小巧玲珑……读孙诗犹如读一部中华诗歌史！从诗经、楚辞、汉乐府，至六朝骈文乃至于唐诗、宋词、元曲，似皆能找到与之对应之篇什！此番感受，盖予平生未之有也。实乃卓然一家，前无古人。然就总体而观之，诗人偏向于作长诗写律诗，尤好长篇大论；动辄十数首、上百言，乃至数百上千言，如七律《无题（三十首)》，五言排律《生日述怀一百韵》，字数为杜甫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两倍，读之不禁令人叹为观止！盖因诗歌体量大、内蕴丰，自然显出宏阔之气象。再加之对仗工稳，音韵铿锵，读之教人心旌摇荡。或威武雄壮，气吞山河；或沉郁顿挫，长歌当哭；或委婉迂徐，缠绵悱恻，欲说还休而不能自已。
山水纪行诗，乃本书之主体。其所占诗题之多、数量之大、篇幅之长，无出其右者。坡公云，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耳听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然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答曰：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不同。此乃普遍之规律。较之心性敏感复又才华横溢之诗人孙桐生，何其甚也。其诗集取名《楚游草》，“顾诗以‘游’名，是诗之得力于‘游’也。游愈苦，诗愈奇；游愈贫，诗愈富；游愈龃龉，诗愈活泼；游与诗，相反适相成。”征之以历史，诗人与诗歌，永远在路上！遑论李杜苏孙，尽皆如是——“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呜呼！！！
孙桐生天资聪慧，五岁发蒙。然九岁失怙，幼孤而家贫，犹不废书，靠力学终至显亲扬名。咸丰二年（1852年，二十九岁）登第，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散馆，选为湖南安仁县篆，赴任途中因兵燹战乱而被迫放弃，呈请开缺回家。咸丰五年二月受聘主讲岳池凤山书院，至十一月解馆。其间与诗僧昌言等同游华银山，悟道参禅，迭相唱和，得诗约四五十首，都为一卷，好友顾霁崖捐资刻为《游华银山诗钞》。咸丰六年赴京谋职，因经济拮据，使部费设措维艰，被发往原省，坐补原缺。是以咸丰七年（1857年丁巳）春，孙桐生“以乞食重游湖湘”。二月解缆，舟行赴楚；一路即景抒怀，吟咏不辍。及至四月中抵长沙，共计得诗四十题六十余首——与八百年前（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三苏父子水路出川，“江上同舟诗满箧”极相类！其歌诗之质量成色，亦可与之匹也。所不同者，三苏乃举家同行，而孙氏因资斧太乏未携眷，孤旅片帆，形单影只，故诗亦多相思离愁也。
孙桐生之山水诗或曰峡江诗，份量最足、最值称道者，为《峡中山水甚奇，诗以状之》，既气势磅礴，浩瀚无涯，又变幻莫测，摇曳多姿。次乃《过东阳滩》《过叶滩》《新滩》，连写三滩，滩滩皆不同：或猛浪，或峻疾，或险骇，写景状物，各臻其妙，教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过目难忘！《登岳阳楼放歌》继之，实乃《峡江行旅》山水图轴压卷之作。文体大变，以歌行为主体，辅之以辞赋。烟波浩渺，莽莽苍苍；野旷天低，茫无际涯。仿佛黄河之水天上来，又恰似滚滚长江破三峡，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百折不回，一泻汪洋……其妙在一个“放”字而已矣！古人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天地之间有大美，寄情山水得真诗，诚不我欺也！
孙桐生之诗艺非凡，直欲与诗坛圣手李太白、杜子美、苏东坡比肩并驾而不落下风。其《峡中山水甚奇，诗以状之》《登岳阳楼放歌》，可比之于坡仙之《百步洪》、诗仙之《将进酒》《行路难》或《梦游天姥吟留别》，堪称名篇佳构。内中之奥秘，止在于其擅用绘画之手法，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予以描摹、刻画与呈现，“不能作画写长句，以诗代画良足嘉”，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构思巧妙，想象奇特；语言瑰丽，意象迭出。其意境、格调与气势，或雄奇瑰伟，或险峻超拔，或幽深杳邈……胸中丘壑，笔底波澜；诗未出而律先成，言有尽而意无穷——景美诗美心美，美美与共；壮美秀美优美，美不胜收！
孙桐生不惟诗人，亦为学者、政论家、文学理论家与文艺批评家等，多种身份兼而有之。其在诗歌乃至文学创作与批评方面，力主“性情”，并为此提出“性情为根文为华”之文学观点与理论。认为“文章者，性情之华也。性情不深者，文章必不能雄奇恣肆——犹根底不固者，枝叶必不畅茂条达也。”鉴于“人各有性情，不规于一统”；而“情根于性，情真者性必真，情伪者性必伪；小可见大，识表可测里”，“因情识性得金丹”。是故，歌诗乃至文学作品之创作，贵在真——性真、情真，要笃于真性情而为诗、为文，求真心、抒真情。其以此指导实践，创作出大量优秀诗歌作品；并以此为标准知人论诗、选诗编诗，编出巴蜀清诗“应登首席”之集大成者《国朝全蜀诗钞》。
孙桐生重视真性、真情，提倡以真性情写诗，主张本乎人情，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如其叙写离情别意之五古《别家人》，俱为内心真实情感之自然流露，愁绪千万结，感人至深！《壬子京师奉怀熊丽堂却寄》《将归绵州述怀留别岳池诸同好》《送王奉齐明府归里》《赠刘子重兼志别》诸篇，皆含思宛转，情韵悠长。《瀼渡口阻风》《行路难》《洣泉杂诗》《长沙杂感》《凄江述怀》，叹世道之艰难；《饥民叹》《苦雨叹》《平粜行》《征妇怨》，哀民生之多艰，皆力追正始，笔有千秋，“此不待选而后传者也”，如其言，如其言！而《江上人家》《野兴》《苦雨写闷》《家人生日》《山行》《春兴》《咏兰》诸篇，又别开生面，淳朴自然，清新超妙，充满生活气息与人情味，咀英嚼华，令人回味无穷。
与此同时，作为学者兼政论家之孙桐生，挥动如椽大笔，对当时发生之若干重大事件作记并发表评论，成书八部，近百万言。如《未信编》《未信续编》《未信余编》以及《永鉴录》《郴鉴录》《郴案日记》《福源公案》《湘中时政》，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制以及选人用才、整顿歪风、清廉吏治等等诸多方面。潭州李湘南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其为国计也，乃同贾太傅之长篇定策，张子房之借著陈筹。其恤民瘼也，宛如关部监门之流民绘图，杜少陵之石壕致咏。其痛陈时弊也，发奸摘伏，抉小人之肺肝，纠谬绳衍，寓诛伐于笔削，由斯言也，砥柱中流，不足挽狂澜于既倒哉？……朝野庸庸，共为自了，所以皆缄口结舌而无言，迂民不顾也，抱磊落抑郁之奇才，拔剑砍地；代社稷苍生而请命，搔首问天。《未信余编》之作，乌能已呼？……斯编流传千古。”
孙桐生之感时论政诗，与其政论文一脉相承。如其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履任福安县令时所作之《感事（十二首）》、为石泷迂叟作《愈读书歌》《于役郴州道中口占》《阅明史感东林复社诸贤事（五首）》及《俗吏篇》；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仲秋解安福篆将之桃源时所作之《留别士民（八首）》；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在桃源县令任上所作之《滇警（十八首）》。或纵论时事，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官场腐败，斥责朋党倾轧、庸人误国；或感时伤怀，顾影自怜，对朝廷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卖官鬻爵、跑部钱进，表达强烈不满，感叹世风日下、人心凉薄、善恶颠倒之社会现实，抒发仕途艰险、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苦闷心情……
比如其在《苦雨写闷》中唱道:“乾坤何昧昧，世运只昏昏……人心思乱易，天意向明难。”又在《阅明史感东林复社诸贤事》诗中说：“世已无廉耻，吾宁自蹈之。不图中国运，竟赋下泉诗。气节销难尽，干戈定几时。可怜天帝醉，问亦不能知。”诗人对此痛心疾首，却又感到无所措手、无能为力：“既倒狂澜须共挽，将倾大厦问谁支？”（《题李少山军务权衡策》）于是禁不住忧思伤怀，独怆然而涕下：“乱世官输奴仆贵，深山神让虎狼尊。要知家国无穷恨，检取青衫湿泪痕。”（《重有感》）进而在《俗吏篇》中，形象生动描摹官场众生相，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将官僚集团之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在《楚游草》卷二开卷之《感事》诗中，诗人又说：“红巾未已又长毛，杀运东南总未消。投笔我思班定远，筹边谁是李文饶。……风急始知高处险，时危方识将才难。无功也觉军中乐，有冠都从壁上观。……自古庸人误国多，太阿旁落竟如何？兵权散处全无主，议论成时已渡河……”对于同治年间震动全国之滇乱，诗人连写十八首诗进行分析和评论，对其中令朝野震动之陕西巡抚邓尔恒及云贵总督潘铎被杀案，诗人评论道：“金印煌煌肘后悬，军门威望拟神仙。三年毕竟难求艾，一德何能竟格天。料理恩仇归劫运（自注：“潘制军、邓中丞先后被害甚惨。”），商量朋党制中权。可怜君国谋谁任，卖尽封疆不值钱。”诗人甚至认为当时之 政局，与明末清初李自成、张献忠以及“三藩之乱”有一比——“追思二百年前事，又是阴疑阳战时”……
凡此种种，皆直截了当，观点鲜明，同时又引经据典，博古通今，纵横捭阖，气贯长虹，极具史才、史识和批判之锋芒！同时亦显示出诗人丰富之学识与高超之语言驾驭能力。孙桐生在《楚游草·自叙》中坦陈：“诗中乡愿，仆不敢为。独念渺尔一身，生长乱离，遭时患难，殷忧时事，愤懑尘浊，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谁愬，抽心发蕊，削笔成鋩。辟之深秋永夜，凄风苦雨，纠结于气，宣鬯于音，络纬嘶风，孤蛰吊月，恤恤乎？愀乎？攸乎？予亦不自知其忧思之深也。嗟乎！些殆有莫之为而为者乎？”
常言道，诗言志、诗缘情，而言为心声。由是观之，诗人之于写诗，有诸多迫不得已之苦衷。鉴于孙桐生仕途不顺，长期沉沦下僚，偃蹇蹭蹬，尚不时遭人排挤、压制、暗算和打击，其窘迫无状、求告无门，郁郁不得志之悲戚境况，可想而知！其写诗也多为抒发内心之苦闷，排解孤独与寂寞，是故多沉郁顿挫而少慷慨悲歌。正如其在《于役郴州道中口占》诗中说：“世乱民弥苦，官多品不尊”；又在《写闷》诗中唱道：“踏遍青山白发生，英雄何计破愁城。身如老骥才难尽，心似弹棋局不平。量浅也能谙酒味，官卑莫虑掩诗名。幽怀不为离骚助，何事吟成变徵声。”再如他在《偶得》诗中说：“忧患生来因识字，天真丧尽是为官。百年悟彻都如此，那用重寻绛雪丹。”又在《凄江述怀》诗里唱道：“百里代庖今作令，十年执戟尚为郎。万事累身因吃著，一生难学是逢迎。等闲白眼谁能识，我是穷途阮步兵。”
相较之于李太白之狂放、苏东坡之豪迈，乃至于杜子美草堂诗之温婉，犹添几分苦涩、愤激与哀伤！因此集中所录之诗，少清新明快之作，即如即兴、漫兴、放歌之诗题，亦不多见！也惟其如此，才是他孙桐生，世间少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一无二之孙桐生。也因之在中华诗歌史上，应有他一席之地！至于其诗歌何以不传，全清诗汇、诗钞、诗集何以不载，诗名何以不显，与其官没当大、家庭经济条件拮据，不无关系；同时亦与其诗用语太过考究、用典太多太频，显得不那么通俗易懂、和蔼可亲，密切联系。
孙桐生混迹官场官三十年，其间三任县令、两任太守、一任两州（衡州、岳州）榷局，尽管“所历皆有声”，但因其始终坚持直道而行，“不为势屈，不为利诱”，曾两度罢官，终其一生都没有调离湖南，获得进一步之升迁！世道虽无情，然苍天有眼！他晚年毅然挂冠归里，主讲绵州治经书院长达十余年，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大批英才；又默默无闻，孜孜乾乾，夜以继日忘我劳作，历经二十余载寒暑，整理、校勘、刻印、出版国故方志及艺文典籍，虽倾家荡产，亦在所不惜……因其艰苦卓绝之努力，以其为巴蜀文化传承与发展所作出之重大贡献，赢得后世之爱戴与敬仰！最后以八十一岁高龄辞世，安息在绵州大地，父母之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之吾等，何其幸也，与有荣焉！！！
一第早应成废物，千秋谁定作传人？
莫将文字惊流俗，也有奇愁动鬼神。
——孙桐生《长沙杂感》）
先生且休矣，吾道或非耶？
一掬匡时泪，难禁落暮笳。
——孙桐生《阅明史感东林复社诸贤事》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天不丧斯文，巴蜀有桐生！
绵州诗魂传千古，吾辈自是后来人！是为序。
东坡故里人语村
公元2024年3月31日沐手燃香序于绵州三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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